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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文化起源非常早：《诗经》中有四篇古诗是以大雁为主要的叙述对象、《周易》中的“渐卦”通过对大雁习性特征的描述来象征人的命运、战国末期著名美男子、辞赋家宋玉在《九辩》中提到：“雁雍雍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汉武帝《秋风辞》中的“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兮雁南飞”等均与大雁有关。 而衡阳大雁文化则起源于东汉时期，张衡（发明地动仪那位）在《二京赋》的《西京赋》“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一句中指出，北雁南飞去的地方便是衡阳，他在五十岁所作的《鸿赋》的“南寓衡阳，避祁寒也”一句中进一步指出，衡阳是大雁的家。 后来，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玚接受了这一观点，他在建章台公宴时给曹丕的献诗《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中写道：“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南北朝时期，刘孝绰也认同张衡的观点，在《赋得始归雁》中有“洞庭春水绿，衡阳旅雁归”的诗句。  接着，庾信《和侃法师三绝诗·二》中“近学衡阳雁，秋分俱渡河”一句首次以衡阳雁来指代大雁，这对衡阳大雁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此后衡阳雁便成了大雁的代名词。隋朝时，受到大雁文化的影响，南岳第一峰、梁武帝赐名的“烟雨山”改名为“回雁峰”、山上的“乘云禅寺”改名为“雁峰寺”，而衡阳也逐渐被称为“雁城”。  自从隋唐时期衡阳大雁文化兴盛后，它便在众多文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如李白《菩萨蛮·举头忽见衡阳雁》：“举头忽见衡阳雁，千声万字情何限”、杜甫《归雁二首》：“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文天祥《咸淳甲戌第二朔予道槠洲里笔畋方谏自长沙来》：“君为湘水燕，我作衡阳雁”、范仲淹《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王昌龄《寄穆侍御出幽州》：“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王安石《送刘贡甫谪官衡阳》：“万里衡阳雁，寻常到此回”、温庭筠《赠僧云栖》：“衡阳寺前雁，今日到长安”、孟贯《归雁》：“春至衡阳雁，思归塞路长”、康熙《恭挽大行皇后诗四首并序》：“雁断衡阳声已绝，鱼沉沧海信难期”、毛主席《五古·挽易昌陶》：“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等。 除文学作品外，衡阳大雁文化还影响到其他类别的艺术，如：宋朝画家宋迪《潇湘八景》中的《平沙落雁》便是依据衡阳雁落沙州的景象所作，南宋琴师郭楚望借衡阳雁抒发自身的情操而作古琴曲《秋鸿》。  宋迪《潇湘八景》（第一幅为平沙落雁） 大雁文化之所以盛行千年不衰，与大雁的品德及其自身的悲剧特质有很有关系。大雁被认为是五常足备的动物（儒家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大雁成群结伴迁徙时会将老弱的同伴置于雁队中间便于照料，这是仁义的德行；在停歇休息时，雁队中最小、最机警的大雁（称作雁奴）会进行巡逻，保卫其他同伴的安全，这是智与义的德行；自苏武、郝经一假一真鸿雁传书均获救后，大雁逐步演变成了五常中“信”的化身；而基于信义，古时结婚的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均要送大雁为礼，纳征（彩礼）的钱还叫做雁币。  大雁的悲剧色彩之一是大雁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其中一只死去后，另一只要么在孤独哀伤中度过余生，要么殉情而死。所以唐朝沈询才会写出劝人要么不打雁，要么打一双的诗：“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对大雁殉情感触极深的当属元好问，不仅建雁丘祭奠殉情的大雁，还在词中发出千年一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大雁的另一个悲剧色彩是大雁南飞总在凋零萧索的秋季，又是万里迁徙，与文人伤春悲秋、漂泊异乡的一壶乡愁十分契合，因此大雁成了文人们寄托哀思的象征，许多愁肠百转的作品也多与大雁有着关联。例如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周弼《收家信》：“可怜一纸平安信，不及衡阳雁字多”、秦观《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等。  衡阳之所以有“大雁的故乡”、“雁不过衡阳”、“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的美誉与它自身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衡阳冬天的温度普遍在0度以上，且多水多鱼，非常适合大雁栖息。再往南方，气温虽然更温暖却存在着瘴气，大雁难以生存。这一点在李绅的《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衡山截断炎方北，回雁峰南瘴烟黑”、孟洋的《回雁峰》：“回雁峰高起夕岚，孤舟落日系江潭。雁知瘴疠愁南渡，逐客明朝路更南”里均有描述。 大雁文化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而衡阳大雁文化是衡阳传统文化辉煌的一页。可惜的是，今天它们都在逐步的没落，也许时代的脚步让人们的思念、愁绪很容易通过通讯来弥补，但这并不代表大雁文化就过时了，它的德行及旅游价值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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