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了凡，本名袁黄，字坤仪，号了凡，原号学海，浙江嘉善人，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农学家、水利学家和历法学家，在禅学、民生、农业、教育、军事、历法、养生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10][11]袁了凡生于嘉靖癸巳(1533)，卒于万历二十四年丙午(1606)，享年74岁。[12][13]生时担任过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参谋军事等职位，后被夺职罢官。明熹宗朱由校时，追叙东征倭寇之功，追赠袁了凡为尚宝司少卿。[14][15] 袁了凡少年孤苦求学，善长写文章，曾以此授徒为业。 明万历十四年 (1586)中进士 ，两年后任河北省宝坻县知县。在任上，革除弊政，兴修海堤，治理堤内盐碱地。万历二十年(1592)，升兵部职方司主事，随军赴朝鲜讨倭，屡建功绩。后因与主将李如松等人意见不合被弹劾，罢官回乡。回乡后的袁了凡专心研究历法、 律吕、水处、河渠、赋役和屯田，直至去世。[12][13]袁了凡自幼丧母，年轻时依父命专心科举，后遇到一位姓孔的人，此人占卜袁了凡的命运，全都应验，因此袁了凡成了一位宿命主义者，对天命信而不疑。隆庆三年（1569），遇到云海禅师点化，从此相信命由己作的观念，从此改号了凡，决心以积德行善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袁了凡积善之后的经历超出孔某的占卜所得到的命运轨迹，此后袁了凡便坚持积善、念经、静坐，并创作劝人行善的文章和著书。[11][13] 袁了凡著作丰硕，著有《宝坻劝家书》《历法新书》《了凡纲鉴易知录》《皇都水利》《评注八代文宗》《袁了凡纲鉴》等。[14][16]在水利学方面，袁了凡在宝坻县任职期间，因当地多发大水，便先后对流经华北的主要河流与湖泊进行考察，还对流域内土地使用、农田灌溉和粮食产量等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记录，最终整理出《皇都水利考》，此书对当今京津地区生态保护和水利建设仍有参考价值。在农学方面，他的《劝农书》介绍了古人古法，普及了新的作物品种与对应的耕作技术，还介绍开垦荒地等方面的技术，同时手绘翻车、木筒、架槽等农业工具，并注释制作及使用方法，促进了京畿地区水稻的推广种植。[17][18]在劝善方面，他是中国第一位留名的善书作者，其善学思想影响了江南地区慈善事业以及后世善书创作。[4][10]清朝学者彭绍升在其撰写的《袁了凡传》中评价袁黄，认为他学识渊博，通晓古今的事务，对天文、术数、水利等方面的知识，无不通晓。[15] 创作背景个人背景袁了凡家族本是嘉善的大地主之一，曾拥有大约4000亩土地，因靖难之役走向衰亡，至袁了凡时早已陷入更为窘迫的处境。袁了凡的四世祖袁顺饱读诗书，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曾创立社团，积极践行礼仪，以儒家伦理行为自我约束，社团内的修行方法类似袁了凡的功过格，即记载自己的生活，并以伦理思想区分善恶。[19][8]袁了凡曾祖袁灏以仁义为己任，选择成为医生养家糊口，积累功德。袁灏以后，袁了凡祖父袁祥、父袁仁皆为医学高手，且学识广博高深，并践行袁灏行善累功德的思想传统。袁了凡的母亲是佛教信徒，父母的儒家、佛教思想和行善积德的实践经验对袁了凡有着重大影响。[9][20] 时代背景明朝中晚期，社会变迁和民间道德无序状态等现象相继出现。 明期朝廷腐败、奸佞当道，党争严酷，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内在矛盾随之尖锐。与此同时，商业经济迅猛发展，一些商人地位迅速提高，冲击着原来的士农工商等级体系。[9][8]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袁了凡生活的江南地区出现了道德败坏、纵欲享乐、财富不均等问题，同时，这一经济制度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为人行善提供了生产力方面的准备。这一系列的变化既引起了思想文化的革新，也对建立新的稳定的民间伦理秩序提出了要求。在这一背景下，袁了凡的劝善思想和《了凡四训》应运而生。[20][19] 思想背景袁了凡在《了凡四训》广泛引用儒道释的经籍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了凡四训》的思想内容也被视为儒道释三合一的产物。明朝前期，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后世文人对程朱理学态度渐渐出现批判态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阳明的“心学”横空出世。袁了凡的父亲袁明和王阳明心学中泰州学派开创者王艮交好，袁了凡从小耳濡目染，受其影响，成为了心学的追随者。[21][7]与此同时，自宋以来的佛儒道三教融合入明以来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心学以儒家为本，吸纳佛教因果观、道教阴阳学说等等，其思想本身也强调个人可以改变命运，以个人为本，自己掌握命运，它鼓励使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强不息，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心学的主张和儒道释合一的思想影响着明中后期整个思想界，在这样的环境中，袁了凡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了凡四训》既是三教合一潮流下的产物，也体现了“心学”个人改变命运的主张。[22][9] 版本《了凡四训》原本不是家训，袁了凡生前并无所谓《了凡四训》行世，他写给其子袁天启（袁俨）的真正训子书乃是《训儿俗说》。[11][5]《了凡四训》是后人从袁了凡著书中抽取集合而成，从《省身录》中抽取了立命之学，从《祈嗣真诠》抽出改过之法，从《谦虚利中》抽出谦德之效，从《科第全凭阴德》抽出积善之方。部分章节，曾以单刻本的形式流通，如1601年的《省身录》，是现存的袁了凡善书著述中的最早刻本，从内容上来说，此本对应的是《了凡四训》首篇立命之学；1607年的单刻本《立命篇》，该本问世后，由于其内容非常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迅速在民间社会传抄流行，既得到了一般民众的喜爱和认可 ，也获得社会精英的肯定，如大儒周汝登就极力推崇袁了凡的思想。《立命篇》已具备《了凡四训》的基本结构，但从内容上来说，只是现今《了凡四训》的部分内容。成于1701年的合刻本《阴骘录》是最早的具备《了凡四训》内容和结构的版本，里面收录了云谷禅师教给袁了凡的功过格。清初问世的《丹桂籍》收录了《阴骘录》四篇文章，统称之为《袁了凡先生四训》，后称《了凡四训》，基本内容被保留了下来， 但有的版本删去了云谷禅师的功过格。[4][5] 《省身录》《省身录》一册，现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旧称内阁文库) 藏，明万历辛丑( 1601) 周汝登序刻本，封面题签 “省身录”，内页题“了凡袁先生省身录”，版心题“省身录”。根据《省身录》的袁了凡自述，他早年被孔姓老人算定命数，于是相信一切皆由命数决定，然而隆庆三年(1569) 他在南京栖霞寺遇到云谷禅师后，却被告以“命自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以为通过善行的不断积累，是完全可以改善自己命运的，袁了凡称之为“立命之学”。《省身录》大体相当于《了凡四训》中的《立命之学》，但两本文字颇有出入，主要原因是此版本为未经加工润色的原本，相比后世流通的版本，文字上要晦涩难懂。[23] 《立命篇》现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丁未( 1607) 晏然居士叙刻本。封面题签“立命篇”，正文内页题“袁了凡先生立命篇”，版心题“立命篇”，该本刻于袁了凡逝世后一年。首篇“袁了凡先生立命篇”内容与《省身录》同，比后者多出第2及第3两篇，即相当于通行本《了凡四训》的“行善之方”和“谦德之效”，但与通行本相较，“科第全凭阴德”与“行善之方”文字颇有出入，全书缺“改过之法”。[23] 《阴骘录》《阴骘录》一册，现有日本元禄十四年(1701) 洛东狮子谷升莲社和刻本，该本所据底本是明崇祯三年(1630) 龙华道人苏文昌序刻本。正文内容为《立命之学》《谦虚利中》《积善》《改过》四章节，与《了凡四训》同。除此外，还有僧人独湛性莹的序、心学泰州学派杨贞复作的《决科要语》和云谷禅师的《功过格款》，刻书者自行在书目添加的佛教准提咒。《阴骘录》中正文内容后被《丹桂籍》全文收录，形成了今天的《了凡四训》。[23][5] 《了凡四训》《阴骘录》在明末出现了许多注解本，《丹桂籍》即是其中之一，由明代颜正辑作注，颜文瑞增补，颜章敬校补，问世时间不详，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刊刻流传。《丹桂籍》收录了《阴骘录》正文四个章节，将其命名为《袁了凡先生四训》，这一部分后来单独出版，初名《袁了凡先生四训》，后被简化为《了凡四训》。正文通常为四个章节，即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除了目录名称不同，其余内容与《阴骘录》相同。现存最早的是清光绪年间十三年(1887)的赵田袁氏重刻本，有牌记注明了刊板时间、刊板人及板存地。该版本汇录袁了凡所作立命之学 、改过之法 、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为正文，并录彭绍升所撰的《了凡居士传》、憨山大士所撰的《云谷禅师传》。[23][24] 内容概要《了凡四训》为明代袁了凡所著的善书，阐明“命自我立，福自己求”的思想，指出一切祸福休咎皆自当人掌握，行善则积福，作恶则招祸；并以自身经历为证明，结合儒释道三家思想阐明和论述此理，意在鼓励人们向善立身，慎独立品，自求多福，远避祸殃。[12][9] 立命之学第一章为立命之学，讲述的是袁了凡发心为善改命的缘由和他对善、命等观念的认知，提出了“命自我立”这一观点。该章节叙述了袁了凡自己从相信宿命论到立身省命、学习功过格、获福避祸的人生经历，详细记录了他与云谷禅师相遇，受云谷禅师点化这一过程。袁了凡用云谷禅师对他的教诲和自己此后的善行带来的影响，论证了积德行善是获得福报的根基、求福求祸都在于自己内心的道理。[25][3] 改过之法第二章为改过之法，主要讲述的是如何认知、修正自己曾经的错误，既阐述了改过之因，又给出了改过之法。袁了凡在讲过改造命运的道理后，详细说了改过的方法，认为人在做善事之前先要把自己的过失改掉，改过最高的方法在于修心，要发“耻心”、“畏心”和“勇心”三心，要有益友的提点、鬼神的证明，让心清静，消除罪孽，还有谅解他人、保持自省和冷静思考。[6][25] 积善之方第三章为积善之方，袁了凡列出了大量现实中的具体案例来区分善行与非善，并列出了行善十纲。袁了凡认为人们不但要改过，还要积善、积德，才可以消除前世的罪孽。此篇列举杨荣祖上济渡为生，在大雨冲毁民居的时候，别人取财，他们却救人，积了阴德，渐渐富裕等现实中的案例，以此说明积德行善不仅可以为自己积福添寿，还可以惠及子孙后代。[25][6] 谦德之效第四章为谦德之效，专门论述了谦德的重要性以及种种好处，阐述人在社会做人做事最好的方法就是谦虚，谦虚之人可以承受福报，说明了谦虚的好处、谦德的效验。袁了凡先引《周易》《尚书》原文为证，而后结合自己的经历，又举了五位金榜高中的举人(丁敬宇、冯开、夏建所、赵裕峰、张畏岩[3])做例子，将谦虚与中举相联系，以此证明谦德可以给人带来实际的好处，对于参加科举的人尤为重要。[6][25]  孔先生为了凡起数  登栖霞山访云谷禅师  了凡反躬自省 主要思想命自我立立命，是《了凡四训》的精华和主题所在。袁了凡以自己由信命认命到行善积德、最终改变自身命运的真实经历来勉励世人奋发向上，不要自暴自弃，轻言放弃。因为“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在袁了凡看来，人的命运虽由前生之因而定，但今生命运的好坏是随着自身心性状态的改变而变化的，因此要积德、和爱、惜精神，去实现“命自我立”这一目标。 他认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即过去的经历和时间一样，一去不返，而未来则是新的“生”，所以，自己的命运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掌握，以多行善举来改变自己原来的厄运。立命之学，是《了凡四训》的主旨思想，它既是对天命观、宿命论的部分认同，又是对现世因果的认可，并将伦理层面的善行看作人生主动性的体现，以下三篇则是立命具体的方法。[26][8] 发心改过袁了凡在确立了“命自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之学后，进而提出了具体的修身立命步骤，即“今欲获福而远祸，未论行善，先须改过”，意即在行善积德前，需要先进行改过。因为若不能先行彻底改过，到最后纵使行善，也难以纯粹，善恶相杂。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佛教因果观的体现，袁了凡虽然将过去种种看作已逝之物，但又承认因果与祸福紧密相关，在时间上存在顺延性，过去之恶因所结之恶果是必然影响当下的，应对之法则是改过。[27][25] 袁了凡将改过的过程分为改过之因和改过之法两个部分中。改过之因：分为“耻畏勇”三心。他认为，一个人最为重要的就是耻心，只有知道羞耻了，才会尽量改掉自己的过失，如果不知道耻，就会失去人格，和禽兽一样，所以“耻心”为三心之首。人们就算是在暗处犯了微小的错误，天地鬼神也会把过失罪恶照的清清楚楚，因此要有畏惧之心。人不能改掉自身错误，大多都是拖拉和畏惧退缩的缘故，所以需要勇敢振作，绝不迟疑，这就要求人们发勇猛之心。改过之法：所谓改过之法，又被总结为事理之心，即从情理上分析，理解并原谅别人；勇于自省；平心静气地思考个中情理。[6] 积善袁了凡以《周易》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为纲，以积善有利作为引，又以具体的十则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辨明出诸如真善假善、阳善阴善、善的是非、大小、偏正等八种相对的善之后，袁了凡提出十种行善途径，即为善十纲。为善十纲：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这十种行善的纲要大都体现了我国传统民族道德，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积善的方法，揭示了行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总体而言，袁了凡认为要想积善成德，一方面要具有真心，另一方面还要身体力行。[25][6] 谦德有益袁了凡单独将谦虚作为一种德性而加以单独说明，他引用《易经》《尚书》的内容讲自己认识到的谦德之理，以前后五位富有谦德的士人最终及第来印证谦德之效，最后得出世间万事，在立定了志向之后，须念念不忘保持谦德的结论。他认为，自满就会受到损害，自谦就会受到益处，待人接物最重要的就是谦虚，要能接纳别人，成就别人。袁了凡又结合了自身经历，讲述了数个故事证明了谦虚的重要性，他先后列举的案例，都是对“满招损，谦受益”这一观念的具体说明，是具有现身说法意味的现实案例，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人如果谦让不争、谦逊待人、虚心听取别人意见、谦虚沉稳、能够知错就改，就能感动天地，造福自我。袁了凡是从谦德能够使人受益这一方面出发，强调谦德的现实功效和利益，以此劝人保持谦虚，培养自己的谦德。[25][6] 特色现身说法中国传统善书，往往托名神仙所作，或称神明降笔，如《感应篇》和《觉世文》等，这些书籍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28][29]从某种意义上讲，托名神明所作，增加了善书本身的神秘色彩和超自然性格，更加凸显了“天地鬼神”对人的威慑力量和外在约束。与此不同，《了凡四训》开善书具名之先河。袁了凡身为儒家士大夫，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面向普罗大众“说法”，架起了一座从精英到民间的思想桥梁。其亲身经验、所论述的道理以及引用的例子多为现实生活所能体验的真实体验，更具合理性、可读性，更能引发共鸣，因此在民间获得了广泛传播。[28][6] 三教合一《了凡四训》最大的特色是融摄三教思想。[7] 佛教思想：《了凡四训》宣扬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认为人所犯下的罪恶和过错可通过忏悔或善行以进行自新与更改。袁了凡本人身是儒生，却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尤其是云谷禅师的点化，直接改变了他原有的宿命论思想。功过格，更是直接来源于佛教的云谷禅师。[9][22]袁了凡在《了凡四训》是紧密围绕佛教的因果学说展开的，其中袁了凡列举了大量例子论证了“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道理，以此劝诫人们从善积德。书中分析了因果学说的具体表现，为探讨安身立命之道作了铺垫。[25][9] 道教思想：道教的积功累德思想、功过格理论、承负说都对《了凡四训》的劝善思想有所贡献。[30][4]在立书中，孔某以精通《皇极数正传》的形象出现，利用道教的占卜来测算袁了凡的未来。《了凡四训》中积德行善有益子孙后代则是典型的道教承付观念。[19][31] 儒家思想：袁了凡本人从社会文化身份来说，虽然旁涉佛道，但始终是以儒家士大夫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上，其思想与儒家密不可分。王阳明心学中“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袁了凡的“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与之一脉相承。《了凡四训》将立命、改过、积善、谦德作为篇目，其中改过又以发心为方法，这与心学注重“本心”“心体”“心”“我”等概念具有共通的特性。除此之外，在行善方面，《了凡四训》所反复强调的善都是与传统夫人儒家话语体系中的社会伦理秩序相一致，例如忠孝、谦卑、仁爱等观念。[28][21] 切实可行《了凡四训》具有极高的可操作性，该书不仅说明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善恶报应等必然之理，更重要的是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过、积善方法作为行善的具体落实路径。“立命之学”所采用的改过积善的基本方法是明代流行的“功过格”理论。功德格，为云谷禅师授予袁了凡的文字资料，用来推测自身行为善恶属性，以准一功、三功、五功、十功、三十功、五十功、百功和准一过、三过、五过、十过、三十过、五十过、百过为题，以人的行为为内容，善行即功，恶行即过，一一对应。最后进行量化统计。这样的做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对于个体反省自己行为的善恶、功德的多寡非常直观有效。此外，在《积善之方》中，袁了凡所给出的十条具体行善之事也具有可操作性，如救人危及、舍财作福、敬重尊长等等，这些积善方法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行善者应当做什么，同时这些要求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做到的。[4][3] 影响及价值古代影响《了凡四训》是袁了凡一生经验的总结，被后人称为中国第一善书。该书融会理学与禅宗，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32]《了凡四训》在以单行本发行的时期，基于袁了凡的劝善思想，一些地方士绅开始致力于创办救助贫病的慈善团体，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明末嘉善乡宦陈龙正等人创立的同善会。作为明朝末年江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慈善团体之一，嘉善同善会在积极救助民众的同时，体现出强烈的劝人向善的倾向，其创办人陈龙正在各次的同善会讲语中突出强调了这一点，其中有很多思想及做法都明显带有袁了凡的痕迹，如发心、谦德等等。清代，袁了凡思想已蔚然成风，甚至被称为“袁学”，清初即完成了《阴骘录》向《了凡四训》的转化，《了凡四训》此后更是广为流行。清代有很多的士庶乡绅信奉袁了凡的立命之学，如昆山周梦颜、苏州彭绍升、潘曾沂、无锡余莲村等，他们继袁了凡之后都致力于著善书、行善事，为重建社会秩序、维护传统伦理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些人的行为为晚明和清朝民间伦理体系和社会秩序的再度稳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了凡四训》也随着信奉者的善行善举而深入人心。[8][4] 现当代价值文化价值《了凡四训》具有挖掘传统文化精髓的丰厚价值。创作于明代儒释道“三 教合一”大背景之下的《了凡四训》，蕴含了三派学说的思想精华。在新时代坚持文化自信的大环境下，挖掘并弘扬《了凡四训》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倡导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重视明伦尽责，强调血亲人伦、修身存养，认为个人要有道德，要有社会责任感，积极入世贡献社会。“积善之方”通篇都在论述如何行善积德，从具体事例到对善行分门别类一一展开具体论述，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明善行对于德行修养、积累福报的重要性。《了凡四训》中所蕴含的道家思想集中体现在自察内省上，自我省察的方式和行为在当今社会依然没有丧失其价值，是一种简易可行、提升自身道德素质的有效方式。[9] 社会价值该书有助于帮助人们自发调节行为方式、行为目标和提高自我品格，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自此书单本和全本流通以来，就激励着大量的信奉者行善，在当今社会，《了凡四训》的思想依然具有与之相似重要的作用。《了凡四训》中多次告诫人们要尊重他人，待人谦卑有礼，这对维护人与人的关系极为重要。互尊互敬是社会的交往之道，是人与人之间良性沟通的润滑剂，是我们达成高效沟通的方法和工具。《了凡四训》极其注重对家庭成员行为的规范，倡导互敬互爱、尊长敬老，重视家庭内部的和谐稳定，这对当前促进家庭和谐、形成和美的家庭有着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特殊意义。袁了凡本人由“信命”到“立命”，通过勤学苦读、多做善事和积功累德挣脱了宿命论的束缚，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一现实经历作为实例样本与其本人所宣扬的思想与行为准则相互阐述和发扬，具有极强的说服了。《了凡四训》中基于现实生活经验的方法具有实践性，对当前社会秩序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睦有着正向意义。[8][9] 相关研究日本日本学者最早开展了有关善书的研究。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研究》被看做是中国善书研究的集大成者和贡献最大者。酒井忠夫在书中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专门讨论了袁了凡的生平和他所编写的《功过格》，并认为《功过格》是袁了凡根据《太微仙君功过格》改写而成，但在内容则完全以世俗伦常为主。酒井忠夫将功过格看作袁了凡以三教合一、三教兼修的体现。继酒井忠夫之后，奥崎裕司在《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中，以袁了凡为中心研究地方乡绅与善书之间的关系，也从乡绅地主的立场出发，对袁了凡的立命之学做出了特殊的诠释，总结出袁了凡的立命思想具有独立性与批判性，同时对袁了凡的家族传统也作了详细的说明。[4][7] 中国从宗教和劝善的角度进行研究：王月清《中国佛教劝善书初探》，这是中国国内较早从佛学角度关注《了凡四训》的研究成果。许健围绕《了凡四训》的成书背景、书中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书中佛教思想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展开，将《了凡四训》中的佛教思想进行了分类与阐述，进而分析出《了凡四训》中佛教思想的特点以及书中佛教思想的社会意义。宋浩探讨了《了凡四训》中的因果报应论、佛教心性论、佛教修行解脱论及《了凡四训》对今人的启示，并认为前三个部分对于如今道德观的树立、行为的规范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4][7] 从伦理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较早的是肖群忠《了凡四训的民间伦理思想研究》，汪学群《了凡四训伦理思想发凡》等。学者马丽以《了凡四训》为切入点，分析、考察了明清社会转型时期善书在江南地区的形成与发展，及劝善思想对后世民间慈善组织所产生的影响。王卫平、马丽合作考述了袁黄劝善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认为其不仅受到家学的影响，还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4][7] 从“修德”与“立命”角度进行的研究： 韩丽华介绍了《了凡四训》的四个主旨，指出书中包含很多劝人积德行善的方法与主张，建议今人学习其“修身立德”的方法，以提高道德修养境界。徐立志指出《了凡四训》规劝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行善积德以改变命运，书中很多思想与方法如改造命运、甄别是非、戒除骄躁等，对于提高道德修养、加强道德建设都具有重大启示。姚蓓、桑明旭指出，儒佛两教思想是《了凡四训》 “立命”观的思想基石。张世琼认为《了凡四训》的核心观念是“立命”，而“积善”、“改过”等道德实践又是实现“立命”的具体途径，所谓“立命”实际上是将“德”与“命”建立联系，将人的生死祸福都与道德相关联。谷雨也主要从“立命”、“改过”、“积善”等方面来讲述《了凡四训》对人转变命运的指导。[7] 评价正面评价明清之际的学者王余佑在《五公山人集》评价道：“然善必待于为而为，必待于劝。自古圣经贤传所以劝之之道不一端，而民多不与者，理义可以喻上智之士，而不可喻下愚之民。故留心斯世者倍极苦思，出于阴骘报应之一途以鼓励之，则易晓而易从，此昔人《阴骘录》、《功过格》及《度世》、《迪吉》诸书不啻千百种，皆所以示劝惩而启愚蒙，使其有所利而为之，则乐遵不倦，亦行仁之一术也。”[4] 负面评价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张尔岐撰《袁氏立命说辨》言“立命诚是也，不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乎?乃琐琐责效如此……大惧其陷溺人心，贼害儒道，不举《六经》《语》《孟》，先圣微言尽废之不止，于是为数言以告乡党。曰：'此异端学说也’。”[4][34] 相关争议《了凡四训》中的某些观点有其局限性，其思想本身具有宗教神秘色彩。例如，将行善动力归于大众对善恶因果及天地鬼神的信仰，这既使道德的自律性转化为了他律性，影响了道德的自觉性与内在性，又使得《了凡四训》在当今社会面临着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争议，鬼神既然被证明是人心对现实的虚幻反映，那么袁了凡用以劝善的理论说服力就变得有限。除此以外，袁了凡劝善使用了诸多功利主义思想因素，如现世报应和有利科举等。这些观念还导致人们将行善作为一种追逐名利的手段，这背离了为善的初心，“功可折过”的论述容易滋长人们作恶后的侥幸心理。《了凡四训》虽有人认为它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确立，但仍然有很多知名儒者批判功过格所鼓励的行善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行善，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行善。因此很多人认为功过格有害人心，学者刘宗周甚至认为，一旦按照《功过格》中所说善恶功过可以相抵相消，很容易落入功利一途。[4][31] 名言章句“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35] “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35] “故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35] “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35] “能随处求益，则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若执己自是，则圣人与居，亦不能益我。”[35]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3] “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3] “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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