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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劳动合作方式的工作单位，当时绿原、芦甸等人都认为是好办法。但我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者，没有这样的人事条件。文艺界有点社会信用的作家，谁肯负起责任来办一个刊物。那既要做苦工，他们不愿，又要拿出主意，他们大概不敢也不能。其次，文艺党员决不愿意，他们是只想办有合法领导权、判决权的刊物的。我的这个拟议，是参照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苏联的经验以及“五四”时期的经验，但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条件。我不清楚，也许《解放军文艺》可以看成类似这种方式的例子(我指的是作品，不是指那些理论和批评)。但我这建议只是当作说明的比方，知道那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我提到说服作家们这样做，就是认为不会有人愿意在这种互相竞赛又各自负责的方式上干的。  绿园 七、在公 安部，审问我的第六局局长有一次偶然提到我的报告(他很少直接提到)，说我是想篡夺文艺领导权。我问篡夺什么权。他只好说，篡夺一个杂志的领导权。这真是出乎意外。开国前，要我主编解放后第一个杂志，而且是领导全国的理论批评杂志《文艺报》，我固辞不干。1952年初，胡乔木向我提三个工作，一个又是这个领导刊物《文艺报》，还有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那是决定以中央名义出版的文艺作品权的，我也固辞不愿干。现在费这么大精神向中央写报告，反而是为了篡夺一个杂志的编辑权，世界上有这样的蠢人吗?我哭笑不得，记不得做过这样的说明没有。但想不到还有更奇怪的。 1966年出公 安部后，梅志一次提到，审讯她的审讯员，有一次问她，胡风写这个报告是什么目的，是不是想做中宣部长?梅志也觉得问得怪，说：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想当中宣部长呢?未必，公 安部的一位专职(他应该是管文化的)审讯员的组织常识不如梅志吗?当然不是。也是无意中漏出了对我的主观情况的权威性的看法，也就是“唯物主义”的看法。凡人有所争，一定是为了私图，而胡风，一个文人，最低的私图可能是一个杂志的编辑权，最高的私图当然是宣传部长了……  胡风夫妇 我无从知道对我的这种看法是否消失了或者改变了。写这个报告的思想根源已交代过，现在补述几点对我起了促进作用的刺激。 1952年夏，中宣部不批准发表我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的《学习，为了实践》。由周扬打电话通知彭柏山，要我来北京讨论文艺理论问题，并说，中央认为胡风是一个人才。后一句话的意思当然是，因为重视我，所以要讨论我的文艺理论问题。我当时想，解放后我写了些新人物记和诗，如果是肯定了这些而这样看，当然不足为怪。否则，我说得上什么呢?到北京住在文化部等讨论问题时，当时地方戏会演，一次在剧场里遇见了胡乔木。他坐在第一排，我在第二排他的座位后，他侧过面就可以交谈。上次离北京前，他不愿见面谈话，这次是整我的理论，我更不好要求和他见面谈话。现在坐在一起，提到我在等候讨论理论，他说：顶好抓紧时间，国家要人。我说，我当然不愿意多浪费同志们的时间。他说，他们没有什么，我是说你自己……我不知怎样回答，但心里想：领导上弄得我连劳动的条件都没有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写《时间开始了》时他来和我谈话那一次，还说过我是“永远不休息的工作者”。我自己知道浪费的时间太多，应做能做而没有做的工作也太多，但他这种话，还是使我心里感激。但说这话的领导人都看着我的作品(工作成果)被伤害以至不能发表而不救，现在又这样以国家的名义鼓励我即责备我，我怎么回答呢?终场时，他送我到剧院前面，紧握着我的手好一会儿不放，我却不知道说什么好。现在想，他当是希望我写一个检讨过关；马上要求入党的。后来开了两次讨论会，没有结果，得到总理的信后马上写了《一个时代，两个中国》。依然不准发表，反而发表了舒芜的文章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僵住了。当时聂绀弩曾向我提过一句：在外面谈不好，就申请入党，到党内谈好了。我想，我不是党员都如此，到了党内不是只有盲目服从吗……我就盲目地背着包袱拖下来了。  胡乔木 1953年秋开第二次文代会时，胡乔木召集各省市负责领导文艺的党员作家谈话。是湖北的曾卓和我谈到的。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说胡乔木对文艺界情况很担忧，希望大家努力，但不要做无益的事，弄到被动，搞不好中宣部要垮台，云。当是他自己认为，再没有新的成绩，中宣部不能不负失职的责任，也许中央对文艺实践情况已经很不满意了。就当时接触到的党内气氛看，都是对文艺领导表示不满的。 但非常意外的是，时间记不清了，那以后绿原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有谁对他谈到我，说：“看到垮也不走拢来，以为垮了会请你领导。做梦！就是垮了也不会要你领导的！”这使我瞠然。我不愿现在申请入党，就是怕做组织工作或领导工作。我现在连党员都不是，怎么是等着请我“领导”呢?我不好问绿原这是谁说的。但他在中宣部国际处宣传处工作，当然是中宣部的人，可能还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说的。现在想来，公 安部的那位审讯员问梅志，我是不是想当中宣部长的话，并不是凭空想到的了。 听到曾卓、绿原说的情况以后，我明确了两点。一是，不但中央对文艺实践情况感到不满，文艺领导本身也觉得敷衍不下去了，问题的严重性已不应遮盖了。一是，对我的误解太大了，和我的实际相反，不消除掉，我的处境会更要坏。 在这种情况下读到了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总理“学学毛主席的伟大，说服人嘛”的指示又在耳边响了起来，我就毫不迟疑地写起来了。 写完抄好送交当时的政务院文委会主任兼中宣部长仲勋习后，我感到对党尽了我的责任，放下了几年以来的沉重精神包袱。我的心情，可以用几句话概括：我认为文艺领导的倾向和作风是严重的，对文艺实践起了危害作用，我把我的看法写出来供参考。至于怎样克服这个危机，那是需得掌握全面情况、作深入的分析研究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凭我有限的见闻和身受的经验作了一些拟想。这些拟想实际上只是为了帮助说明我所理解的实践情况症结所在，有的是无法实行的。如果我是共产党员，党要我做一份打开实践通路的组织工作，我也只能拟想出这一类办法，出这样的主意。至于肯定或否定怎样的作品和作者，那也只能在实践过程中解决。我自己只想暂时做一个没有定职的单纯作者。我以为这个报告回答了我明确认识到了的两个问题：客观的情况和我自己的主观情况。我感到尽了责任，安心了。 补充说明几点： 1.“知无不言”，实际上我还只是举出为了说明问题性质的例子，并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所以，没有提到的也一定不少。“言无不尽”，没有说到没有说透的多得是。分析错了的也一定不少。 2.我提出了对若干领导者和党员作家的看法，并不是对他们有恶意，犹如我说有病的人有某种病并不是恶意一样。相反，我慎重地注意，在中央审查判断之前，不能传播出去损伤了领导者们的威信。杭州方然要我把底稿寄给他，我没有寄。同在北京的徐放希望把底稿给他带回去看，我也没有同意。就是怕给别人看了传出去，在群众中间损伤了胡乔木、周扬等领导人的威信。 3.对受到打击和封锁的我自己的作品和与我有关的作者如路翎的作品，我只提出领导的压制或打击作风有害，对作品本身我虽然肯定它们，但并没有辩护，以为那是要经过主义马克思的深入分析或在群众中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够决定的。 这几点也促使我自信向中央写这个报告这一行为本身决不会有什么问题。 芦甸夫妇一次来看我的时候，我说，中央看了一定会拍桌子，不是拍他们(指文艺领导者们)的桌子就是拍我的桌子。我说的拍桌子，是指严格的批评。即使错了，甚至错得很厉害，顶多不过吃一顿批评。他们当即说，不会，决不会是拍你的桌子。 我对绿原说，斯大林说，人民来信，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是对的，也应该欢迎。党给了我人民代表的名义，我这就算是人民投书吧。绿原也当即说，不会，中央决不会仅仅当作人民投书看。 ⋯ 197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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