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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 | 杨海文:性善、五伦与爱物——孟子的思想要旨及其现代意义

 花间一酒壶 2024-03-08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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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五伦与爱物

——孟子的思想要旨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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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海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广东广州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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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孟子的思想要旨及其现代意义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一是从人与自身的关系看,孟子讲性善、养心,涉及心态审美化,需要以无欲则刚的方式抵达美的境界;二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孟子讲五伦、平治,涉及世态道德化,需要以孝敬父母的方式抵达善的境界;三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孟子讲爱物、无事,涉及生态自然化,需要以万物生长的方式抵达真的境界。

关键词:孟子  思想要旨  心态审美化  世态道德化  生态自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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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一部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古老经典,对于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的思想要旨及其现代意义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一是孟子讲性善、养心,这对于心态审美化很有价值;二是孟子讲五伦、平治,这对于世态道德化很有价值;三是孟子讲爱物、无事,这对于生态自然化很有价值。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善”“真”三个关键词,包含“以美储善,以善启真”的辩证关联。通过心态审美化积淀世态道德化,就是以美储善;通过世态道德化开启生态自然化,就是以善启真。

一、性善与养心:心态审美化

很多人即使没有读过《孟子》,也从《三字经》早就知道“人之初,性本善”是孟子的观点。《滕文公上》说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性善的人性论,后面还有荀子的性恶论,性善、性恶形成了某种对立,但性善论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远大过性恶论。

战国时期,谈人性论的学者很多,谈心的学者很少。一方面,孟子通过参与当时人性论的讨论,得以走进他那个时代;另一方面,孟子对于心灵有了更深的体悟,有了更多的提升,得以走出他那个时代。人性与心灵是密切相关的。孟子建构自身的哲学理论,就是以心善言性善,以心灵里面的善展开人性上面的善。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见于《公孙丑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首先设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不想害别人的心。提出这个普遍性的命题之后,孟子如何证明呢?对于充满大智慧的哲学家来说,证明做得好,程序就不能太复杂。如果为这个证明又加上很多证明,整个工程就会庞大芜杂,理论效果就会适得其反。孟子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采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意思是说:现在有人看到一个小孩即将掉到井里,小孩的生命危在旦夕。如果不救,小孩的生命就会失去;只有去救,小孩的生命才能挽回。在此关键时刻,你怎么做?孟子说:如果忽然看到小孩即将掉到井里,每个人都有恻隐怵惕之心。小孩的生命危在旦夕,这是说客体。对于主体而言,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都有怵惕之心。正因此心,你必定伸手救这个小孩。你救小孩的动机是什么呢?置身那个瞬间,你根本来不及思考你为什么救小孩。这是因为恻隐怵惕之心一旦发动,你就会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伸手去救小孩,哪能心有旁骛!

恻隐怵惕之心即使当下发动,但孟子还是要将你在那个瞬间不可能想到的事情讲出来加以分析。你不可能想到什么呢?一是“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你救小孩的瞬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做是为了跟小孩的父母搭上关系。二是“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你救小孩的瞬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在乡里乡亲那里得到好名声。三是“非恶其声而然也”。你救小孩的瞬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做是因为讨厌小孩掉进井里的时候发出了“哇哇哇”的哭声。孟子讲这三个“非”,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旨在申明:救小孩的那个瞬间,人们不可能出现这些世俗的想法。人们在救小孩的那个瞬间,唯有恻隐之心,唯有怵惕之心。正是通过救小孩这个简单到再也不能简单的例子,孟子告诉人们:无恻隐之心,无羞恶之心,无辞让之心,无是非之心,你就不是人!与之相反,因为有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所以仁义礼智分别有了自身的开端。

在孟子看来,“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仁义礼智这四个开端,人皆有之,就像每个人都有四肢一样。每个人都有四肢,每个人都有仁义礼智,这是孟子对于性善论的建构。扪心自问:小孩即将掉到井里,我是不是救他?在此情形下,人们何尝有思考的时间?看到他人有危难,自己的恻隐怵惕之心当下就发动了。他人的危难与我的恻隐怵惕之心连接起来的那个瞬间,救人就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人道使命。孟子以心善言性善,最经典的注脚就在《公孙丑上》这一章。

性善论为什么是一个好的理论?回到《孟子》,原因之一在于性善让人快乐。这个快乐体现在哪里呢?《尽心上》说道:“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君子的本性就是人性,人性就是仁义礼智,仁义礼智深深地扎根于人的心中。心中有了仁义礼智,生发出来的气色就是温润和顺的。这种温润和顺的气色,显露在脸上,洋溢在背上,延伸到四肢,四肢用不着说话就能让人们了解你。以“性善让人快乐”这个观点解读《尽心上》,需参透孟子的“见于面,盎于背”的含义。“见于面”,满脸和颜悦色,这好理解。内心是善良的,为什么会“盎于背”,在背上有所体现呢?历来研究孟子的学者,很少有人做过贴切而又接地气的解释。我们读武侠小说,看到有人打通了两脉,一个是任脉,一个是督脉,最后成了武林高手。同样道理,任脉在身体的前面,督脉在身体的后面,“见于面”是说打通了任脉,“盎于背”是说打通了督脉。有人称孟子是气功大师,因为孟子讲“性善”(《滕文公上》《告子上》),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我们用任脉、督脉解释“见于面,盎于背”,大致就会明白:如果一个人心地善良,心中的气就是畅通的;这股气不断积淀下来的正能量,就会由心中慢慢向外扩散,并且在身上有所体现,使整个身体处在和谐状态之中。所以,性善让人快乐。

《离娄上》说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仁是事亲,孝敬父母双亲;义是从兄,友爱兄弟姐妹。知道仁与义是做人做事的根本,这就是智。将仁与义落实到礼仪规范上,这就是礼。既知道了仁与义,又将仁与义落实到了礼仪规范上,这就是乐。此时此刻,你的快乐油然而生;快乐一旦油然而生,不仅会在内心里荡漾起来,而且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来。手舞足蹈,正是快乐的鲜明体现。孟子还说过:“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尽心上》)。正直的道理让我的内心快乐,就像可口的味道让我的嘴巴快乐一样。

内心有了性善,它对于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尽心上》说道:“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什么叫作形色?譬如看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形”是说她的身材好,“色”是说她的容貌好。每个女孩子都希望有好身材、好容貌,但好身材、好容貌是上天赐予的。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好身材、好容貌慢慢地蜕变。为了保持好身材、好容貌,你可以化妆、可以整容,但孟子告诉你,更重要的是内心要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只有依靠这股善良的力量,才能让好身材、好容貌持久。“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大学》也有类似的表述。譬如,《大学》说道:“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财富可以润饰房屋,这是“富润屋”;道德可以润饰身体,这是“德润身”;内心广阔、身体滋润,这是“心广体胖”。《大学》还说:“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心中有什么想法,身上就有相应的体现。心中有龌龊的想法,脸上就会有龌龊的表情;心中有善良的意念,脸上就会有善良的气色。我们常说“心有所思,面有所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相由心生,境由心造”,同样是讲“诚于中,形于外”的必然关系。

在儒家的身体哲学看来,如果能够做到道德意义上的表里如一,那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副精神化的身体。精神化的身体,用另一个词来说,就是精神长相。看一个人,既要看其自然的长相,更要看其精神的长相。少男少女大多是“外貌协会”的,但在经历了人生风浪之后,外貌迟早退居其次,内心必然跃居首位,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相互理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维度。精神长相与自然长相如何有机地统一呢?奥秘就是《大学》说的“君子必诚其意”“君子必慎其独”,就是《孟子》说的“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孟子如何让性善成为一种理论呢?简单地说,性善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本体规定看,孟子提出了性本善;二是从存在过程看,孟子提出了性向善。孟子既有性本善的思想,又有性向善的思想。《告子上》说道:“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水既可以往东流,也可以往西流;既可以往南流,也可以往北流。水可以往四方任意流,但却总是从上往下流。正是抓住“水从上往下流”的特点,孟子一方面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性是善良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这是说性向善;另一方面认为“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没有不善良的,就像水没有不往下流的,这是说性本善。“性本善”让人们坚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是说本体规定;“性向善”鼓舞人们始终朝着性善的方向展开自身的生活,这是说存在过程。

与“大善”“大恶”相比,所谓“不善”的定义与定位有点困难。譬如,《大学》认为每个人“有所忿懥”“有所恐惧”“有所好乐”“有所忧患”。这四种心理表现既不属于大善,更不属于大恶,只是人之常情,但毕竟不好,所以可以称作“不善”。解决人之常情中的这些“不善”,就必须养心。养心的过程复杂吗?很复杂。养心的过程简单吗?也可以很简单。养心既复杂,又简单,正如《尽心下》所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心就像一间房子,欲望与良知博弈于其间,但心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百分之九十的空间装了欲望,就只剩下百分之十的空间来装良知了。如果能让百分之九十的空间来装良知,只让百分之十的空间来装欲望,你的身心就会轻松得多。欲望一旦大了,就像背负两百斤的东西,身体受得了吗?欲望如果再大一些,如同千斤顶压在背上,那就是所谓“压力山大”。所以,每个人的内心要尽量少一些不该有的欲望。如果能将不该有的欲望全部赶走,良知在内心占有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大,这个过程就是养心。人都是有欲望的,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消除自己的欲望。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欲望,尤其是面对不该有的欲望,如果真要让自己的身心变得轻松,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味,就应当在“寡欲”的方向上多想一想、多做一做。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个人只有到了特定的年龄阶段,才会觉得人生当中的很多欲望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正是阅历本身,不断帮助人们理解并消化着“养心莫善于寡欲”这句格言的人生含义。

审美是不带功利性的,寡欲、无欲是心态审美化的必由之路。《尽心下》说道: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谓善?何谓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善、信、美、大、圣、神,是《孟子》此章的关键词。意思是说:能够欲求的,叫作善良;自己具有的,叫作笃信;充盈厚实的,叫作美好;充盈厚实而又具有光芒辉煌的,叫作伟大;伟大而又化育自身的,叫作圣明;圣明而又不能够知道自身的,叫作神妙。其中,“充实之谓美”是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名言。真切地存在于自身,并且不断变得饱满,就是“充实之谓美”。正因我们的心灵是相信性善的心灵,所以心灵不断养育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充实之谓美”的境界。人们喜欢“美”这个字眼,更应认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观。在文化交流中,彼此尊重差异,和睦相处,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繁荣。从孟子的角度看,一方面,坚信性善,强调养心,心灵才能审美化;另一方面,以美储善,才能从“美美与共”步入“天下大同”。

二、五伦与平治:世态道德化

孟子讲性善、讲养心,目的在于心态审美化,这个问题涉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不仅与自身有关系,而且与社会有关系。孟子讲五伦、讲平治,目的在于世态道德化,这个问题涉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孟子思考世态问题,受到孔子“庶之→富之→教之”这个观点的启发。《论语·子路》说道: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是让人口增多,“富”是让百姓富裕,“教”是让人民有教养,三者是递进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尤其是在古代,人口一定要多,人多力量大,这是“庶之”;人口多了,人均可支配的资源就会相应减少,所以,要扩大财富的来源,增长财富的规模,这是“富之”;人口多了,百姓富了,整天只知道吃吃喝喝也不行,因此,要推行教化,将教育作为整个社会事务的重中之重来抓,这是“教之”。其中,教育自然是最重要的。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平民教育,成为所有教师的祖师爷。因为深受孔子的影响,孟子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特别注重人口、财富、教育的全面增长、协同发展。

孟子这一思考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回顾古代历史,提出了“五伦”的概念。《滕文公上》说道:“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后稷教会老百姓种庄稼,五谷丰登,老百姓就能生养下来。吃得饱了,穿得暖了,生活安逸了,如果缺乏教养,那就跟禽兽差不多。圣人担忧这种情况,“使契为司徒”,让契管理教育。契“教以人伦”,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准则教给人们。基本准则只有五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父子之间要有亲情,君臣之间要有忠义,夫妇之间要有分别,长幼之间要有次序,朋友之间要有诚信。这里涉及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长幼关系、朋友关系。世界很大,但每个人的世界很小。在孟子设定的五伦社会中,只有父母、上下级、夫妻、兄弟姐妹、朋友。他们都是自己熟悉的人,所以五伦是孟子相对于熟人社会提出并定型的制度设计。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总会遇到陌生人。他们匆匆而过,你既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记不住他们的长相。但是,古人生活在熟人社会当中,五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恰当的提法。把握好了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朋友关系,就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五伦社会中,人们追求内圣外王。内圣是做好自身,外王是让自身的能力与品格影响整个社会,这是两者的不同。孟子一方面提出性善论,另一方面关心天下苍生。《公孙丑下》说道: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颇有无可奈何的意味。虽然置身于这样的时代,孟子坚定地相信:如果上天要让天下太平,那么,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平治”是《孟子》此章的核心概念。孟子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并建构了五伦社会。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孟子提出了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平治天下。“平治”这两个字与《大学》密切相关。《大学》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认识事物、获得知识、纯洁意念、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管好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这是一个由内圣而外王的过程。孟子也希望每个知识分子先修养好自身,一旦有了机会,就为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讲孟子的五伦,同时要想到《大学》的八条目,尤其是将“五”“八”结合起来,明确自身的责任,做好当下的每件事。

很多人一生碌碌无为。你让他回首往事,列出自以为得意的几件事,结果他连一件也列不出。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做不到“在其位,谋其政”。《周易·艮卦·象传》说道:“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论语·泰伯》《论语·宪问》记载孔子的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记载曾子的话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它们是“在其位,谋其政”的出处。不在位置上就不瞎操心,这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思。在位置上就一定将事情做好,这是“在其位,谋其政”的意思。哪怕现在只做一件小事,只要这件事由我来做,我就将它做好,否则宁愿不去做,这是“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精义。譬如,帮盲人过马路,就一定要安安稳稳地将盲人从马路的这边送到那边。我们的一生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人生是由一件件事构成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难道不是一件件事吗?星期一上课,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再上,这难道不是一件件事吗?“事”这个概念是指导我们的生活清晰化、正能量化的关键。如果认认真真去做每件事,那么,一周下来,一个月下来,一年下来,十年下来,一生下来,再回首过去,就会快乐,就有成就感。将这件事做好了,又将那件事做好了,这就是成就,就是成就感。

孟子如何讲“在其位,谋其政”呢?《万章下》说道:“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举例来说,小职员操心整个公司的十年发展规划,这是“位卑而言高,罪也”;教导主任对于全校的课程安排毫无所知,这是“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那是另外的情形。世上的事情千千万万,有多少事情真跟你密切相关呢?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做好自己、当下正在做的这件事,做到问心无愧,身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安顿。

从世态道德化看“在其位,谋其政”,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在儿女的位置上孝敬父母。我们常常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叹?因为儿女已经不像儿女,家已经不像家;“孝顺父母”竟然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根本没有成为我们人生的神圣义务。在这个意义上,孝顺父母,何其重要!《滕文公上》说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大学》说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世上的事物千差万别,但有先后之分。这个先后之分,就是《中庸》说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里又讲到仁义之道: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至善,其中最重要的是亲爱自己的父母,这就是“知所先后”的“先”;义是指人际关系的恰如其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尊重有能力的人,这也是“知所先后”的“先”。正是因为将亲爱自己的父母放在首位,将尊重有能力的人放在首位,整个社会的礼仪制度才得以生成。

《尽心上》说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正如良知一样,良心也是孟子首先提出的(《告子上》)。我们常说“问一问你的良知”“问一问你的良心”,就是在用孟子的术语期盼世态道德化。孟子认为,每个人的良知良能都是先天的。小时候,没有谁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双亲;长大后,没有谁不知道敬自己的兄弟姐妹。亲爱父母是仁,尊敬长辈是义,“无他,达之天下也”。孝顺父母是“知所先后”的“先”,是人们靠近大道至关重要的一步。《梁惠王上》说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父母健在,好好赡养他们;父母离世,好好送走他们。这就是王道的始基。

在孟子的心中,舜是孝道的楷模。《万章上》说道:“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舜的父亲、继母、同父异母的弟弟象,都想害他。舜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好的家庭里,如何成了大孝子呢?孟子指出:对于舜而言,人们喜欢他,美色陪伴他,富贵跟随他,这些都不能够解除他的忧愁,唯有孝顺父母才能卸掉他的忧愁。孟子还说:最大的孝道是一生孝顺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到了五十岁还爱慕父母,我只从舜的身上见到了,所以舜是孝道的楷模。

在孟子的心中,曾子也是孝道的楷模。相传曾子是《大学》《孝经》的作者,《礼记》《大戴礼记》讲过曾子尽孝的很多故事。曾子如何行孝道?《尽心下》说道: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

孟子曰:“脍炙哉!”

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

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曾子的父亲喜欢吃羊枣,曾子于是不忍心吃羊枣。公孙丑问道:到底是羊枣好吃,还是猪肉好吃呢?孟子回答说:自然是猪肉好吃。公孙丑又问:儿子吃猪肉,却让父亲吃羊枣,道理何在?孟子回答说:“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猪肉到处可以买到,但羊枣只是在特定的季节才有。再细细体会一下:父亲喜欢吃羊枣,但羊枣只是某一季节才有;储存的条件再好,也不会一年四季都有。在仅有羊枣的那个季节,因为父亲喜欢吃羊枣,那么,儿子将羊枣全部让给父亲吃,这就是尽孝。父母有小癖好,譬如说喜欢吃某种土特产,但那种土特产很少见。如果儿女们千方百计弄来那些土特产给父母吃,这就是在尽孝道。

将孝敬父母当成这么重要的题目,那是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将整个社会抛诸脑后了呢?不是!你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就是在参与政治、平治天下。据《论语·为政》记载,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子引用《尚书》的话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孝就是孝敬父母,然后友爱兄弟,将这个道理落实在政治上,就是在参与政治、平治天下。孔子接着又说:“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就是在参与政治、平治天下,否则还有什么行为叫作参与政治、平治天下呢?在孔子看来,孝顺父母就是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孝道与政治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

孟子讲五伦、讲平治,是为了让整个世态道德化,孝敬父母又是世态道德化最重要的措施。这个观点“卑之无甚高论”,但它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他能管好社会吗?社会能将管理的责任交给他吗?所以,世态道德化应当从每个人孝顺父母开始。更何况,爱孩子是天性,爱父母是人性。父母由衷地爱自己的儿女,可是有多少人由衷地孝顺父母呢?不孝顺父母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仍未根绝,我们更应将由衷地爱父母当成头等大事来做,借此建设并成就世态的道德化。

三、爱物与无事:生态自然化

笔者曾说:“孟子并未做过学科意义上的生态学理论建构,这是问题的一面;孟子的生态智慧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富有思想启发性,这是问题的另一面。”在孟子看来,“仁民爱物”是生态智慧的点睛之笔,“行其所无事”是生态治理的最高智慧,生态自然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诉求。

《孟子》讲生态最提纲挈领的一段话是:“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可将这段话精准翻译为:“君子对于事物,惜爱它们但不仁爱;对于人民,仁爱他们但不亲爱。亲爱亲人,继而仁爱人民;仁爱人民,继而惜爱事物。”孟子这里建构的价值序列是:首先是“亲亲”,亲爱亲人;其次是“仁民”,仁爱人民;最后是“爱物”,惜爱万物。孟子为什么要建构“亲亲→仁民→爱物”的价值序列?这个设计跟今天的生态主义是不是有点脱钩?孟子这种设计的理论依据到底在哪里?

《朱子语类》卷二十《论语二·学而篇上·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对此做过精妙的譬喻:

但是爱亲爱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无本。如水之流,必过第一池,然后过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过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为义、礼、智亦必以此为本也。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爱物则三坎也。

好比到九寨沟旅游,看见那里有很多海子(湖泊)。我们假定只有三个海子:水首先从第一个海子流起,那是亲爱父母;接着流到第二个海子,那是仁爱人民;最后流到第三个海子,那是惜爱万物。水只有从第一个海子开始慢慢流,依次途经第二个海子、第三个海子,才能从山上流到山下。如果不经过第一个海子、第二个海子,张口就说“我要爱物”,结果你连父母都没有赡养好,连人民都没有治理好,那么,保护生态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亲亲→仁民→爱物”依次下降,它的逻辑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亲亲→仁民→爱物”自然而然,它的思想深刻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经常说:人可以认识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征服自然。与此相比,在孟子的思想中,爱物就是“行其所无事”。《离娄下》说道:“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这里举了大禹治水的例子。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后,子承父业,前赴后继,大禹治水成功了。按照一般的解释,父亲治水失败,是因为采取堵塞的方式;儿子治水成功,是因为采取疏导的方式。孟子将大禹治水解释为“行其所无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不瞎折腾,自然而然地解决当下的问题,这是疏导。做一件事,自然第一,人为第二,将人为因素降到最低限度,事情该怎么发展,就让它怎么发展,这是“行其所无事”。话还可以这么说:疏导是治水的正确方法,“行其所无事”是治水的最高境界。

如果这样说还嫌抽象,那再看看《公孙丑上》如何讲“揠苗助长”的故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所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意思是说:一定要有事做,但又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心中不要忘记这件事,但又不要人为地助长。千万不要像宋国人一样,看到自家的禾苗长得慢,就一株一株地拔高。这个宋国人非常疲劳地回到家里,对儿子说:“今天我太累了,因为我将禾苗都拔高了。”儿子倒是一个聪明人,赶忙跑去一看,发现禾苗全都枯萎了。禾苗的生长自有它的规律,不是你想让它长得快一点,它就能长得快一点。宋国人忙了一整天,累了一整天,将禾苗一株一株地拔高,自以为做了好事,结果禾苗全部死掉了。

宋国人到底做错了什么?与大禹治水“行其所无事”相比,宋国人揠苗助长就是多此一举。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样的,就让事物怎样去发展,这是“行其所无事”的哲学含义。如果违背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擅自加进人为的做法,事物要么停滞不前,要么适得其反。宋国人犯的错误,就是多此一举,结果事与愿违。

“无事”不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因为它的实质是顺其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说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特别是到中年后,一切都要顺其自然。“自然”有两层排斥性的含义:自然不是“他然”,不能让外在的力量加进来;自然不是“我然”,不能让内在的力量加进来。顺其自然,既要排除外在力量的干扰,更要排除内在力量的干扰。很多人只知道不受外在力量的干扰,却常常将内在力量加进来,这样是很难做到顺其自然的。既不他然,更不我然,既不听命于内在的力量,更不听命于外在的力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它的实质是与万物为友。《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说道:“万物生长,是天地无心时;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时。”所谓春来草自生,春天来了,草就生长,古往今来都是如此,这是“天地无心时”。一棵枯树突然生出新叶嫩芽,梅开二度,迎来第二春,这是“天地有心时”。我们常说要做一个有心人,那是因为自己远远没有抵达至高之境。万物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而且是在天地无心的时候,按照自身规律自然而然生长的。通过万物生长落实生态自然化,很多生态学的现实谜团乃至瓶颈问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万物生长”的理念,让万物在天地无心之时自然而然地生长,而且将这个理念一代代传递下去,就有可能慢慢回归生态自然化。

综上所述,性善、养心的实质是心态审美化,关键在于无欲则刚;五伦、平治的实质是世态道德化,关键在于孝顺父母;爱物、无事的实质是生态自然化,关键在于万物生长。“道性善”出自《滕文公上》,代表孟子的思想;“执事敬”出自《论语·子路》,代表孔子的思想。在本体上坚信性善,在功夫上做好每件事,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我们讲孟子的思想要旨及其现代意义,“以道性善为本体,视执事敬为功夫”何尝不是最好的结语!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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