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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乾隆之前的皇帝也制作和使用一些为自己所独有的，表示收藏、玩赏性质的印章，这就是皇帝的闲章。《宋书·礼志五》载：“吴无刻玉工，以金为玺，孙皓造金玺六枚是也。又有麟、凤、龟、龙玺，驼、马、鸭头杂印。”无疑，这里提到的各印即属于玩赏性质的闲章。收藏鉴赏印也出现于魏晋间，惜印迹现在都已不存。我们现今能看到的皇帝闲章的印迹以唐代为最早。 唐太宗李世民用其年号为印文，刻成了“贞观”联珠文印，铃盖于书画法帖之上，这恐怕是皇帝鉴藏闲章的开端，现在在一些法帖上还能看到这方印章的印迹。后来的唐玄宗也有“开元”二字长方印。
金灭宋，裹挟大量内府珍宝而还。在带回的宋15方玉宝、7方金宝中，其玉质“宣和御笔之宝”、金质“御书之宝”和“宣和殿宝”都属于闲章。另有闲章38方，计：“内府图书之印”、“御笔”、“御画”、“御书”、“天子万年”、“天子万寿”、“龟龙上珍”、“云汉之章”、“奎璧之文”、“华国之瑞”、“大观中秘”、“大观宝篆”、“政和”、“宣和御览”、“宣和中秘”、“宣和殿制”、“宣和大宝”、“宣和画宝”、“常乐未央”（按：“常”疑作“长”。）、“政和御笔”和“封”“御画”二面印各一方，“御书”三方，“河洛元瑞”二方，“宣和”三方，“宣和书宝”二方，“封”四方，印文不详古文印二方（《金史》“礼志四”）。以上闲章达41方之多。元代也有制作皇帝闲章的记载，如元文宗（1311年—1319年在位）最能亲儒重道，当他在大德十一年六月被立为皇太子后，即“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这些印章的印文极有可能是汉文的。他对文士亦礼敬异常，赵孟頫就是其中之一。仁宗赞他“文词高古，书画绝伦”，对其艺术成就颇为重视，他知道赵的夫人管氏能书能文，便“尝取其书，合公及子雍书，善装为卷轴，识之御宝，藏之秘书监。”他自己也雅兴十足，时常以宸翰宠赐群臣，李孟是他最敬重的儒臣之一，曾“图其像，敕词臣为之赞，及御书秋谷二字，识以玺而赐之。”这些玉刻印章、御宝、小玺都属于闲章的性质。又如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阁宝，命臣虞集篆文。”钤于书画之上，成为元文宗时期内府收藏书画的标志。两印皆为巨制，其中“天历之宝”8.4厘米见方，“奎章阁宝”约10.5厘米见方。元顺帝在位时，刻制的闲章更多一些，现已知道的已达7方之多。元统年间（1333年一1334年），杨瑀为奎章阁属官，以龟钮白玉印进呈，上命篆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至元六年（1340年）十月二十八日，周伯琦承诏篆宣文阁宝，并作诗记其事云：“阁玺新成敕摹篆，昆吾试手尽豪芒。”此玺11.5厘米见方，其硕大、在元帝闲章中前所未有。至正元年（1341年）五月，诏刻“宣文”“至正”二宝，至正九年（1349年）六月丙子，又刻小玉印，以“至正珍秘”为文，凡秘书监所学书画尽皆识之。此外，还有“宣文阁书画印”，约6.8厘米见方，也是顺帝的闲章。这些印现在在书画上还能见到（参见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故官博物院出版发行）。
皇帝的私章多用于书画、典籍之上，现在有些书画上还可以见到历代皇帝私章之印迹。如南唐皇帝的“建业文房之印”、“内殿图书”、“内司文印”、“内合同”印、“集贤院御书印”、“集贤院御画印”等；宋代微宗皇帝的“御书”葫芦形印、双龙圆形或方形印、“宣龢”“宣和”“政龢”“政和”连珠印、“内府图书之印”方印等七玺，有时亦用“重和”“大观”等印，又偶用“宣和中秘”长圆印；南宋高宗有乾卦圆印、“希世藏”、“绍兴”连珠印、“睿思东阁”、“内府书印”、“内府图书”、“机暇清赏”、“机暇清玩之印”等；
金代章宗皇帝有“秘府”、“明昌”、“明昌宝玩”、“御府宝绘”、“内殿珍玩”、“群玉中秘”、“明昌御览”等七玺；元代皇帝有“天历之宝”、“奎章阁宝”、“天历”、“奎章”、“都省图书之印”、“宣文阁宣”、“宣文”、“至正”、“明仁殿宝”、“洪禧”、“至正珍秘”、“宣文阁图书印”等。这些皇帝私印或以年号为文，或以建筑名称为文，或以吉祥语句为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皇帝宝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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