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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置身时代的社会理论》 文｜[美]史蒂文·塞德曼 译｜李康 论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启蒙运动与奥古斯特·孔德 18世纪的欧洲孕育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社会思想家，包括伏尔泰、休谟、亚当·弗格森、孔多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尽管他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文学领域撰述广泛，但在社会观念方面的产出体量更令人瞩目。尤值一提的是，启蒙运动社会思想家们（启蒙主义者［Enlighteners］）与古希腊和基督教的社会思想传统分道扬镳。他们开创了一门新的有关社会的科学。
尽管启蒙主义者们是怀着十字军战士一般的热忱来投身科学事业的，但他们并非这项事业的原创者。迈向一种科学的世界观的重大突破发生于15世纪到17世纪，乃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的诸般努力的结果。从当时的角度来看，献身于科学，无异于对通行的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世界观发出了重大挑战。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宇宙被视为一种等级秩序，所有存在物（人、动物、植物、属灵）都在这个神创的有序宇宙中，拥有一种恰当的位置和目的。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被视为灵性角度上充盈着价值、意义与目的。与之相反，科学革命把宇宙理解为一个机械系统，由遵循自然法则的运动中的物质构成。无论是神圣目的，还是人的意志，都会变成科学世界观中的边缘特性，事实上是可有可无的特性。 但即使启蒙主义者不是科学革命的缔造者，他们也是其重要的推广者和宣导者。他们以笔为旗，借口布道，证明了自己在把科学介绍给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不仅如此，他们自身也是创新者，相较于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努力，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更具成就。他们贬斥了此前大多数社会思想，指其建基于偏见、意见、天启、哲学推断以及传统；而他们主张，真正的知识只能依靠事实与科学方法的确凿根基。启蒙主义者与将社会视为某种神意秩序或自然秩序的观念分道扬镳，转而把社会理解为一块由个体互动组成的“场地”，对人的各种意向做出回应。启蒙主义者创造出一种在现代西方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社会世界观。居于其核心的观念，乃是人创造了社会；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塑造出一个由各种制度组成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又反过来塑造了我们。个体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人类的历史与未来。有关社会的这门科学的宗旨，就是要揭示不同社会中人际联合的共同模式。 启蒙主义者确实倡导科学型世界观，但只是在有所裁剪以适应自己目的之后。他们和当时许多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一样，也在科学型世界观中看到了理智对于偏见的胜利。然而，一想到科学把宇宙设想为一块纯粹物质主义的机械论的场所，没有给自由和道德留下任何空间，他们也被这场革命所困扰。或许要靠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和孔多塞的天才智慧，他们才能将科学与自由人文主义世界观相嫁接。要实现这一点，靠的是把人类历史设想为个体行动的产物，但要以法则一般的方式，形成一定的模式。因此，孟德斯鸠在其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将各类政治体制中的变异既诉诸地理、气候和宗教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同时宣称证明了这种变异受到人性约束的限制。与此类似，当孔多塞以宏阔的眼光将历史视为人类进步的征程，他也相信，是争取人类自由的驱动力说明了为何有些社会比别的社会进步更快；同时他又认为，是我们共同的人性，创造出不同社会之间的重要共性。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既一心要理解人类行为，又立志用科学来促进自由与进步。但是，科学如何能既作为一种道德上中立的知识工具，又充当一种社会进步的载体呢？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提出，科学的本质，即依赖事实与观察，接受批评与修正，这本身就会促进个体主义、宽容、平等和民主。他据此认为，科学的进步会自动转译为社会的进步。时至今日，经历了纳粹主义、广岛核爆，以及广泛曝光的科学通过医学与精神病学实施酷刑和控制，我们当然会质疑，科学是否必然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价值观相携以进。启蒙主义者是否并不可能将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融入科学？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主张，社会科学只要捕捉到历史的法则，就会洞悉正确的社会规范与社会政策。然而，事实上，所谓的客观历史法则也有可能被科学家的社会价值观与利益所涂抹扭曲，我们又该如何防备这样的可能性呢？如果社会知识是要引领社会事务，我们就需要确定，我们的社会观念真的映射了客观世界，而不是我们的主观世界。但我们又如何能确定这一点呢？ 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社会动机引发了更多的疑虑，他们的科学型观照恐怕并非完全没有道德与政治上的意涵。启蒙运动的这些伟人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时期。欧洲各社会都分裂为两类社会群体，一类捍卫社会等级秩序与现状（即教会与土地贵族），另一类像是工商企业主、农民和劳工，奋力谋求自由、平等与民主。启蒙主义者大多来自社会特权家庭（贵族或议员的儿子），但一般不属于把持统治权的僧侣和贵族精英。他们的生计既不受到统治精英的保障，也没有20世纪发展起来的那种独立大学体系为依托。作为受过教育但殊少社会特权的男性，他们能共情的对象，一般就是那些想要推动社会变迁的人。 启蒙主义者也都投身当时的社会斗争。他们作为积极论战者和社会批评家的活动都面临重大风险，从缴纳罚款和经济上缺乏保障，到被迫流亡、身陷囹圄，甚至遭到处决。事实上，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用化名或笔名写作的，并且作品里的批判论调也用幽默或戏仿精心掩饰。既然他们一般都不是地主或议员，他们的战场就是文化。他们要驳斥的信仰和社会规范，就是拥护一个基于社会等级、不宽容和不平等组织起来的社会。在18世纪的法国，斗争主要就是针对天主教等级秩序。一方面，启蒙运动思想家要力争公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宽容异见。另一方面，他们的斗争又聚焦于这样的议题：社会中应当通行什么样的信仰、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换言之，启蒙主义者要就基于基督宗教文化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合法性展开争辩，就等于挑战了土地贵族和教会等级秩序的根基本身。由此观之，他们投身于科学的事业，作为其斗争的核心要素，以塑造欧洲乃至全人类的未来。 鉴于启蒙主义者的前辈们为科学型世界观所做的突破，启蒙主义者以科学为载体来挑战基督教文化，也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公众通过伽利略及其他科学创新者被指异端邪说而遭到的迫害，把科学与社会反叛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无论是教会，还是抨击教会的人，都把科学型世界观解读为对基督教宇宙论的严重威胁。如果宇宙被看作受机械法则主导，那么上帝就无异于一个边缘性的超然观察者。既然上帝在自然事务和人间事务中的角色都被化减为区区观察者，那么教会的社会角色也就相应削减了。 科学型世界观挑战了教会的公共权威。在科学勾画出的宇宙里，所有的存在物都被化约为运动的物质。唯一值得考虑的差异关乎形状、力量、质量或速度。关于灵性存在物及其行动（比如天使或道成肉身）的存在，关于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的人类灵魂这个观念本身，基督教的相关基本信仰都陷入受质疑的境地。与此类似，既然科学设定真正的知识乃是基于观察、事实和科学方法，在启示、传统和教会权威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基督教知识也就信誉不保了。最后，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与西方现代科学相维系的社会价值观和启蒙主义者的社会价值观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比如，牛顿式的宇宙把所有存在物都置于平等的基础上；科学知识本身也不是继承的权利或天赋，而是教育和努力的结果；自然法则适用于宇宙中的一切存在物。简言之，科学革命似乎与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谐相融，与希望社会改良的那些群体的社会行动议程也完全合拍。话说回来，将科学宇宙论转译成某种社会世界观的并不是伽利略或牛顿这代人，而是要等到启蒙主义者。 科学革命的第一阶段（自15世纪到17世纪）依然让上帝和教会葆有大权，到了启蒙主义者发动的第二阶段，上帝就成了私人信仰之事，而教会则成了人类创设的机构，不配享有任何特别的公共权威。启蒙主义者对作为知识、社会规范和公共价值之源泉的宗教严加抨击，从而直接挑战了教会及土地贵族的社会权力。如果真正的知识是建立在观察和事实基础上的，那么基于启示或传统的宗教就只不过是意见或幻觉了。事实上，许多启蒙主义者指责教会之所以发明基督教，是为了让大众始终处在敬畏、恐惧和愚昧状态下，以便自身赢得社会特权。既存的社会秩序与教会等级秩序、君主王室和土地贵族结为同盟，被视为脆弱的人为创设，仰仗的宗教根基业已摇摇欲坠。 启蒙主义者倡导科学的事业，从而有能力发动对社会现状的正面抨击。不过，他们的批判方式若此，恰恰很容易被反诸自身。如果说教会塑造了一种世界观，掩盖了自身对于社会权力的欲望，那启蒙主义者不也同样如此吗？他们不就是想用科学取代宗教，用科学家取代牧师吗？声称只有科学能够确保真正的知识，确保社会的进步，这不就是一群上升中的社会精英希望把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合法化的另一种伎俩吗？ 尽管启蒙主义者大谈科学乃是基于事实、观察和方法，但却忽略了一点，科学和宗教一样，也是依赖于一些无法从科学角度证明的观念的。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的怀疑就多了几份可信。比如说，所谓人是自然的存在，自然是均衡一致如法则一般的，观察能产出知识，历史是有规律可循、有目标导引的，这些主张其实都无法通过科学来证明。这些信念说到底都属于信仰之事。不仅如此，尽管他们反复保证，说他们的社会说明有着事实的牢固基础，但他们的同时代人和后晋晚辈们却提出了严肃的质疑。 例如说，孟德斯鸠坚持其科学思路，宣称“我（有关社会组织）的原理并非源于我的偏见，而是来自事物的本质”。但是，“事物的本质”真的揭示了像孟德斯鸠所认为的那样，决定政治体制的主要因素是气候，而不是宗教或社会阶级？当孟德斯鸠提出，寒冷气候孕育出来的人勇敢、慷慨、能耐受痛苦，当他用寒冷气候所导致的急躁来说明“英国人对自由的热爱”时，他只是在表达“事物的本质”吗？还是说在表达他自己的偏见？或许更能体现启蒙运动社会思想的道德模式化意味的，是他们有关人类进步征程和理智战胜迷信的宏大故事。这些叙事令人生疑，颇像是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世俗版本。简言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启蒙运动的科学实践对真理的担保其实和宗教的担保一样脆弱。宗教的支持者和科学的倡导者之间的文化冲突，其争斗的焦点似乎只是如何塑造社会的面目，谁有权利将社会规范和理念合法化。 启蒙主义者纵然称颂科学是呈现真理的媒介，却又将科学用作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他们坚信科学是通往真正知识的道路，这种信念十分真诚，我们毫无理由怀疑。他们接受说科学之等同于真理，宛如他们的前辈承认基督教等同于信仰。当信念成为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常识性理解，信念（beliefs）也就固化成了一种信仰（faith）。从18世纪中叶到晚期，科学已经成为许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所珍视的世俗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内容。不仅如此，在许多欧洲人的心目中，科学既象征着一个新的启蒙时代，又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力量。倡导科学，就是与人类进步的征程保持步调一致。基督教或许是启蒙运动嘲笑的对象，但基督教所信奉的所谓真理将带来拯救，却仍然鼓舞着哪怕是受过启蒙的心智。 启蒙时代或许并不是它的杰出思想家及其许多继承者所相信的那样，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但这个时期的确称得上风云跌宕，变革激越。商贸扩张，自由开明的政治制度形成，欧洲社会的阶级组织初显端倪，这些都展现出一种新的或“现代的”社会类型的轮廓。依照许多人的理解，尤其是西方社会的人，这些变革都体现出人类的重大进步。由此观之，科学既是进步的象征，又是进步的主因。 倡导启蒙运动的人也自有诋毁他们的敌手。并不是18世纪的每一个人都热情拥护启蒙运动。所谓科学等于真理，所谓现代时期的方向就是势在必然的人类进步，批评者们驳斥了这样的等式。启蒙运动激起了反启蒙运动。后者就像前一场运动，展现出纷繁多样的面目。“浪漫派”批评者，比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倡导直觉与情感，精神追求，以及自然、人类与上帝之间的统一。而像埃德蒙·伯克和约瑟夫·德·迈斯特这样杰出的“保守派”社会批评家，则主张一种珍视宗教和传统的社会理念。至于法国激进派格拉克斯·巴贝夫和夏尔·傅里叶之类的革命派批评者，捍卫的是与田园牧歌般的农业社会理想相维系的平等主义价值观。反启蒙运动的这些支脉各具特色，但都从深层厌恶经济上的个体主义，文化的世俗化，知识的科学化，以及社会进步的教旨。 当自由与社会变革的新精神席卷欧美，启蒙主义者内部以及他们和反启蒙运动批评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也愈发激化，进入公共生活的中心。而这些文化冲突的核心，就是对科学的意涵及其社会意义的追问。 启蒙运动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继承者们也接续了启蒙主义者对于科学的信仰，同时将赋予科学的崇高道德希望一并吸纳。然而，面对法国大革命毫无节制的冷峻现实，或是启蒙运动世俗人文主义遭遇的诸多批评者，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们几乎无法视若不见。到了19世纪初，支撑起经典大家的宏大观照的，正是有关科学、社会和历史变革的观念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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