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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辱美“作家刘易斯 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于193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美国人民中的大多数人是高兴的，但是仍然会有不少美国读者非常愤怒，认为刘易斯不应该获奖，因为他是个“辱美“作家。“《美国害怕文学》。”刘易斯把他在诺贝尔颁奖会上的演讲词重印出版时，把题目改成了这样。刘易斯“由于其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而获奖。“新型的伟大的美国文学，随着全国范围内的自我批判而开展起来。这是健康向上的征兆。辛克莱·刘易斯具备了上帝恩赐的天赋，能不仅用稳健的笔，而且用脸上的微笑和内心满怀着的青春活力，去发挥他的开拓创新作用。”如何理解“新型的伟大的美国文学，随着全国范围内的自我批判而开展起来”，我在《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六卷）》第二部分《富足年代的小说》中找到了例证。第二部分的第一章着重介绍了亨利·亚当斯。1918年3月逝世的亨利·亚当斯，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当过总统。他写过一本叫《民主》的小说，书中有个叫玛德琳的人物评价当时的美国，说道：“她突然就意识到，这一定是美国社会的尽头，也是美国梦的终结。”他有一本更出名的书，叫《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有25年的时间，他给朋友写信，认为美国和欧洲将走向灾难，而这些信是“对彻底的黑暗的忧郁的倾诉”
。他认为，一战是这个世界最后的喘息：“当一个人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甚至灾难也几乎成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看来美国文学史的研究者，是要引出这样的结论：一战结束后，美国的文学界开始了更加自觉的批判式的写作。既批判自己，也批判社会。既批判人性，也批判现实生活。这也就是让我们无数人非常忌惮的揭露社会阴暗面写作问题。其实健康正常的社会，有什么阴暗面不阴暗面之分。你只要有表达的欲望，你有你的表达自由，不用管它哪个面。把现实分成光明面和阴暗面，本来就是幼稚可笑的事情。
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巴比特》等作品，正是写成出版于1920年代。那时正是欧洲战后经济恢复、社会矛盾复杂的时代，美国经济快速繁荣，经济危机还没有到来。刘易斯不仅是小说家，也是敏锐的社会观察家和批评家。他当过新闻记者，编辑，自由撰稿人，去过很多地方，了解和观察过各种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1920年创作的《大街》，成了当时销售十万册的畅销书。“列车外，一座座小镇像堆在地板上杂乱无章的纸盒；列车上，晒得焦黄、肌肉僵硬的农夫和他那疲惫不堪的妻子，还有一群孩子，他们的双手的皱褶里积满了污垢。”他写的美国人庸俗，虚伪，心胸狭窄，没有文化，只安于现状，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形成对比的是欧洲人有教养，有文化。他写的《巴比特》，那个叫巴比特的人，善于向人们推销他们买不起的房子，这个奸诈、庸俗、虚伪的商人，经常用欺骗、哄骗、不择手段等方式，诱使人们上当受骗。加利福尼亚有个牧师，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平时乐善好施，但是读到刘易斯的小说《埃尔默·甘特利》，生气到想用私刑把作者处死。而一位缅因州的教士，因为想不到办法，能把刘易斯告上法庭，叫他坐几年监狱，吃几年牢饭，而烦恼不己。还有些人则文明一些。他们会骂人。比如有一个新闻界的老熟人，以认识他为耻，说他们对刘易斯太了解了，非常了解，因此可以肯定，刘易斯哪是什么作家，分明是一个下流胚，根本不是什么作家。有个很和蔼可亲的老绅士，学识渊博，是牧师、大学教授和外交官，还是美国文艺协会的会员，这个人专门写钓鱼之乐，文字轻松愉快，还有不少读者，是真正的岁月静好写手，他替美国打抱不平，认为刘易斯这个人，嘲弄美国制度，是在侮辱美国，而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和瑞典皇家文学家把奖给刘易斯，分明是有意侮辱美国。看来，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不懂文学，害怕文学，还想要干涉文学创作自由的幼稚可笑的人物。这最后一个老绅士，刘易斯嘲笑他道：“也许他想要求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在斯德哥尔摩登陆，以保护美国的文学权利吧。”假如有读者不喜欢他写的书，但是，既然瑞典皇家文学院把他选中，把奖颁给了他，这个奖不是也给美国带来了荣誉，是对美国的尊重和以礼相待吗？不需要害怕批评。如果美国的读者和其他国家的读者，通过刘易斯的作品，发现美国人不再是一个生活在落后的边远地区的不成熟的民族，而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民族，能够冷静、成熟地考虑和剖析对于他们国家的批评，不管这些批评多么刺耳。
福克纳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试图写系列文章，围绕着美国梦是什么来展开。此一计划并未全部完成。在《论隐私权》一文中，福克纳写道：
“这曾经就是美国梦：地球上存在着一个庇护每一个人的圣所。……这里可以容纳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所有遭受压迫的人，以及遭到非人性对待的人。……这些不同的男人与妇人似乎在用同一个声音说：我们将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土，这里的人们可以相信，每一个人不是集体的人，而是独立的个人，都拥有着不可剥夺的尊严与自由，包括个人的勇气、值得尊敬的工作以及共同的责任。”美国建国的那个时代，英国对所有书报出版物，都有许可证制度。凡是与官方的政治或者宗教观点不同的书报，是不允许出版发行的。英国还制订了《反煽动性诽谤法》，该法将任何对政府、都会以及这两个机构的官员的不恭言行都视为犯罪，罪名包括亵渎上帝、有伤风化、叛国、分裂以及煽动和恶意中伤的言论，最高刑罚是死刑，死刑甚至要以“绞首——开膛——分尸“方式进行。美国人的父辈受过言论不自由的迫害，所以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制订了《宪法》，又于1789年制订了《权利法案》，其中的《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立法限制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我把美国人的这种精神，叫作”有法有天“。”有法“是指美国是个法治国家，任何争端都可以通过法律解决。”有天“是指美国人相信有上帝，所以有敬畏心，害怕因果报应，愿意过有道德的、有尊严的、有正义的生活。。反对言论自由的做法也不是没有。比如1798年，美国制订了《反煽动叛乱法案》，规定发表、出版“任何针对联邦政府……国会……总统的恶意、虚假、诽谤性的言论均构成犯罪……同时，不得散布蔑视、丑化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的言论，或者煽动善良的美国人民对于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的仇恨。”违者将被处以长达两年的监禁和多达2000美元的罚款。这个法案明显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由于反对的声浪太高，于1801年废除。美国的法律在之后的实践中，也在不断解决什么样的言论自由是需要保护的，什么样的言论自由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美国独立到现在已经二百四十八年了。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文明的国家了。《独立宣言》中说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而存在。个人的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只有每个人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自由，各项权利平等地得到保护，人们才可以安居乐业，并且发明创造，不断进步。自由的人，才是有尊严的人。有尊严的人，才会追求真理，维护正义。作家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要对人类心灵进行荡涤，对人类精神进行反思，澡雪情操，鞭挞丑恶，揭露黑暗，歌唱光明。他的作品是不是优秀，是要由读者评判的。作者创作和读者评论，是完全自由的个人行为。但是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恶意陷害对方。触犯法律的由法律来评判，违反道德的由公众评论来自由讨论，使用暴力言行，威胁和欺侮谩骂，甚至恨不得弄死作者，都是不文明的，应该被文明社会所弃绝。福克纳深深懂得文学的意义和它所担负的道义责任。1951年5月28日，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大学附属中学发表演讲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危险在于，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势力，它们企图利用人的恐惧心理来剥夺他的个性、他的灵魂，试图通过恐惧和贿赂，把人降低为不会思考的一团东西。福克纳要人们相信，能拯救人的是人类自身，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面成的，有能力和意志区分正确和错误，并且能够拯救自己，因为人类是值得拯救的。人要永远拒绝被欺骗，被恐吓和受贿赂，以致丧失斗志，不去履行权利以及责任。他说，永远也不要害怕，永远也别害怕提高你的声音，去赞成诚实、真理和同情，反对不正义、撒谎和贪婪。他要人们相信，所有的拿破仑们、希特勒们，恺撒大帝们，和其他那些渴望权力且利欲熏心的人，以及那些仅仅是自己感到困惑、无所适从与恐惧的小政客们，小帮凶们，他们曾经、正在或者希望利用人的畏惧心理与贪得无厌来奴役人类，这样的人必将从地球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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