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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国际行为体如何应对危机？  作者：Sylvain Maechler，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后研究员；Jean-Christophe Graz，瑞士洛桑大学教授 来源：Maechler, S., & Graz, J.-C. (2024). Uncertainty in times of ecological crisis: a Knightian tale of how to face future states of the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0(0). 导读 危机时期，我们如何面对不确定性?国际关系学界的既往辩论往往难以阐明将危机的不确定性落实为决策和行动所涉的具体过程。本文基于弗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论展开分析。本文认为，在面对危机时，国际行为体的信息获取、解释和评估为其提供了信息的可靠性，从而支撑了其采取具体的决策和行动，最终参与对未来世界状态的塑造。本文以全球治理中的生态危机治理与管控为例，关注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财务会计组织和国际银行三类国际行为体，试图阐明三种国际行为体在面对危机时进行决策和落实行动的不同方式。 本文关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全球治理和危机管控问题，通过再发掘社会科学界经典理论成果，试图解决当前国际关系学界面临的理论难点与痛点。本文以对生态危机治理中重要的几类主体为考察对象，以信息为中心讨论其决策机制和行动机制，从而试图阐明一种普遍性因果机制。总体上看，本文兼具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助于启发相关研究者再发掘经典国际关系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理论，也有助于解决一系列全球治理相关现实问题。 引言 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全球核风险上升、大流行病、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全球生态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危机，具有共同的特点。在这些危机中，政治行为体面临威胁，需要作出重大决定并采取行动，尽管这些决定和行动的全部后果仍然保持极端的不确定。尤其是当一些个案以难以预料的方式相互作用并产生反馈循环时，这种不确定性尤为明显。 这种情况为国际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国际政治行为体如何面对危机时期的不确定性? 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已经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以澄清将危机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决策和行动的过程。普遍观点认为，在危机时期采取政治行动时，行为体将声称其行动以某种具体形式的知识为依据。因此，本文试图理清将危机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决策和行动所涉及的过程。本文认为，国际行为体在重大时刻对危机进行的干预行动取决于两种变量：信息获取方式和信息评估能力。国际行为体正是基于此声称其对世界不确定的未来状态的了解较为可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了经济学家奈特在其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s）中设计的分析框架以支撑论点。通过引入奈特的分析框架，本文得以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前者可能是可衡量的，后者是不可衡量的。在做出这种区分后，奈特设计了三种基于不同概率算法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对世界的未来状态建立一定的预测，当然，每种方法也各有其局限。 奈特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方法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提供了富有成效的见解。本文试图阐明奈特的具体方法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危机与未来世界可能的状态。 本文以生态危机的全球政治为论据。这种生态危机不仅包括气候变化，还涵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以及这些生态变化的相互作用及其在全球层面上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可能造成非线性变化的辩证关系。 本文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同的国际行为体为在生态领域摆脱不确定性提出的三种建议。这些行为体在试图解决生态危机时，表现出了各异的信息获取、解释与评估方式：以联合国及其机构为代表的行为体倾向于直接针对经济活动在环境层面的影响进行生物物理统计；国际财会标准的相关制定者在反思讨论联合国方法基础上，发展出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方法，从而将生态危机治理纳入到概率统计框架下；而各国央行的生态危机治理建议则为不确定性和人为判断而非技术性的风险计算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本是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发布的《绿天鹅报告》。 本文对三类材料进行了定性分析。首先，分析报告、标准、方法和咨询文件能够反映这些领域的最重要进展。其次，本文对政策专家（主要是联合国和自然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和私营部门顾问（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会计师）进行了多次访谈。最后，文章还参考了相关国际会议的重要意见。 概念辨析：危机、风险与不确定性 本文首先将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危机”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学者们对各国在危机时刻的安全担忧及危机时刻的干预行为对整个系统的潜在影响给予了高度关注。危机在国际关系领域被视为带来“国家间冲突行为的新阶段”的巨大破坏，并可能催生系统性变革。 而本文引入了奈特对于不确定性和危机的研究方法，并解释它如何提供强大的启示，以理解在危机时刻采取政治决策和行动所涉及的过程。奈特使用了经济学的演化方法，这种方法假定科学知识以解释个人和机构的起源、发展和转变为宗旨，因此非常重视包括创新、复杂系统、体制和非线性动态在内的变革过程，此外他还意识到哲学、社会和制度维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据此，他设计了三种基于不同概率算法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 1)先验概率法。它描述了由完全同质分类的实例（如多次掷骰子）产生的数字特征。奈特认为，在实践中，很难找到在概率学意义上真正同质的分类。因此，这种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很难适用于对全球危机的分析，因为全球危机面临的挑战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2)统计概率方法。这种方法基于实践案例进行经验分类，它对过去的经验结果将在未来保持不变这一点保持高度信心。统计概率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保险市场。但是，统计概率无法应对剧烈变化，因为它们未来和过去混同。 3)概率估计方法。奈特认为，通过创建实例间的等价关系，有可能将概率估计转化为统计概率。因此，当涉及到统计概率和概率估计之间的关系时，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问题。 这三种方法实际上都是基于历史数据展开前瞻性的方法。然而，真正的不确定性是无法测量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依靠判断方法和推理方法。真正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层面上与风险区别开来，无论相关信息规模几何，它都不能在处理过去经验的概率演算的基础上转化为风险，因为其所涉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此基础上，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及其方法论可以为国际关系学者对危机的概念化提供信息。国际行为体可能承认，他们不知道在一个深刻变化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在未来会产生什么结果。正是在此情况下，在危机时刻的果断干预行为实际上依赖于在奈特式不确定性下采取判断推理方法。 本文利用这一框架来评估全球政治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如何对果断干预的时刻进行构想，以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本文每个案例都对应了行动者获取和评估信息以便在危机时刻做出决定和行动的方式之一:包括概率估计、统计概率和判断。 案例分析：全球生态危机管控的三种方法 不确定性从一开始就是生态危机的全球政治特征。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或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最后宣言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置于不确定性中。而减少不确定性被视为通往更理想的生态未来之路的一部分:通过更充分的知识和更明智的行动，人们可以在一个更符合人类需要和希望的环境中为当代和下一代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然而，政治行为体在相关领域经常面临行动困境：即要么在不确定的状态下行动，要么等待“正确的措施”。本文将详细地介绍三个案例，以不同的方式说明在不同的风险状态或不确定状态下行动的实践张力。 案例一：联合国 上世纪以来，人们业已开发了许多方法以理解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例如，“能量流计算”方法根据热力学中常用的不同尺度和度量来评估能量流，以度量 “社会经济系统使用的能量总量。这类“物质流计算”中最富盛名的方法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与物质之间的多种代谢关系客观呈现。 联合国统计司采用此方法发展出了环境经济核算账户。随后在2012年，环境经济核算账户成为国际标准。然而，成为公认的国际标准，并不代表足以在危机时刻提供知识并指导决策和行动。 环境经济核算账户将环境统计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置于官方统计的核心。准确地说，它为生产性经济活动在环境维度提供了一个经验分类系统，涵盖空气排放、能量流、物质流等各项子指标。然而，环境经济核算账户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实际问题，它需要收集大量数据以确保获得完整的信息。同时，它本质上接近奈特对概率的估计:它根据各种生物物理尺度和指标来测量环境。因此，该统计系统可以与传统的经济统计相联系但本质上二者并不可比，因为生物物理信息难以转化为货币等效物。即使国际行为体将来可能有机会获得环境经济核算账户提供的信息，但也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能够并愿意解释和评价这些信息，因为环境经济核算账户的多重指标通常被认为过于复杂：用奈特的话来说，无法提供在此基础上进行足够深入的分类，从而对将问题简化到可管理性的程度上的过程提供实质帮助。 案例二：国际财会相关主体 相比之下，国际财会界人士通过将货币指标处理成成本效益分析得出统计概率。货币估值方法用统计概率方法处理环境问题，使环境问题更接近经济问题，乃至金融化和工具化。2019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下属的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召开年度会议。该会议启动了一个名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项目，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标准委员会来制定这些新标准。通过各公司对未来标准所要求的数据的汇编和披露，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声称能够为其用户，即投资者，提供可靠的信息，以采取行动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体系与传统的财务风险管理并无本质差异。 具体而言，公司必须识别和评估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未来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转化为财务风险指标。因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方法完全符合金融风险管理，在这个领域，不确定性实际上是风险的代名词。与生态危机相关的决策和行动被视为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披露和正确定价。 然而，奈特所提出的“不可预测的剧烈变化”在商业生活中无法通过概率的计算和定价锚定，在气候变化在内的生态危机的全球政治中更是如此，因为未来不能被概念化为对过去的简单复制。因此，环境经济核算账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都仍然存在缺陷。 案例三：国际清算银行及各国央行 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其《绿天鹅》报告中也提出了从不确定状态中采取行动的建议，该报告认真对待了最先进的模型也无法预测的风险。2020年1月，国际清算银行与法国央行密切合作，发布了关注气候变化时代央行和金融稳定的《绿天鹅》报告。报告明确了各国央行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应发挥的作用和采取的行动。如果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那么它就会进而影响到央行的金融稳定使命。因此，该报告强调，无论是历史项目还是当代项目，都未能成功地收集过去的环境数据，并将其与传统的经济指标联系起来，以提供精确的风险衡量标准，并制定环境经济政策。该报告强调了金融机构对气候相关风险重要性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与其应对行动的相对薄弱之间的差距。 因此，仅仅根据预期的经济影响来应对生态危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影响中的大多数根本无法通过严格的财务推理来衡量、定价和预测。简而言之，在反映经济结构性变化的同时，考虑到企业、部门和金融合同之间气候相关风险的多种传播渠道，应对生态危机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仍充满不确定性。因此，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事件，资产价值和信用评级所受影响的不清楚有其本质性的深层原因。报告认为，“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包括外推历史数据和基于正态分布假设的风险管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评估未来气候相关风险无关”。如奈特所言，这种分析远远没有考虑到真正不确定性的全部影响。更确切地说，它们证明了奈特所确定的风险层依赖于根据过去的数据序列经验性计算的统计概率。在缺乏此类信息的情况下，成本效益分析无法捕捉到影响的全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它们没有考虑极端风险的高概率;此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们在经济建模方面的局限性。 无论结果如何，《绿天鹅》报告的主要成就不仅仅是提供了在不确定时期采取行动的具体方法。相反，它认识到，历史上旨在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衡量的风险的主导方法实际上几无可能。《绿天鹅》提供了一个开创性的观察视角，将所有可能组合在一起形成情景，通过情景以在危机时刻为决策和行动提供知识。该报告意味着，必须在生态危机时期即刻采取决策和行动，同时考虑到真正的不确定性，这种行动必须通过判断以及“谨慎和谦逊”来采取。 结论与展望 当代危机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决定性政治干预时刻。本文试图理清国际行为体如何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作者借鉴了奈特用风险代替不确定性的方法来考虑这种决定性的干预时刻。 本文表明，国际行为体依赖三种不同的信息获取方式和信息解释评估方式，从而获得可靠的知识并塑造未来的世界状态。本文用生态危机的全球政治以及国际行动者将不确定危机时期转化为或多或少基于风险的决策和行动所使用的三种对比方法来说明论点。 本文三个案例中的两个代表了将生态危机整合到一个“风险可计算”的世界中的尝试。由联合国机构指定的关于经济活动的环境方面的国际生物物理统计方法，试图以概率估计方法提供信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项目则旨在以统计概率方法产生信息。二者都试图将生态危机当作可计算的某种风险看待。与此相反的是，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绿天鹅》报告则脱离了这种思维定势：它通过构建生态危机场景进行评估——这种方法与奈特的呼吁相呼应，从而有助于在真正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判断。 词汇积累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Ecological Crisis 生态危机 Energy Flow 能量流 译者：邓天瑞，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校对 | 胡富钦 戴璐璟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郭思佳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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