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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年轻的皇帝踌躇满志，意气奋发，很想有一番作为，然而此时，外部的北辽和西夏虎视眈眈，不断侵扰，内部财政状况堪忧，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弱冠之年的神宗皇帝想通过“变法”来改变现状，便启用了时任江宁知府的王安石来主导。 王安石这个人很有才华，二十二岁便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后历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职，在基层历练了很多年，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外放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民间的疾苦，了解目前朝廷存在的问题，还曾给时任皇帝宋仁宗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革除目前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唐玄宗等人只图眼前的“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可惜的是，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王安石很郁闷，便以母亲病逝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 宋神宗即位后，面对困境，准备以改革来破局，大胆启用并召见了王安石，两人彻夜长谈，王安石发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宋神宗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于是便应允出任参知政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史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主要主要体现在他给神宗皇帝的奏议《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富国”，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和兴修水利法，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兴修水利，全面清丈土地，均平赋税，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农民实际收入，充盈国库，缓解社会矛盾。二是“强军”，推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维护农村社会治安，提高军队士兵素质，提高战马和军械的数量和质量，增加军队战斗力，彻底改变北部和西北边防面对北辽和西夏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三是“治吏”，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扩大科举考试名额，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有识之士，修撰儒家经典，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 客观上来讲，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朝廷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军事实力明显提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在与西夏的交战中，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这在宋夏交战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也说明王安石的变法确有成功之处。 王安石变法尽管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但朝廷中反对的人很多，主要有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苏轼、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等，可以说保守派的势力也是很强大的。所以，王安石变法如果没有神宗皇帝的鼎力支持，是不会取得一定效果的。 当然了，有反对派的监督，有时也是好事，只有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身正不怕影子斜，就不会有大问题。
王安石推行变法，身边肯定有很多政治理念相同的志同道合者，王广渊就是其中一位。 王广渊，字才叔，大名成安（今河北成安）人，进士出身，学识渊博，为人耿直。在他任齐州知州的时候，恰逢春播季节，而当地百姓却十分穷苦，一些富户趁机兼并土地，大放高利贷。王广渊听闻后，便向朝廷建议，从上交的钱帛中留下五十万，以低息贷给贫民，不仅解了百姓燃眉之急，还可年获息二十五万。他的这种方法与王安石的“青苗法”不谋而合，于是正在实行变法的宰相王安石便将王广渊调至京城任京东转运使，委以重任，王广渊也决心不负众望，追随王安石大干一番。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王广渊在京城推行变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右正言李常、监察御史里行程颢等人纷纷向神宗皇帝上奏弹劾他。王安石便向神宗皇帝写了个奏折《为上言广渊在京东功状》，替王广渊开脱，其中写到：“广渊为人，诚不可知，然见陛下欲责功实，乃能趋附，以向圣意所在。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恐不当罪其迎合也。”意思是他这个人的人品我并不是很了解，但是他看到陛下想要做什么，想要建功，想要立实业，所以他就能够把握住皇帝的喜好趋附。古代的时候设置官员，其目的是为了宣传君主的好恶，以便老百姓顺其所好，避其所恶，所以这个并不能当成他的罪过。 王安石的奏折中无意识的揭露了一个官场长盛不衰的秘密，那就是要学会“向上趋附”，这和过去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其实是一个意思。自古到今，只要在官场混，就要遵守官场的规则，这些规则，有明有暗，明的都写在书上，挂在墙上；暗的一般都不能摆在明面上，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守。上面喜欢什么，大家就做什么，上有所好，下争相仿效。
王安石号称“拗相公”，也就是通常说的一根筋，他为了变法，提出了“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面对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面对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从效法，面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应当说，对于变法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以及牺牲的准备，然而，为官几十年，在推行变法的时候，他仍然要考虑皇帝的感受，要对皇帝的喜好进行“趋附”，这不能不说是古代为官的真实体会。 其实，岂止古代，古往今来，只要踏入官场，进入仕途，就要遵守所有的明规则和暗规则，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以自己的喜好来当差办事，向上管理，了解上级的喜好，对其进行“趋附”，就成了一门必须掌握的必修课。学得好，拿捏得好，你就会在官场风生水起；学得不精，不会拿捏分寸，你就会处处受到掣肘，寸步难行。尺度如何把控，全凭自己的悟性。 然而，话虽这么说，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也很大，一是上级的喜好不会轻易外露，说的话云山雾罩，办的事遮遮掩掩，一般人看不清，这个喜好不好把握；二是上级的喜好随时会变，今天喜欢酸，明天喜欢甜，后天又说咸一点更好，你就不好把控了；三是尽管这是个暗规则，你能知道，别人也能知道，你能打听到上级的喜好，别人也能打听到上级的喜好，或许你打听到的时候，别人已经办完了，你前面所有投入的精力，做的准备，成了无用功。 说到底，只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向上管理，对上级的喜好进行“趋附”就不可避免。因为在官场，你想要有一番作为干一番事，都需要资源，而上级就是掌握资源的人，所以能成事的关键就是要说服上级给自己多分配些资源，而要说服上级，就必须了解上级的喜好，说他爱听的话，办他想办的事，讨上级的欢心，这样才能“骗取”更多的资源，办成自己想办的事。
古往今来，所有在官场上混的人，莫不遵从这个法则，没有例外。混得好，就是对上级喜好了解得深；混得不好，要么是不了解上级的喜好，要么是不解风情；混得差，那就是情商不够，不会办事了。 然而，话说回来，这样的社会风气，这样的官场规则，这个社会能好么？ 回来还是说王安石和王广渊。经过王安石的申诉，神宗皇帝认为王安石说的有道理，王广渊的确有才干，想干事，于是不仅没有治罪，还把他改派到河东，提升为宝文阁待制，任庆州知州。 坏事变成了好事。所以官场的暗规则不可不察。 话已经说得很白了，希望能给所有在官场混的人有点帮助，也祝愿大家都能在官场混得游刃有余，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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