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23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收到一位卖芝麻

1959年10月23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收到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来信，向他请教英国的内阁制与美国的总统制孰优孰劣的问题。

胡适接到信后，一看寄信人姓名，素不相识;读完了信，才知他名叫袁瓞，江苏清江人，高中肄业，49年流落台北，卖过豆腐，做过店员，后以卖麻饼为生。胡适认为他在做饼卖饼之余，竟能在业余时间勤奋自修，钻研各国政体问题，觉得十分难得，便亲切地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丘吉尔在 1945 年离开唐宁街 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二十五夜

10月31日，胡适又约袁瓞到南港中研院当面晤谈。见面之时，胡适拉着袁瓞的手，高兴地说，你这么年轻，真出乎我的意料，从你的来信，还以为你40岁以上呢。

袁瓞把带来的手巾包打开，里面10 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他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

胡适接过饼，拿起一个便吃，脸上现出晚年少见的快乐。胡适感慨道，袁先生你身居茅屋而心怀天下，最难得的是保持一片赤子之心。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畅快，胡适还不忘对他的年轻朋友宣讲和平的改良主义，他说:
“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随后，他们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和别的小朋友一起游戏，后来到美国进康奈尔大学，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说他自己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听说台大医院里新到了一批钴六十，可是太贵，诊治不起。胡适听他一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胡适本是忙人，两人聊了两小时之后，有外宾来访，袁飚怕耽搁了胡适的公事，便告辞了。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也就放心了，但他很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胡适呢，也常记着这位小贩朋友。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他的朋友梅贻琦也正住院，就在隔壁的一间病房。一日，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着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胡适天真地以为偌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迎新院士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

前往祭吊和送殡的人群，可谓人山人海。台湾《民族晚报》记者在胡适追悼会上见到一位十分悲痛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孤零零地站在灵堂那儿，在人头攒动的学者和文人堆里显得特别突出。职业的敏感，让他打听对方是何许人物，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故事，原来台北街上一个叫卖芝麻饼的小贩，却与大名鼎鼎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有两年多的交往情谊，感到十分惊奇，便与袁瓞约定次日前来采访。第二天采访结束，记者立马赶回报社，写成了《博士与麻饼小贩》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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