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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有一个专节讨论盛唐诗、边塞诗, 题为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s。所谓the High Tang, 就是“盛唐”；所谓Poetry of the Frontiers, 就是“边塞诗”。 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1904─1977）为盛唐诗归纳出“王孟”“高岑”两大派，这样“分成两大派”后来几乎成为唐代文学史论述的定式。说白了, 就是史书中唐代这一段多数跟着说盛唐有此两大派。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曾被易名为《中国文学发达史》在台湾印行，那么，台湾的文学史书有没有受到刘大杰的“分派”所影响？台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书中，哪些诗人属于“边塞诗派”？哪些诗人属于“山水诗派”？ 王维出色的边塞诗在许多文学史书中不怎么受重视。为什么？唐朝“边塞诗派”的门槛，很高吗？王维不够资格成为“边塞诗派”的一员？ 美国学者Victor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说：Wang Wei and Meng Hao-jan are often,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yoked together as exemplars of a school of nature poetry, so Kao Shih and Ts’en Shen are usually considered the leading pair of T’ang “frontier” poets. (p.296) 王维和孟浩然被归为同类，入于“山水诗派”。 这可能是王维边塞诗被史家忽略的原因之一，因为史家的目光大多聚焦于王维的山水诗，到讨论边塞诗时，则惯性谈高适和岑参等人，很少把王维边塞诗当一回事。 近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1949年分别出版上下册，后来又有上、中、下三卷本）使用“王孟诗派”、“岑高诗派”这样的标签。“岑高”指岑参、高适，而“王孟诗派”在刘大杰书中又称为“田园诗派”、“自然诗派”。 也许，“标签”这词略有贬义，那么，我们说成是“标榜”也无不可，因为只有文学地位够高的诗人才得以位列于盛唐两诗派之中，得到史家的标榜。 刘大杰之前的文学史是什么情况，有待查考，然而《中国文学发展史》应该是影响力较大的著作，所以我们先聚焦于此书。 刘大杰认为，“王孟诗派”的诗篇是静的是退守的，后者（高岑一派）是动的是进取的（第十四章第三节和第四节）。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二十世纪中叶出齐上下两册，这本书中的“诗派”名称，对后来者有影响。 据说，台湾省实施戒严令时期，台湾中华书局曾将《中国文学发展史》改名为《中国文学发达史》印行。 台湾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之中有“自然派”之名 ( 文稿源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台静农讲授文学史之时。1946年以后，台静农在台大授课，二十余年间，不断增补修订）。 台静农说：“被公认为自然派诗人之祖，生活于公元五世纪的陶渊明，受老庄的影响多而佛教的影响少；八世纪中的自然派诗人巨擘王维，却受佛教的影响多而老庄的影响少。王维虽是唐一代自然派风格诗人的巨擘，却不是这派诗人最早的作家，因为早于王维的是隋末唐初的王绩……”（下册，第四章第一节)。后来，有学者上溯到东晋陶渊明为此自然派之始祖。 台静农笔下的“自然派”与刘大杰笔下的“自然诗派”没有什么大分别(当然, 刘大杰认为自然诗派也是浪漫诗)。谁率先使用“自然派”？待考。 有了这个“(自然诗派的)旗帜”，就可以将更多的诗人拨归“自然派”的“麾下”：例如，隋之前的陶潜、隋唐间的王绩。后来，台湾叶庆炳《中国文学史》的“自然派”还包括柳宗元、储光羲、刘长卿 (页358)。 叶庆炳《中国文学史》一书另有“边塞诗派”这名称 (1997:350)。也许叶庆炳参考过刘大杰“王孟诗派”而立“边塞诗派”之名？ 不少文学史著作沿用“边塞诗派”之称，例如：王士菁《唐代文学史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128) 有“边塞诗派”之名。此外，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隋唐五代》(1998:76)也有“边塞诗派”。 到了二十一世纪，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撰稿者只说“边塞诗”，似乎刻意弃用“边塞诗派”之名。 台湾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称盛唐有“两股潮流特别引人瞩目”，分别是“山水田园之吟咏”“边塞军旅之讴歌”(第五编第四章第三节)。王国璎在标题上避用前人所拟的诗派名称，实际上，我们仍然能在《中国文学史新讲》内文中看到“王、孟诗派”(页447)。 笔者认为，文学史家代作家“立派”，方以类聚，这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如果“立派”后的论述和评析落入固定的框架，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之弊。这一要紧处，下文会举实例再加剖析。 陶渊明属于“田园诗派”这类说法（陈怡良《田园诗派宗师：陶渊明探新》里仁书局, 2006年），原非陶渊明自认的，陶渊明没有说自己“开了宗，立了派”。 另有文学史家立“山水诗派”，以谢灵运、谢眺为先驱人物。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现“田园山水诗派”这名称。 山水田园诗人之间关系如何？诗人之间曾经聚会发布写作主张？似乎没有。“山水田园诗派”这一概念和名称从何处来？山水田园诗人何曾提出共同的文学纲领？ 既然没有共同议定的主张，何来“诗派”？这类问题，文学史家没有详细解说。他们往往只按现存诗篇的题材来进行分类。 由“田园派”而“山水派”，由“山水田园派”而“自然诗派”，外延越来越寛，都是唐代以后的学者在“操作”（manipulation）。 文学史家的权力就体现在“分类”“指派门派”上。这里是指史家自我赋权(empowerment)，将一些作家归为同类同派并加以命名（Hope A. Olson, The Power to Name: Locating the Limits of Subject Representation in Libraries. Springer, 2002）。 实际上，不大可能每本文学史著作都“创立”一些新的“门派”，因为传统的文学史论述对后来者可能产生一定的“压力”，先行者形同典范，后来者在压力下倾向于因袭前称，或者据前称稍加调整，例如: 将“山水田园诗派”调整成“山水园林诗派”。 新撰的历史书多袭用旧称，这就造成史学上的“层累”效果，副作用是进一步巩固了前人定立的派别名称。 上一节，笔者提到刘大杰的文学发展史在1948年写成（1949年初出版下册），后来，台湾叶庆炳撰写的文学史也有“边塞诗派”“自然诗派”，这可能是取前贤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高岑诗派”、“王孟诗派”再进一步扩大外延而成（特指“立诗派”方面）。 近七十年，“边塞诗派”“水山田园诗派”渐成中国文学史书中的常见环节。这也是芸芸文学史书写同质化的原因之一。 有些文学史书中的用词（门派名称）虽然更新了，实际内涵仍然脱不了传统之说，例如：袁世硕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使用“隐逸诗人群体”为标题，名虽有异，实际上内文仍是不离王、孟等诗人。 又如，孟浩然热衷于功名，与王维晚年的心态不同，但是二人仍被大多数史家判定为同属“山水派”。问题是：如果偏重注视王孟二人多写外景所以二人同归一派，那么，此派的好手何止王、孟？ 史家“代立门派”这种做法，有利有弊。利的一面是：史家容易集中做叙述。弊的方面是：诗人因被拨归某“诗派”而忽略了另一些成就。 现在我们集中谈谈王维。不少史家只在文学史书的“山水诗派”部分讨论王维诗篇，忽略了王维也写过很出色的边塞诗。 其实，在李林甫执政时期 (大致是从734年到752年)，王维曾出任凉州河西节度使的节度判官，他边塞题材的诗篇很可能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当然，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写边塞相关的诗。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是送朋友去西北边疆时创作的，后来有乐人谱曲(《渭城曲》)，被称为“阳关三叠”。“三叠”或是需要叠唱之意，也可能是曲段的重奏。无论如何，现今还流传“阳关三叠”的琴曲。 诗的全文如下： 渭城朝雨浥轻尘，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全唐诗》卷128) 若问：王维真的算是边塞诗人？王维未曾自称是边寒诗人。王维归入何派，端视由谁来评断。 今人刘冬颖选注《边塞诗》(中华书局，2015年) ，有六首王维诗入选，比王之涣（1首）、李颀（2首）、高适（5首）入选诗篇还要多，足见王维边塞诗在刘冬颖眼中佳作不少――不少于边塞诗的名家高适 。 王维入选的诗篇除了《送元二使安西》，还有《陇西行》《少年行》《陇头吟》《老将行》《使至塞上》。 《送元二使安西》不属于“闺情”类，但是，它的内容呈现边塞诗常见的“家乡（内陆）”、“边塞”二元对立：“渭城”代表内陆，“阳关”代表边塞。“阳关”和“玉门关”“阴山”“楼兰”等地名在边塞诗中的作用似乎是相近的。 也许会有人质疑：元二只是出使，出使与边塞战事未必有关，因此，这首诗未必属于边塞诗。 此外，中晚唐诗人张籍（约767—约830年）的《凉州词》也写“安西”： 边城暮雨雁飞低， 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 应驮白练到安西。 (《安西与北庭》页405) 同样是写“安西”，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得到的评价明显较高，例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王摩诘诗集》卷七第一页有眉批：“更万首绝句，亦无复近，古今第一矣！頋云：后人所谓阳关三叠，名下不虚。”绝句中的“古今第一”，名下无虚，到今日许多人还能背诵出此诗。 王维《王右丞集》卷十五录有“《闺人赠远》五首”，其中第二首所表达的意念近于王昌龄的《闺怨》。 王维《闺怨》如下： 远戍功名薄， 幽闺年貌伤。 妆成对春树， 不语泪千行。 (《全唐诗》卷一) 闺人赠远的“赠”，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所写的夫妻发送书信是同一回事，只是王维单写妇人这一方如何如何，不写的远方征人怎样回应（关于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请读者参看2024年2月23日刊发在古代小说网上的《唐朝才出现的new genre (新文类)?》一文）。从“幽闺年貌伤”这句我们知道那女子感到日久年深，自己的容貌变得苍老。 “不语泪千行”不像王昌龄《闺怨》写“悔教夫婿”那般直白，而伤心凄惶之情或有过之，例如：她焦虑、伤心到说不出话来。 “妆成对春树”五字，抵得上王昌龄“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这两行。此外，王维《闺人赠远》第一首： 花明绮陌春， 柳拂御沟新。 流芳不待人。 这首诗的女主角和“辽阳客”应该是情侣，二人可能还没有成婚。她为了这段感情而等待“辽阳客”回乡和她共谐连理，可是，她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她感到“流芳不待人”：自己在等待中老去，年纪不小了，也许已经过了适婚的年龄…… 晚唐卢汝弼（？-921年）也写过类似《闺人赠远》的诗。卢汝弼的《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第一首： 春风昨夜到榆关， 故国烟花想已残。 少妇不知归不得， 朝朝应上望夫山。 (《全唐诗》卷七) 此诗内容和前面王维《闺人赠远》第一首相近，都是写思妇盼望征人回家，只是卢汝弼笔下的女主角似乎已经嫁人，所以她更加没有选择，只能天天到望夫山上眺望，盼能看到夫婿。 这种从女方着手的写法和男性边塞诗的刚健豪迈不同。细腻的女性心理世界另有动人之处。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书之中，唐代部分大多有“山水诗派”和“边塞诗派”的章节。刘大杰说这两派一静一动，又将二派统统归于“浪漫诗”（《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四章）。 这真是“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174）。刘大杰这说法（山水诗、边塞诗不同，却同为浪漫诗），激发我们对文学史“分派”问题的反思。 刘大杰“浪漫诗”之说，值得商榷。 岑参、高适同属“边塞诗派”，然而，文评家向来有“岑超高实”之说。清末刘熙载《艺概‧诗概》说：“高常侍（高适曾任散骑常侍）、岑嘉州（岑参曾任嘉州剌史），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杜甫〕。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61。) 所谓“高实”，应该是指高适诗的内容、风格比较踏实。这“高实”之评和刘大杰所谓“浪漫”没有矛盾吗？ 接着，我们看看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情况如何。 我们拿张教授所拟标题Nature and Landscape（盛唐标题）和东晋时期标题 Tao Qian, the Poet of Nature and Country Life 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到：东晋之Country Life，在唐则为Landscape。 读者看了Nature and Landscape这标题，很可能得到以下印象: 唐朝的Poetry of Country Life 式微了，没有诗人像陶渊明那样写村野田家风貌，所以，Country Life 让位给Poetry of Landscape (唐代的新流派)。 然而，台湾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却表示她看到唐朝诗有Country Life (村郊、城外、郊野)，她说：“爰及李唐王朝……恬澹自适的田园诗，焕发出前所未有吸引力……”（页446）。王国璎还举实例证明王维诗“洋溢着村野处安祥宁静的生活气息”。此外，储光羲有《田家杂兴》八首和《田家即事》诸作（页447）。储光羲的诗篇，题目已经标明“田家”。 据王国璎所陈史实，若有人说唐代的Poetry of Country Life已式微，能说得通吗？恐怕是说不通的。那么，为什么Country Life在张教授论唐诗部分却消失了？ 我们看一个实例：储光羲有田家之诗引人注目。储光羲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属于“王孟诗派”，在叶庆炳《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属于“自然派”。 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了储光羲二十一首诗，都是描写田园风光的。此外，《诗籔》内编卷二对储光羲有评语：“储光羲闲婉真至，农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 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唐五代卷（中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37 )。这评价实在不低：储光羲不输王维和孟浩然。因此，若说储光羲的田园诗略有名气，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此外，唐代有些诗人反映了“田家苦”，例如：柳宗元写了《田家》三首﹔高适有《苦雨寄房四昆季》(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页287-288)。这改变了先前山水田园诗派的基本旨趣。 上面这些事实都说明: 使用 Nature and Landscape 这标题，就不能涵盖唐诗中的田家之诗、“田家苦”诗篇。 无论如何，史家一旦使用“标签”或者落入“非此即彼”的框架之中，就有机会被标签和论述的框架所囿而有所不见 (blindness)，例如，唐朝的Poetry of Country Life在张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之中就不获表述。 或问：高适怎可能是属于“山水田园诗派”？读者如果有这疑问，可能已受史书之惑。请读者参看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八章，第282-288页）。相对于山水诗，高适的田园诗数量更多。 总之，唐朝诗人中，没有人自称属于“边塞诗派”、“自然诗派”。史家自行将诗人分派、在史书中“贴标签”，这样做能突出作家的诗歌特点，但是，分派论述须提防“标签”附带着遮蔽性。 对比史书先后章节，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习见的标题（分类名称）在后文被摒弃，改换成新的标题，原因是史家自己有所不见（blindness），或者选择有所不见。 也许，这就是文学史书写的吸引力所在：史家有一定的话语权，也有制肘。 今日的史家如果要为唐朝文学史创立“怀古诗派”或者“咏史诗派”，其可行性是存在的，好比近人――主要是欧、美、港、台的学者――勾勒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不过，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抒情传统论”主要流通于大陆之外的论域，特别是台湾。这是当事人自己在文章中承认的。另参2024年2月11日，古代小说网上《屈原创造narrative and verse的混合体? 何为“名理前的视境”？》一文）。 “抒情传统”的“传统”，实际上是历时性的承传，与历史其实没有多大分别。这“传统”何时开始？有人说是始于七十年代（陈世骧），有人将“始祖”上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从效果看，文学史家掌握了“命名权”，再配以解说、论述，往往就能决定大部分被动读者（passive readers）之“所见”、“何所见”( Thomas W. McCormick, Theories of Reading in Dialogue, p.158），同时，分门别派之后，因为对作家有所删汰，这就方便了史家阐述自己首肯的文学观、阐述自己青睐的文学现象，刘大杰“浪漫诗”之论就是个值得研究的案例。笔者将另外写一篇文章来探讨。 话说回来，我们读者读了某部文学史书后若要了解自己是否“有所不见”、被史家瞒过，我们可以怎样做？ 读者可以先了解史家所用“标签”是怎样产生的，“标签”的外延和内涵为何、内涵有何历时变化…… 在信息化社会，知识共享更加便利，因此，史家掌握较多史料的日子已成过去，因此，史家的权威受到冲击。笔者相信，当今史家的权威再难像刘大杰著书 (《中国文学发展史》) 时那般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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