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被抄物品的真相

鲁迅博物馆成立的时候，周作人还健在，有许多疑难问题，不能不找他求教。但因为历史问题的纠缠，博物馆的人与周家的关系比较微妙。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是很重要的篇目，留下了彼时周作人的状态。从建馆初期开始，周作人多次向博物馆捐赠相关的文物。这些都是鲁迅研究的重要文本，对于学界价值不菲。叶老师也是收藏它们的见证人之一，一些细节，都饶有趣味。“文革”中，周氏遭受冲击，书籍与信件被红卫兵查抄，后归放于鲁迅博物馆，其间曲折之事，让人感慨万千。她在多篇文章中介绍了周作人藏品的情况，那篇《我所知道的鲁迅博物馆代管周作人被抄物品的真相》，也是对于特殊时代文化境遇的描述，言语之间，也不无沧桑之感。

*文章节选自《鲁迅文物经手录》（叶淑穗 著 三联书店 2024-1）

鲁迅研究专家叶淑穗先生自鲁迅博物馆成立时参与建馆，在鲁博工作近40年，经手鲁迅文物数万件，堪称鲁迅文物的“活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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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二三事

周作人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曾是一名反封建的闯将，在新诗和散文的创作上都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开拓者。

我与周作人交往不多，只是因工作关系才与他有所接触。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此人颇讲礼仪。记得第一次到八道湾去见周作人，我们走到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间，轻轻地敲了几下门以后，来开门的是一位戴着眼镜，中等身材，长圆脸，留着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我们推断这位可能就是周作人，可是开门的人听说我们是找周作人的，紧接着就说，他在后边住。由于和周作人此前没有见过面，我们不敢确定，就往后走，继续敲门。他们回答说，周作人就住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我们只得转回去再敲门。来开门的还是这位老人，不同的是穿上了整齐的上衣。这件事给我们的印象极深。

周作人在八道湾11号故居

周作人作为一位有成就的作家，是很有才学的。记得鲁迅博物馆建馆初期，经常有一些问题要向他请教。他的记忆力非常好，每问必答，而且认真、透彻。他常常是以写信或托常惠先生转告的方式，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给予及时的解答。如鲁迅赠瞿秋白条幅落款处书“洛文录何瓦琴句”，很长时间一些人都把“何瓦琴”当成鲁迅的化名。当问到周作人时，他不仅纠正了这种错误的说法，还指出此句是出于何书的哪一卷。类似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周作人对别人托付的事情极为认真，我们曾问他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他不但口头讲述，还带博物馆的同志实地去查看，那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亲自带着这些人去绍兴会馆、砖塔胡同、旧教育部、广和居等地方，还边走边介绍，为博物馆留下了一批活资料。

应当说周作人在博物馆建馆初期是给予了很多的帮助的。他曾捐赠了一大批鲁迅的手迹，其中最多的是《古小说钩沉》的原始稿十大本，还有《幽明录》280条、《汉武故事》 85条、《述异记》 23条以及《会稽郡故书杂集》中的《会稽记》 49条。（这些小条是鲁迅辑录此书时，最初从类书中抄录的资料，为了便于分类，就将它们分别抄成大小不等的小条，相当于现今用的卡片。）此外，还有《谢承〈后汉书〉》一册（11页）以及鲁迅在南京求学时的购书目录等。这些文物丰富了博物馆的馆藏。

遗憾的是，博物馆当时对周作人的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在感情上和他有所沟通，致使周作人对他保存的零星鲁迅手迹，没有全部交给博物馆，而随意处置了。1961年，我们曾在一个收废纸的人手中，以十元钱购到鲁迅录《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序》二页。据此人说，此稿是周作人送给他的，因他曾将在废纸中找到的周作人五四时写的二页稿子送周作人，周作人就将鲁迅的手迹回赠他。为此我们曾请常惠先生再做周作人的工作，希望他能将发现的鲁迅手迹赠给博物馆，但周作人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961年 12月 8日的日记上记有：“下午维钧来访，问有无鲁迅遗迹，悉已捐献矣，不曾藏而待价也。”此后他再没有送来过一件鲁迅手迹。

周作人是生前就将自己的日记出卖的少有的作家中的一个。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要出钱买（但博物馆不曾有过此动议）。周作人在1961年 11月 30日的日记上记有：“维钧来访，云文化部意欲得旧日记及书简存于鲁迅博物馆中。”但我想主要原因是生活所迫，此时芳子住院，信子的病经常发作，经济入不敷出。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付给他200元，后增加到 400元，从他往来的书信看，每月都要预支。这时期他的日记上经常有卖书、卖文房四宝、卖铜镜的记载。将自己的藏书、文物廉价出售，这对一个作家来说，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这样做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周作人确实遇到了他难以克服的困难。

周作人将他的日记出售给博物馆是分两次进行的。1962年 1月 6日交来 1898年至1917年 3月的部分，计 18册，博物馆付给1000元。周作人在当日的日记上记有：“维钧来访，携鲁迅博物馆支票千元。”2月 14日交来 1917年4月至 1927年 12月的部分，8册，博物馆付 800元。2月26日周作人在日记上记有：“维钧来访，收鲁迅博物馆八百元支票。”1965年 1月，周作人又无偿送来日记 5册。在这批日记中，特别是早期的日记上，至少有十几处是经挖空或修改的，特别是 1923年7月 19日兄弟失和那一日的日记被剪掉了。不知此中有何隐情，也不知是对外出售时才采取的做法，还是早已如此。由于当时没有问过他，现在已无可查考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作人受到的冲击是惨重的。开始是院里的红卫兵，后来又串连外面的红卫兵，一连抄了几次家，周作人家里的东西差不多已被洗劫一空了，就连他们的榻榻米都被砸出许多窟窿。幸好在抄家的红卫兵中，有懂得珍惜历史文物的青年人打电话通知我们，让我们去抢救这批文物，到北航附中去取。我们请示了军代表，当即向文化局借了一辆130卡车去北航附中。红卫兵小将带我们进入一间灰尘密布、堆满杂物的小屋，这里堆的就是周作人被抄的物品。我们懂得它的价值，毫不迟疑地将它片纸不留地带回博物馆。这批旧物中，除有他本人的旧稿外，还有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徐志摩等近百人的信札，它们是五四运动历史的真实记录。1988年为了落实政策，这部分资料已交还周作人家属。

周作人的结局也挺惨的。1966年 8月他被抄家以后，就给撵到一个小棚子里住，只有一位老保姆照料他。当我们得知这种情况以后，曾去看过他一次。这是出于对周氏兄弟的同情或对周作人过去给予我们支持的感激，也是想从他那里再抢救一点活材料……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时，眼前呈现的是：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此时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片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几个人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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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鲁迅博物馆代管周作人被抄物品的真相

2012年嘉德拍卖公司春拍，以高价拍出唐弢珍藏的周作人手稿《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由此引发一件周家后人与嘉德的诉讼案，多家媒体予以报道，引起人们的关注。2014年 12月 15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刊发了记者就此案撰写的长篇报道，文中援引周作人长孙周吉宜的说明，其中写道， “'文革’结束后，国家将一些被抄物品分批返还给周家，鲁迅博物馆返还了我们上万封书信，我们也到各单位认领了一些，但是找回的还是少数”，等等。因涉及鲁迅博物馆，本人作为知情人、经手人之一，有必要说明这批周作人被抄物品是怎样进入鲁迅博物馆的，鲁迅博物馆为了保护这批物品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将这批物品全部归还周家的。

那是“文革”爆发不久的 1969年 2月 12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附中（以下简称“北航附中”）红卫兵来电告知，他们那里有一批从周作人家抄的物品，问鲁迅博物馆是否愿意收留。由于“文革”已经开始，鲁迅博物馆已实行“军保”。我们当即将此事请示军代表，并得到军代表的同意。开了介绍信，又向北京市文化局（鲁迅博物馆当时的上级单位）借了一辆 130卡车，我与馆里的两三位同事于当日下午 5时许坐车到北航附中。这里的红卫兵带着我们穿过几道院落，来到一个小屋前，开锁后，请我们进去。展现在眼前的，是满屋堆着的杂乱的陈旧纸张、书籍、册页、条幅等，被厚厚的尘土覆盖着。旁边还有几个破烂的空木箱和柳条箱。一片凄凉的景象，令人心痛。由于天色已晚，我们几位同志商量了一下，无法对其清理。在征得北航附中红卫兵负责人的同意后，我们扒开这厚厚的尘土，将这些物品全部装入屋内已有的木箱和柳条箱中，一个纸片都不舍得留下，装了有六七箱，将其带回鲁迅博物馆。记得在装箱的过程中，扬起满屋灰尘，呛得我们几乎透不过气来，但同志们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价值。

这批物品运到鲁迅博物馆后，鲁迅博物馆曾辟了一间小屋专门存放，由馆里文物部门设专人保管。1975年 10月，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主席。自 1976年元旦起，鲁迅博物馆划归国务院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直接领导，请李何林任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这期间鲁迅博物馆经历了拆迁、重新建馆、陈列修改、库房重建等事宜，这批转来的被抄物品，又被转入新建库房的单间存放。虽几经搬迁，但鲁迅博物馆的同志以负责任的工作精神，保护着这批物品，无一件丢失。

李何林馆长到任后，非常重视这批周作人被抄物品的整理和保管，曾组织研究室手稿组与保管部门的同志共同整理。从中发现鲁迅亲笔书信17封共 22页，周作人日记 20册，还专门请做锦匣的师傅做了囊匣加以保护。从中还找到五四时期一批重要人物的书信，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陈望道、郁达夫、蒋光慈、徐志摩、蔡元培、林语堂等人的亲笔书信200余封。这“上万封书信”确是一批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从中必然还会发现更多珍贵的文物。遗憾的是，由于鲁迅博物馆需要开展的业务繁多，工作十分忙碌，人手有限，未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来整理，数年来仅整理了其中的十分之一二。

八道湾十一号院内

20世纪 80年代，中共中央全面落实“文革”后的各项政策，周作人之子周丰一写信给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要求有关单位归还被抄的周作人物品。王蒙部长当即做了批示。鲁迅博物馆遵照王蒙部长的指示，于1988年 3月 31日派三位同志首先将周作人日记20册，以及陈独秀等人的重要信件送还周家。为此，周丰一于 4月20日致信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室主任云：“前于百忙之中来访，携下发还日记等件，对鲁迅博物馆决心照政策行事，表示钦佩。”并对存藏于鲁迅博物馆的其他物品提出要求。对此，鲁迅博物馆也曾请示国家文物局关于抄家物品中鲁迅亲笔书信的处理意见。6月 28日，国家文物局特发 088文物字569号文件，明确批示，凡鲁迅博物馆代为存藏的周作人抄家物品，包括鲁迅书信在内，一律返还周家。根据文件规定，鲁迅博物馆即于当年7月 19日将鲁迅亲笔书信 17封22页奉还周家；而后又将被抄的“上万封书信”全部交还。这批物品是由周丰一夫人张芳女士亲自来馆取走的。至此，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转来的周作人被抄物品全部归还原主，无一遗漏。

使人不解的是，本人与周丰一夫妇原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不但经常有书信往来，我也常去探望，有事还互相帮助。可是当鲁迅博物馆将周作人被抄物品全部归还周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从此不再与我联系，以至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记得在周家取走鲁迅博物馆交还的最后一批物品时，丰一夫人张芳女士还反复问我，是否还有东西未还。她对我们持有怀疑的态度，使我感到很失望，甚至感到很委屈。当时我只好当着她的面，把屋中所有装有周家物品的柜子、抽屉一一打开，请她过目——里边空空荡荡，片纸皆无。她也无话可说，就离开了，可能心里的疑团并未散去。有这种心情，应当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如今，二老均已仙逝，这也许是一场无法消除的误会吧！

实际上，作为国家的博物馆，它的每件藏品都必须署明来源，必须做到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并要建立详细的档案以备查。我们绝不会将违反国家政策的物品作为馆藏文物而入藏。

这是要请周家放心的！

（发表于 2014年 4月 26日《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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