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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晃高中毕业就五十年了。前些日子一位同学留言，嘱咐我写点文字，还说要在毕业纪念活动期间将我的文章交与母校留存。母校留存与否，我并不在乎，写点文字作为旧事记录还是可以的。广元中学，即我当年就读高中时的学校，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其前身是20世纪上叶先后开办的私立中学和县立中学，更早一点，还可追溯至清康熙年间的嘉陵书院。相当长的时间里，广元中学一直是川北几县中的名校，吸引着远近学子负笈相从。1972年的春天，也就是52年前的春天，我幸运地进入了广元中学。读书这事，还得从上小学说起。我是1963年进入广元县北街小学读书的，当时的北街被改名为“解放街”。这所小学也是一所渊源有自的百年老校，始于清光绪年间开办的广元县立两等小学校，其校址为清代晚期修建的“考棚”。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谢玉华，她自然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师恩难忘，前几年我特地回广元，参加了她老人家九十大寿的庆会。我读小学时，所设课程不多，大约就是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劳动等几门。谁知正当我即里渐里略有知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记得当时的学校大礼堂里横竖拉了很多条麻绳，上面挂满了大字报。学校进门通廊中的板报栏上，也满是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罢官”的粉笔字。没过多久，也就是1966年春夏之交时，小学停课了。没有毕业证书，也没有肄业证明，所有年级的学生糊里糊涂地离开了学校。停课在家的几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火热的几年，其间的破除四旧、革命串联、造反夺权、文攻武卫、一打三反等运动，皆有所见。不过，小小年纪的我，也只是看客而已。儿童天性使然，那几年里我与小伙伴们常在一起，不是上山捉鸟虫，就是下河摸鱼虾，几乎是成天地玩耍。实际上，出于好奇，我偶尔也会“埋头”于书堆。那段时间，母亲单位里有一闲置的房间，里面堆满了抄家和收缴来的各种“封资修”书籍，其中不乏一些通俗读物。门未上锁，大人们不敢随便进去，我则先后多次潜入，虽大字不识几个，但开卷肯定有益。闲散在家的几年里，我还饶有兴致地学习绘制广告画和练写美术字等。这些雕虫小技，后来被证明多少都是有用的。一直闲在家里肯定不合适，帮做一些家务之外，我还被家长安排去工地“打零工”。公路边砸卵石，河坝里筛沙子，风吹日晒我无所畏惧，但真的很累。不过能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一点工钱，因此还强壮了身体和增加了阅历，也挺好的。1970年春，停课近四年的中小学重新开始招收学生。那时我已经十多岁了，显然不可能再进小学“回炉”。我与很多年纪相仿，甚或比我大几岁的少男少女们一起，直接“升入”初中。我就读的初中，即位于城北将军桥旁的广元县民办中学。全校同一年级共十个班，不过那时不叫“班”，而是称作“排”，我被分在一连五排。初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何嘉会，他教书用心用力，其他工作亦事无巨细。就读初中期间，我能以勤补拙、循序渐进，离不开何老师的言传身教。那个时间段的中学，很多课程进行了改造，从名称到内容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例如，没有了物理课和化学课，而增设了“工业基础知识”与“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两年初中时光很快地就过去了，我拿到了第一张可以作为学历证明的毕业证书。1972年春，初中毕业的我被推荐上了高中。那一年，进入高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广元县民办中学同年级的数百位同学中，先后两期被推荐进入高中（广元中学和宝轮中学）的也就二十多人。情愿或不情愿，绝大多数的初中毕业生以“知识青年”的身份走进了“广阔天地”。回想起来，当初能进入高中继续读书的学生，真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广元中学，地处县城东郊山边，校外大片的平坦区域即本地人所称的“东坝”。入校后，同学们被统一安排住进了学生公寓。学生公寓是大操场边一栋独立的二层楼房，即学校里的东楼。那是一种带坡屋顶的砖楼，地基厚实，隔热防潮与通风采光的效果也不错。在我看来，这样的宿舍楼除了没有配置厕所和盥洗间外，一切都很好。学校里还分布着另外的多栋楼房，包括教师公寓楼和教学楼。相比当时县城内外随处可见的低矮的各类房屋，广元中学里的这些楼房真算得上是“洋楼”了。广元中学是县城里的“完中”，即同时拥有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学校，学生数量众多。校园占地面积也很大，不仅有多个篮球场，大操场中还有一个规整的足球场，这给学生们提供了良好的体育运动条件。学校里还设有能给全校师生提供饭菜的“伙食团”，包括一个很大的可供学生们集体就餐的“大堂”。路道两旁绿树成荫，教室前后花草丛茂，当时的校园，环境优美，甚是可人。我的高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钟道钧。钟老师教书认真，平时里不苟言笑，同学们对他有所敬畏。篮球场上的钟老师却又十分灵动，其娴熟的球技让同学们交口称赞。可以说，那时的他，风华正茂。有这样的班主任，当然是同学们的福气。我对数学课很有兴趣，学习中也一直很努力，应该说没有辜负钟老师的期望。物理老师孙显志，也是我要特别感谢的良师。孙老师对我的作业完成情况向来满意，他希望我课后常去他的办公室，即要“开小灶”给我补充更多的物理学知识。一次考试刚结束，他就对我说试卷中的两道加试题为以前的高考试题，他很高兴并赞扬我能轻松地完成这样的试题。▲师生合影照（1974） 进高中的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一批被打入另册的老师得到“解放”。这些老师大都资历深厚且颇有名望，他们的“复出”充实和加强了当时的广元中学的师资力量，学生们因此而有了更多的见识与收获。这里我要特别提及一下语文老师卫洛克。刚进高中时，我的语文能力平平，准确地讲，尚未开窍。有一次卫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自选题作文，我就以初中时在广元酒精厂“学工”的经历为题材写了几页。没想到在接下来的语文课上，卫老师将拙文作为范文在全班讲析。他还在我的作文后面用红笔写了满满一页评语，其中赞词连连。这件事不仅让我倍感荣光，也大大地增添了我在文字写作与文学创作上的自信。毫无疑问，老师们的鼓励是我学习的持久动力，其影响深远。高中阶段，我还是一个体育“健儿”。初中时，我就爱上了排球运动。进高中不久，我就和几位有此爱好的同学常在一起“切磋”并发起组建了校排球队。当时的广元中学男子排球队在县城里多少有些名气，先后派员参加了在江油县和遂宁县举办的绵阳地区中学生排球运动会。在我的组织联络下，校排球队还时常外出参加一些友谊比赛。广元中学背后向东延绵的山丘中，集聚了多家“三线”企业，这些企业里的职工中也有不少的排球爱好者。那时的“三线”企业，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大多设有灯光球场，这给我们利用课余时间与他们比赛联谊提供了条件。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很多的与这些企业开展排球比赛活动的趣事花絮来。顺便说一下，我的排球爱好延续很久，读大学时我曾作为校队球员在南京参加了江苏省大学生运动会；后来在绵阳工作时，还作为厂队球员在绵竹县汉旺镇参加了绵阳地区工人运动会。运动带来健美，运动也让我在中学和大学时成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广元中学排球队合影照（1973） 
▲广元县代表队合影照（1974） 后排左数第四人为笔者 作为“复课”后的第一届高中生，同学们大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不论是课堂听讲还是早晚自习，都能看到同学们专心致志与孜孜以求的场景。同学们来自城乡各处，生长环境与家庭背景有所不同，性格爱好自然也略有殊异，平时里产生一些磕磕碰碰难免。但总的来说，同学们团结友爱，相互宽容。同班同学中，大多的来自郊乡和远村。朴实安分、勤俭节约，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朝夕相处中，他们时常谈起他们的家乡。山村里的故事，包括那些神秘稀奇的民情土俗，让我耳目一新。可以说，同学们相聚，既是缘分，也是一种文化的交融。高中生活，丰富多彩，诸事难忘，记忆中较为深刻的还有当时的“饭食”。进入高中后，同学们都在“伙食团”即食堂里“搭伙”，同学们都有自己的刻着记号的饭盒或洋瓷缸。定量的大米，由“生活委员”按时分发给各位同学，就餐时大家在大蒸笼里取出自己的那一份。正值青春发育期，同学们的胃口当然都很好，大口吞咽之外，谁也不会挑剔饭菜的不好。同学们几人一组或站或蹲围成一圈，眼睛都紧盯着摆在地中间的菜盆——虽说是几乎不见油水，那却是瞬间就会一空的“佳肴”。其情其景，正如我多年前写的一首杂诗所云：“淡饭粗食味俱香，学娃最苦饿饥肠。盐花水煮牛皮菜，抢到无时早舀汤。”1974年春，学校里的教学活动停顿或停滞了下来，老师们心有余悸，诚惶诚恐；学生们懵懵懂懂，不知所可。同学们丢下课业，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去向”。其实，当时的“去向”非常明确，那就是“上山下乡”，就是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年5月，广元中学高74级部分学生与几位师长在操场上合影留照，后面的时间里，同学们各奔东西，该插队的插队，该回乡的回乡。两年高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不久，我去了离县城很远的清水乡马鞍生产队“插队落户”。有了在中学阶段积累的“知识技能”，还有着在那些年里树立起的“雄心壮志”，我确信自己能扎根农村并有所作为。寒耕暑耘，栉风沐雨，我的表现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山乡磨练的岁月中，我曾几度作为先进知识青年代表或积极分子参加县区各级部门组织的活动，其间还与一些昔日高中同学见了面。再后来，我被招收进入了一家国防工厂。1977年冬，我以工人的身份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幸运之神再次降临，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重点大学的入学通知书。▲部分高中同学合影照（1975） 中排左数第一人为笔者 ▲部分高中同学合影照（1975） 中排右数第一人为笔者 光阴荏苒，往事悠悠，可以肯定地说，就读广元中学是我成长中非常重要的和影响至深的一段经历，也是一段我难以忘怀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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