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6月，解放战争的战火燃烧起来。
尽管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短暂裁军和整军，国民党军队依然保留着庞大的军力，达到了430万。
这其中，有86个整编师共计200万的强大陆军力量，特种兵部队也有36万人，空军有16万人，海军有3万人，军事机关和院校人员共101万人，还有74万的非正规军。
虽然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在美国的援助下，其中央军嫡系仍然拥有自北伐以来最强大的战斗力。在随后通过抢占本属于八路军的地盘，接收了大量伪军以及大批投降的日军，又强抓壮丁，迅速扩充为正规军554万人，非正规军253万人，号称800万军队。
同时，国民党军队还控制着当时中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广大国土和绝大部分大城市。他们依赖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占据着优势地位。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大的变数，他们最多只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就能取得全面胜利。
回顾当时的人民军队，虽然人数号称有127万，但实际上，能够与国民党一线部队相提并论的野战部队仅有61万。剩下的66万是地方部队和非战斗人员。
由于抗战期间，我军在敌后战场作战，条件艰苦，且在抗战胜利后，侵华日军的大部分装备都移交给了国军。因此，我军在人数和重武器方面与敌军相比存在巨大差距。
更不用说国民党军队拥有空军和海军，可以对人民军队进行空袭和海上进攻等降维打击。这无疑增加了战争的难度。
因此，在战争爆发后，人民军队被迫一面英勇迎战，一面主动后撤。这种战略调整在战场上造成了“国军大捷”的假象。
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时，毛主席带领军委中央，一方面调整兵力部署，一方面尽其所能地调动解放区的潜力，以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被动局面。然而，解放区大部分地区位于偏远的山区和农村，短时间内无法获得外部支援。
然而，毛主席却指出，我们解放区的人口虽然只有一亿五千万，但蒋管区的人口却有三亿多，但是这些农民若没有翻身，就会反对蒋介石。而解放区农民已经翻身，这使得我军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通过全国土地会议后，一亿五千万群众纷纷参军参战，人力和财力资源无比丰富。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并在解放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一行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他们以无比的决心和力量投入到这场革命中来。
土改是改变中国面貌的重要手段，孙中山曾经提出但却未能实行。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认为给农民分了土地就能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呢？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成长经历，以及对中国农民痛苦生活的切身体验。
毛主席在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出生，从小就深深体验了中国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他父亲的辛苦耕作，尽管使他勉强维持从贫农上升到中农的经济水平，但这依然是非常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经历使得毛主席自参加党的“一大”开始就关注农村，成为第一个提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在广大农民身上”的人。
自古以来，土地一直是人类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在我国，从战国时期开始，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实行了2000多年。在那个时代，地主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成为了不从事劳动的剥削阶级。农民则往往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他们辛苦劳动，却需要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同时还要承担封建政府的税收和徭役。
当然，客观地看，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出现了像汉唐那样的盛世。然而，随着工业时代到来的近代，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完全成为了约束中国发展的枷锁。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因此，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任务之一。
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源于西方列强的无情入侵。在他们的经济侵略下，中国的农村变得愈发凋敝。
广大农民在向地主支付同样多的地租的情况下，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他们变得更加贫困。而地主在西方资本的冲击下，收益下降，生活成本提高，使得他们从农民那里收到的租金只能用于个人消费，无法转化为发展工商业的资本。
更糟糕的是，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共同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妄图将中国完全锁定在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不遗余力地阻止中国进入工业社会。
因此，如果单纯从推动社会公平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来看，为了推动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土改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地主阶级对农村经济的垄断，让农民有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土改并非毛主席首次提出，实际上，早在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政治口号。孙中山深知，在未来的民国社会中，“耕者有其田”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共和。
孙中山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必须使农民和地主都能从中受益，因此他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他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真正消除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公正的平衡。
然而，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并未向新的社会形态进步，反而陷入了更糟糕的军阀混战状态。这一时期，为了应对巨额军费，中国的农民和地主负担加重。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消灭了北洋军阀并统一中国，但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中国的社会形态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导致中国的土改进程受到阻碍。
虽然蒋介石从个人角度出发赞成进行土改，但由于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他们在大陆的土改一直停留在口号阶段。当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时，中国仍然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由于战争破坏等原因，人均粮食占有量仅有刚够维持生存的200公斤。这使得广大农民面临着缺粮的问题，往往缺半年粮食。
据统计，当时全国人口中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到80%的土地；而占总人口90%的贫农和中农，只占有不到30%的土地。这种土地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了农业衰败，进而导致中国百业萧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7美元，而同年印度就有57美元。这表明中国农民虽然赶跑了日本侵略者，但他们仍然看不到改变自己悲惨命运的希望。
在1927年，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的队伍，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土地问题的深入探索。自1928年开始，红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显著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状态，并成功吸引了他们加入红军。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了形成统一战线，党中央被迫暂停了没收地主土地的行为。这一转变在1946年全国大部分地区保留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解放战争爆发后，经过深思熟虑，党中央在1946年8月正式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区由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彻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实现广大农民的平等权利和利益。
虽然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农民世世代代承受着地主的剥削，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并不亚于那些贪婪的地主。然而，在土改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由于农民长期受到愚民教育，他们对土改主张的理解却完全不充分的情况。
在许多地方，农民们认为自己一生受苦是“命中注定”，甚至在动员大会上有人宣称地主养育了他们一生。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土改工作队必须同时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对于地主，首先要进行说服教育，向他们解释配合土改可能还能保留一部分财产，但如果顽固抵抗，最终必将自食恶果。
同时，对于那些有血债的、曾经帮助日本鬼子和反动派残害农民的地主，必须坚决镇压；这不仅能赢得农民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对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地主形成一定的威慑。
对于广大的农民朋友，除了讲道理之外，更有效的方式就是用事实说话。
比如山东济阳县的土改工作队，当他们发现部分农民对土改政策持有疑虑，甚至完全不理解时，他们选择了在安子坡村发动一批年纪70多岁的老长工。这些老长工们讲述了自清朝灭亡以来的种种变化，让在场的人员无不感到义愤填膺。
他们讲述的故事中，该村原本有90多户农民，但在短短的30多年间，竟然有27户消失。这些人要么因为长期遭受地主剥削而家破人亡，要么因为无力娶妻而年老无人送终。
尽管所有的农民都努力耕作，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但只有两户农民从贫农上升为中农，而且并非通过种地卖粮实现的。相反，有八户农民从贫农变为中农，还有一户从贫农变为地主，这是他们闻所未闻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再过几十年，更多的家庭可能会面临绝户的局面。而且，所有的贫农和中农都将看不到任何改变命运的希望。这样，大家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贫穷根源在哪里，从而最终统一思想，为土地改革奠定基础。
尽管有些地主支持我党和土地改革政策，但就整体而言，他们仍然是土地改革的主要障碍。因此，许多地方的地主与反动派勾结，甚至与占山为王的土匪联合，他们疯狂袭击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队，或者杀害积极参与土地改革的农民。
对此，我人民解放军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血战的同时，也不忘组织力量，积极以武力维护土地改革的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只有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保护自己的胜利果实。只有解放军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军，他们才能真正翻身。
在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中，我东北野战军从1946年出关时的11万人，到1948年底入关时的百万大军，这一事实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
而这一切背后的最大秘密，就是东北地区实行土地改革所带来的巨大成功。
实际上，东北的农村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1931年之前，由于东北整体人口相对较少，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土地矛盾并不突出。
然而，日本侵占东北的14年间，将东北绝大多数土地强占，或招募中国农民耕种，或分配给从日本迁徙而来的数十万日本“开拓团”。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和无情掠夺，使得东北农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对东北进行了接“劫收”，广大农民在赶跑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又迎来了同样凶残的恶霸地主。随着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控制东北，国民党集团大肆收编东北土匪，命其用野蛮的屠杀来破坏我军在东北的土改工作。
林彪等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很快意识到了土改与军事斗争胜利的关联性，他们一面积极抵御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一面派出像杨子荣一样的小分队去剿匪，以此来促进土改的实施。
到了1947年的2月，全东北地区完成了土改，有3160万亩的土地分给了400多万户农民。农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后，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即使在我军控制区面积锐减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保证军粮和其他军需品的供应。
同时，蒋介石为了维护罪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收编土匪残杀无辜群众的行为，这彻底教育了那些身处后方的广大农民，促使他们积极参军，保卫他们自己分到的胜利果实。林彪将军看到了这个机会，他将广大农民的参军热情和维护后方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引导他们投入到我们的军队中来。
在双方战略相持阶段时，我们先后扩充了88个团，增加了22万新兵。经过必要的训练之后，这些新兵很快就被补充到了东北野战军的一线部队中。
随着我军的连战连捷，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被俘虏，越来越多的被解放的农民回归了家园。这是东北野战军能在短短三年内成为百万雄师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并不是东北的特例，当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我党积极发动土改。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土地，许多农民甚至提出了“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和“参军保田”的口号。
为了支持前线，大批翻身农民如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自发组成庞大的支前大军。据统计，仅山东解放区就有59万青年参军，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
在土改使我军力量显著壮大的同时，广大国军基层官兵思想也受到了深刻冲击。
在抗战初期，许多青年心甘情愿地参加国军，对抗日充满了热情和信念。然而，随着抗战的深入，国民党集团腐败无能，国军中的信仰逐渐丧失殆尽。他们只能依靠拉壮丁来补充基层官兵。
更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集团对待基层士兵的态度极其恶劣，即使某个农民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被迫参军，地主仍然会强迫其家庭交地租。封建衙门的苛捐杂税也丝毫未减。甚至出现了由于儿子参军导致家里田地荒芜，全家被迫走绝路的悲惨场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军在1947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后，在新收复的土地上开展土改，通过分配土地来动摇受到严重压迫的国军士兵军心。
在国军阵营中，许多基层士兵收到了来自家乡的来信，信中透露了他们的家庭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他们作为贫农的家庭成员也分到了一份土地。这使得许多士兵开始思考，跟着解放军不仅可以得到土地，而且在精神上还能得到更多的满足，而留在国军阵营只能受气。这种思想在国军官兵中迅速传播开来。
由于统帅部的昏聩无能和军官的贪生怕死，国军在战场上经常被解放军击败。再加上能够拥有土地的巨大诱惑，许多原本顽固的士兵开始萌生早日加入解放军的想法。
到了1948年三大战役的关键时刻，这种军心涣散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辽沈战役中，尽管解放军快速攻下锦州是决定战场胜利的关键因素，但此时东北国军的士气低落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在廖耀湘兵团遭遇解放军四面打击后，仅仅不到三天的战斗就宣告全面崩溃。而当解放军进入沈阳时，许多单位的国军士兵放弃了抵抗，他们聚在一起，把武器放在一边，坐等解放军前来接收。
在淮海战场上，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被解放军分别围困在双堆集和陈官庄。此时，解放军通过攻击来缩小包围圈，同时通过广播和传单进行心理战，让这些国军精锐部队的普通士兵过上了悲惨的生活。他们每天吃不上热饭，又不断听到解放军的土改宣传，已经无力再抵抗。
于是，在淮海战场上出现了上午被解放军俘虏，经过教育后下午就坚决把枪口调过去的现象。而那些在淮海战役初期成为解放军战士的俘虏兵，到了最后围歼杜聿明集团时，已经成为了班长或排长。
平津战役中，北平的20万国民党军队能够接受和平改编，除了被解放军的强大武力所威慑外，同样是因为土改已经让他们彻底无心再战。
据统计，解放战争中我军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554万人，非正规军253万人。其中，有459万人是生俘，大约有280万人成为了我们的战士。
自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后，土改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新解放区三亿多农民分得了七亿多亩土地，每年再也不用向地主交3亿吨粮食的地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终结，广大农民终于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得以调动全国的资源和人力，全力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许多曾被俘虏的国军将领初时对共产党的胜利持有疑虑，认为这只是军事上的胜利；然而在参观了许多工业建设项目后，他们深感震惊，承认共产党实现了他们曾经梦想但未能实现的愿景。
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土改这一历史性的社会事件。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使得广大中国人民愿意为了个人生活改善和国家强大而努力。这就是土改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更推动了整个国家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