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陈正湘留憾黄土岭
入夜，山头阴风瑟瑟，寒冷袭人，一团除一线外，其他部队到寨头轮休。
冈部日记写道：
“与独混二讨伐队的通信仍是明码，他们被敌人包围陷入苦战中，尽管受到寒冷的袭击且粮秣弹药不足，其困境难以想象，但仍在继续战斗中。”（《冈部日记》1939年11月8日条）
寒冷对谁都一样，日军还有毛毯、大衣、皮靴，八路军有的连鞋都没有：
“后防勤务的设备不够，而供给上的缺乏使前方战斗部队不能受到充分供给及帮助，发生种种困难，无粮食用，打赤脚，伤兵没法退送等现象。”（特务团《战斗详报》）
夜间，东面日军收缩到上庄子北侧高地，准备凌晨向西北发起攻击。（辻村《战斗详报》）
西面日军开始焚尸埋物，准备轻装突围。
陈正湘回忆：
7日夜间“敌人把尸体集中在教场北面山沟里先后焚烧几次，将不便携带的重武器，甚至连牛皮背包等也埋藏起来，匆忙进行突围准备。”
焚尸或埋尸是日军惯例，来不及烧就挖坑埋掉，还常把多出的武器埋在尸体之下，待日后寻机挖回。
早些年承包黄土岭山地，担任义务讲解的村民冀秀英告诉笔者：
黄土岭打得最凶的地方在村东口，从中午打到天黑，鬼子死伤惨重，半夜都拉到教场村北的沟里烧了，臭气熏了好多天，村里老人都知道。
特务团《战斗详报》记载：
“敌人在本日的死伤太重，并且埋了四百支枪，火炮两门，所有大米及其军用品大部焚毁。”
一二〇师给总部的电报写道：
“民夫说，大官两名，被我击毙，官兵均痛哭，将大炮两门、步机枪三四百支埋藏土中，军用品、死尸烧毁很多。”（《贺龙关向应周士梯致朱德彭德怀左权电》，1939年12月6日）。
陈正湘回忆：
“本来7日黄昏前完全可以全歼敌人，结束战斗，但因地形限制，通讯联络困难，中间被敌隔断，难以实施统一指挥，四个团各打各的，致使敌固守待援，未遭全歼。”
“中间被敌隔断”，指教场村的日军把一团与其他部队隔断，二团、特务团、三团阵地是相互衔接的。
陈正湘回忆：
“根据当时战场敌我情况，我于3时许电话向分区(在南管头)作了汇报，说只要我参战各部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全歼敌人。因此请求分区尽快派负责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建议于8日拂晓，以一团指挥所附近的三堆火为总攻信号，各团同时出击，围歼敌人。”
南管头在白脸坡东南约40公里处。
“杨司令员回答说分区目前派不了人去统一指挥，但同意我的建议，于8日晨点火为总攻信号。最后杨司令员说：三团归你们统一指挥，其余两个团分区负责通知。”
由此看来，黄土岭战斗，八路军没有事先指定前线最高指挥官，也没次日作战预案。
“与上级通完话，我和王政委、熊副团长商量，应该立即给三团写信，传达分区的指示，说明8日拂晓总攻的部署。信写好后，即派两名侦察员沿东南山绕上青灰岭，给三团送去(实际上三团已于7日晚撤出阵地，到后面宿营去了)。”
王政委指一团政委王道邦，熊副团长指一团副团长熊招来。
一分区《战斗详报》记载：
“敌人被围一夜，极度恐慌。夜间二、三团退出几个阵地。”
实际情况是，由于未接到后续行动命令，7日白天战斗结束后，二团、三团自动撤到黄土岭西南的长祥沟、大安村休息。
期间二团、三团和特务团诸首长曾碰面商议，但未能统一意见。
特务团《战斗详报》记载：
三团首长认为敌人越打越顽强，一口气很难将其吃掉，二团首长认为拦头打伤亡太大，不如留出口子让敌逃跑，然后追击消灭其一部还能缴获一些物资，“而职又奉有一零首长的命令坚决消灭敌人。”
“一零首长”为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代号。
平心而论，二团、三团刚经过雁宿崖战斗，都有不少伤亡和弹药消耗，特别是二团干部伤亡过多，且连续作战部队疲惫，在黄土岭日军顽强抵抗情况下，避敌锐气击其惰归不失为一种策略。
特务团则不同。
特务团是陈庄战斗结束后，10月份刚刚由一二〇师警备营和独立第一支队合编而成，3个营12个连，还有1个特务连，10月底人员1846，与当时一团人数相当。各类枪支1429，占比77%+，高居一二〇师各团之首，并配有机关炮、迫击炮、掷弹筒，火力甚强。（120师1939年《10月份实力统计表>）
一二〇师警备营是红军老底子，一支队是1937年底以红军干部为骨干，由山西神池、五寨游击队1800余人编成，之后在晋西北参加过不少战斗。
1938年底该部随一二〇师师部开赴冀中作战，1939年9月底又在晋察冀北岳区参加了陈庄战斗，并独当一面。
黄土岭之战是特务团编成后首战，携陈庄胜利之勇心气正高，且奉一二〇师首长“配合军区一、二、三团坚决消灭敌人”之命，自然不会轻言放弃阵地。
各团状况不同，商议无果，二团、三团撤出战场，特务团以一营换下二营，在黄土岭以东继续坚守。
陈正湘在日记中不无遗憾地写道：
“拟定8日拂晓发起总攻击，以达全歼被围之敌，不料二、三团7日黄昏后已自行撤走，以至8日二、三团未参加战斗，因而失去战机，没有将被围之敌全歼！”
而一分区总结写了这么一句：
“黄土岭战斗未能取得彻底战斗胜利原因……③个别部队决心不够，以致动作迟疑，二团七号又未出动，使战斗没有迅速解决下去”（一分区《战斗详报》）
二团“七号又未出动”，当指占领阵地的二团没有出击。如果日军进攻特务团和三团之际，二团主动发起攻击，战况或完全不同。
三分区《战斗统计》这样记载：
“时间：十一月七日。地点：黄土岭。敌军番号及兵力：第二混成旅团1500余。我军番号及兵力：二团二个营。战斗简略经过：早八时出发追击黄土岭向梁各庄进之敌，十二时将敌包围于黄土岭，黄昏前实行猛攻，敌伤亡甚巨，次日因敌增援我即奉命撤出战斗。敌人伤亡消耗情形：敌伤[亡]800余……”
后来由陈漫远署名的三分区《反扫荡战役的战斗总结报告》中，列出11月3日到12月8日的16次战斗，重点叙述了雁宿崖战斗，却只字未提黄土岭。
要知道，此时阿部毙命黄土岭已广为人知，这么大荣誉面前，三分区保持沉默。
图12-1 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反敌扫荡战役的战斗总结报告
此时陈漫远是三分区司令员，政委王平，副司令员黄永胜。
回到黄土岭。
8日清晨，白脸坡燃起3堆大火，同时响起冲锋号，一团开始向西发起进攻。
陈正湘回忆：
“当我突击队冲向河滩时，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拦阻射击。我突击队暂停前进，隐蔽待命，以便选择敌人火力薄弱地段，再行冲击。这时，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到三团送信的侦察员也没有回来。为避免我突击队被敌人火力封锁，减少伤亡计，遂令一、二营后撤。”
实际上，4点开始总攻的命令，5点特务团才接到，部队出击比一团晚了1个小时。由于左右友邻部队已经撤离，在日军交叉火力封锁下，特务团无功而返。（特务团《战斗详报》）
四面包围，空了两面。
东西两头先后响起的枪声，凸显南北方向的沉寂，辻村乘机从上庄子西北，原二团阵地突出包围。
辻村《战斗详报》记载：
“11月8日凌晨1时，冈垣队长接到大队的如下命令：1.根据侦察兵白天的报告，约150名敌人集结在我北侧高地即贵队前面之高地，准备伺机向我发起攻势。2.大队决心于本日黎明击破此敌，打破敌包围圈的一角，并向该方面扩张战果。”
“11月8日5时，冈垣队开始行动，7时左右一举突入其前面高地。当天早晨各山浓雾弥漫，东方高地之敌的视野被遮蔽，无法对我进行射击。”
“雾气消解后，我军发现高地附近敌的尸体重重叠叠，极为凄惨，粗略算来有数百具之多。而此次战斗我军仅战死1名，负伤3名。”
辻村所部突破空无一人的二团阵地时，又让八路军损失数百，幻觉重现。
发现日军突围后，陈正湘立刻派兵前去拦截，部分恢复了二团阵地，同时向对面独石山日军发起进攻。
一分区《战斗详报》记载：
“八日晨敌主力向上庄子西北突围，留二百余名在上庄子掩护。一团绕过敌人阵地切断敌人联络，孤立敌人的掩护部队。突围敌人向司各庄方面逃窜。”
陈正湘日记记载：
“8日15时许，为支援三连攻占孤石山支撑点，又令四发齐射，三连随炮弹爆炸声一举攻占了该支撑点。敌因失了这一掩护阵地，引起一片混乱，当即像一群蜂似的，拼命向黄土岭突围。”
日军独石山支撑点在一团阵地西面。
陈正湘回忆：
“敌失去制高点的掩护，整个教场暴露在我火力俯射之下。这时，已是4时许。河沟里和教场西北山丘上的敌人失魂落魄，仓皇沿着河沟及其两侧朝黄土岭方向蜂拥而去，并以猛烈火力掩护突围。”
特务团《战斗详报》记载：
“一团又占领了二团原来的阵地，并将向三岔口突围之敌截断，前面的向三岔口退走，后面的即又向西突围过来”。
陈正湘回忆：
“我一、二营主力乘胜沿上庄子河滩出击，以期配合黄土岭方面兄弟团东西夹击，彻底歼灭敌人。但当我追击部队向前追击时，发现了南面山上原我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有敌钢盔的反光。”
南山原为三团阵地。
“当我二营迫近教场时，遭到敌猛烈火力侧射和正面掩护部队密集火力的拦阻射击，我追击部队无法前进。我只好下令追击部队在我北山火力掩护下，沿山边撤至上庄子。这时，已是下午5点来钟了。”
8日军区《阵中日记》记载：
“我一团主力由东向西攻击占领上庄子，迫敌西退，但由于三团未得（七日夜我发出命令：于八日晨四时开始总攻）确实报告，部队自动撤下，及互相联络不好，使敌冲出。”
从二团阵地突围的日军占领了黄土岭北侧高地，对特务团侧背形成严重威胁。
辻村《战斗详报》记载：
“见城队与冈垣队相呼应，前进到黄土岭北侧高地，向黄土岭附近之敌左侧背进击，压迫其退路”，“16时30分，见城队击破所在之敌，占领黄土岭西侧高地。”
实际上特务团撤离之前，日军援兵已赶到三岔口，与担任警戒的曾支队发生接触，枪声传到黄土岭。
军区《阵中日记》记载：
“曾支队8日14时万万火急电：涞源敌已到鼻子岭，现我们均在下[上]碾盘、上下台南山一带，准备打击该敌。”
比对地图，“下碾盘”系上碾盘之误。
一分区《战斗详报》记载：
“八号的午上，一团报告，三岔口方面发现枪炮声，断定是敌人增援部队与在三岔口方面担任警戒的曾支队接触。”
此时特务团面临险境：
东面受到日军猛攻，北面有日军威胁侧背，西面枪声越来越近，而相邻兄弟部队早已撤走，再打下去，已无意义。
陈正湘日记写道：
黄土岭方面，“特务团与逃过去的这股敌人又激战一场，后特务团向大安转移。”
随着特务团的撤离，黄土岭战斗宣告结束。
东西两端打到最后的两个团，战后彼此互致敬意。
陈正湘在日记中特意用括号注明：“（特务团7日至8日16时一直坚持在黄土岭村里及两侧山头）。”
特务团《战斗详报》也对一团赞誉有加：“第一团自战斗开始以至结束，各个时期的配合及他的动作甚为适当，并且完成了他的战斗任务。”
英雄相敬。
军人的尊严是打出来的，战场就是领奖台。
特务团在“比邻部队的动作”点赞一团后，接着写道：
“第二团在七、八两日的战斗始终犹豫不决，不但没有打击敌人，反将阵地失守。”
“第三团在七日的战斗是按照上级的命令很急烈的打击敌人，到晚上邱、袁首长即将队伍撤退到长祥沟后面大安村休息”。（特务团《战斗详报》）
图12-2 长祥沟村口（南向）
战争年代，军人粗旷豪放口无遮拦，就事论事有话直说，不会拐弯抹角。
特务团认为，黄土岭战斗未获全胜的原因“主要是指挥不统一，而二、三两团的战斗决心不够，使此战斗没有完全胜利。”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统一指挥需要可靠的通信保障，否则一切空谈。
战后一分区总结时，写下这段话：
“电话在战斗中传达命令又方便又迅速，作用极大，是战斗中通讯联络的重要工具。三岔口战斗由于电话的通畅，在指挥上能及时的听到前方报告，又能迅速的传达布置命令与进攻命令，所以各部的动作相同，一天就解决了战斗。”
“黄土岭战斗由于电线被敌人切断，不能直接与二三团通话，必须由军区转达，经过一番周折传达较慢，重要命令常常失掉时间性，以致不能协同动作，所以战斗没有彻底解决。”（一分区《四十天反扫荡战役战斗简报》，1939年12月14日，以下简称：一分区《战斗简报》）
一分区《战斗详报》，也有类似阐述：
“三岔口战斗胜利的原因……④电线线路多，通讯联络好，指挥便利，转移迅速。这次战斗以至结束，我们所有参战部队都能够用电话指挥。”
“黄土岭战斗未能取得彻底战斗胜利原因……④通讯联络不如三岔口战斗时方便，电线被敌人切断，一个命令须经过长久时间才能达到，如七号进攻命令，三团二团接到的很迟，不能及时动作。”
一二〇师向八路军总部汇报时写道：
“7日晨，敌向上庄子方向前进，被一团阻击。二团在黄土岭东北、三团在黄土岭东南，特务团占领黄土岭及其东北高地。”
“8日晨各团又总攻击。敌向北突击，将二团阵地突破”，“此时涞源方面增援之敌已占领北面有利地形，并向我进攻。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黄昏后，各团遂退出战斗。”（《贺龙关向应周士梯致朱德彭德怀左权电》，1939年12月6日）
木桶效应，关键在短板。
如果联络顺畅，结局或完全不同。
可惜，历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