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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后真相现象主导了公共和政治话语。本文从叙事的范畴对其机制进行功能分析。首先，本文简要介绍了“后真相”的定义，而后追溯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作品中“叙事”一词的含义，重点关注难以定义的小叙事范畴。我利用当代叙事理论，提出了文化叙事的一般定义，利奥塔的小叙事属于这一高级类别的一个特例。我借鉴利奥塔在《异识》中提出的语位语言学（phrase linguistics），用认知领域的范畴来分析唐纳德·特朗普的 MAGA运动，作为后真相政治、民粹主义兴起和社会认知分裂的例子。 作者简介： Christian Baier，首尔国立大学 文献来源： Baier, C. (2023). Narratives of Post-Truth: Lyotard and the Epistemic Fragmentation of Socie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0(0). https:///10.1177/02632764231162027
本文作者 Christian Baier 引言 2023年，后真相无处不在。在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总统的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OED) 将“后真相”评为年度词汇。本文中，后真相的定义是：评估陈述的真实性不是基于证据或是否普遍认可的解释，而是基于某群体价值观、目标、意见领袖认可。由此，社会在认识论层面上分裂了。 后真相的状况符合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对后现代状况的描述：宏大叙事失去了话语主导地位和使知识合法化的能力，同时分解为众多较小的反叙事。本文使用利奥塔的小叙事范畴，提出后真相现象的功能定义，然后用当代叙事理论提出非文本或文化叙事的定义。将重新定义的小叙事与利奥塔在《异识》中提出的语位语言学模型相结合，使我能够发展出认知领域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唐纳德·特朗普的 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借此说明在当代民粹主义的大背景下后真相的叙事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认知分裂。 利奥塔提出了宏大叙事 (grand récit) 概念，即“使社会和政治制度和实践、法律、伦理、思维方式合法化”的总体叙事结构。在《后现代状况》（1979）中，利奥塔认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是后现代的决定性特征，因为关于启蒙、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大叙事的可信度已大幅下降。然而，宏大叙事仍然存在，只是影响力有所减弱，并且不等于“阻止无数其他叙事的发展……继续编织日常生活的结构”。“因为它们很短，因为它们不是来自那些宏大的历史，因为它们很难融入宏大历史”，利奥塔称这些叙事为小叙事。 小叙事表现为“不确定和短暂的故事网络，可以侵蚀宏大的制度化叙事装置”（利奥塔，1989：132）。宏大叙事旨在建立话语霸权，在此过程中边缘化少数群体及其不同的叙事，而小叙事则拒绝融入主流话语。它们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解决特定不公正问题的需要而出现、适应和消散：作为挑战宏大霸权话语的反叙事。 利奥塔的叙事概念是其语位语言学（phrase linguistics）的一部分。他提出，语位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结构：“眨眼、耸肩、轻拍脚、短暂的脸红或心动过速都可以是语位”，沉默或猫抬起尾巴也可以属于此类。语位之间依照特定的语位体系（phrase regime）相互连结，不同体系的语位无法相互翻译，但话语类型（genres of discourse）能够将其整合起来。 利奥塔的理论中存在重要的概念模糊，尤其体现于对叙事的定位：叙事在某些段落中被归类为语位体系，又在另一些被归类为一种话语类型，有时甚至“涵盖多种句子家族和可能的话语类型”。这在《后现代状况》中导致利奥塔对叙事的分析存在矛盾：宏大叙事的崩溃不会导致大量的小叙事，而是导致“语言游戏的灵活网络”，也就是说，上述两个范畴被当作功能等价物了。同时，利奥塔将叙事和语言游戏都归为语位体系，更无视了它们在结构上的不同，进一步把它们的功能等价起来。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含义是：语言的使用受一组特定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不仅因语言游戏而异，而且可能会发生变化；什么被认为是允许的“移动”或正确的陈述取决于特定的交际情境。维特根斯坦定义的语言游戏的例子包括“根据描述构建一个对象”、“形成并检验假设”、“编造一个故事；以及阅读故事”、“表演戏剧”和“解决应用算术问题”，显然，这些不全是叙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在下一节提出文化叙事的一般概念，重新定义“小叙事”。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引入宏大叙事的概念之后，其出人意料的成功使叙事这一描述和解释文化现象的手段得以普及，它已经流行到了“人们懒得解释，运用它时默认它是众所周知的”的地步，实际上却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由于术语上的模糊性，叙事常常被误解为事实或真理的对立面。像“没有正确答案，只有叙事”这样的说法在关于后真相的讨论中很常见。 本文提出，“叙事”一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两个元素的组合：叙事话语，即对符号的有意和结构化的使用; 以及它所传达的故事，即它的意义或内容。 “文本”原先仅用于文学作品，但20 世纪 90 年代的叙事转向将叙事学从分析文学文本的结构主义方法转变为人文学科的元理论，由此，“文本”的概念拓宽至“不仅包括基于语言的交流行为，还包括任何有意和结构化的符号使用”。文本叙事的概念可以定义为（1）符号学的人造物和（2）它在接受者头脑中引发的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的心理表征的组合。然而，利奥塔的叙事作为一种话语体裁的概念不符合这一定义，“文本”叙事还不足以描述后真相这类文化现象。 虽然文本叙事的定义以某种形式的调解为前提，但文化叙事塑造了现实——这一特征与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相同。文化叙事通过提供解释结构来连结一系列事件，影响人们对此的感知和解释。我提出以下定义：文化叙事是一个话语群（discursive constellation），它将共同体内流传的大量叙事话语与较少数量的抽象叙事模式或主情节连接起来。通过在事件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联，这些模式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识别和解释的潜力，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了现实。一旦叙事得到群体的接受，真或假、对或错就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一个群体的基本叙事。通过这种方式，每种文化叙事都建立了自己的认知领域，从字面上创造了真理并塑造了现实——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后真理现象。 本文对小叙事的定义是：它是一种局部和时间上有限的文化叙事类型，即将社区内流传的大量叙事话语与少数抽象叙事模式连接起来的话语群。这种小叙事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并作为挑战霸权话语的反叙事。它通过建立自己的认知领域、使替代声音和观点合法化来构成独立的社区。由于本质上不适合占据话语主导地位，小叙事一旦完成其任务就会消失。 不同于利奥塔在《异识》中的观点，本文提出，在判断力的调节下，不同话语类型之间通常是可能成功沟通的。相比之下，认知论层面上的领域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不同认知领域内部的真理或事实的概念不同，从而产生了利奥塔所说的认知差异。 在后现代社会之中，尽管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以前的影响力，但它仍然存在于公共话语中，并受到小叙事的全方位困扰。由于认知领域源自这些局部有限的反叙事，因此它们所合法化的声音和观点从定义上来说既是与霸权话语相关的逆向者又是次等者。虽然这种结构性权力失衡类似利奥塔在《异识》中描述的受害者和压迫者，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人尽管在话语上处于劣势，在认知领域之中，结构决定了他们无法寻求第三方的仲裁，因为即使是这种尝试也要求他们接受外部认知标准。出于这个原因，人在这样的认知领域之中常常将自己视为受害者，同时又坚持只有自己领域的认知标准、个人真理和事实才是唯一的。 民粹主义是“一种沟通的修辞风格”，而不是一种完全发展的意识形态。其特点是“人民”和“精英”这两个群体，被认为是在内部同质的，而外部，即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个模型中，政治主权完全源自人民的意志，他们被认为本质上是善良的，而精英则被认为本质上是自私和不诚实的。腐败的统治阶级的概念导致了合法性和代表性的危机，让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剥夺了选举权，导致对政治机构的根本不信任，渴望有克里斯玛型的领导人支持人民事业，反对建制派。 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利可以被视为“总体趋势的一部分，在这种趋势中，出现了一些运动，从右翼挑战既定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全球化本身（欧元、欧盟、美国建制派）”。特朗普自称是为了所谓的“普通美国人”的利益而与知识精英和政治机构作斗争。他的许多支持者感到自己被全球化等经济发展抛在后面，并因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兴起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陌生人，他们对他们认为被“操纵”反对他们的政治制度感到不满和不信任。特朗普利用电视名人的魅力，使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等口号来统一、煽动这些异质的不满情绪，动摇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他作为人民捍卫者的角色甚至使他语无伦次的讲话风格和明显虚假的陈述变成了他的优势，因为对于那些感觉被体制背叛的人来说，“一个撒谎的煽动者可以表现为一个独特的真正的捍卫者”。特朗普批判精英，使得在其支持者眼中，得到普遍认同的真理不再可信，似乎都是虚伪的精英所编造的。这样，特朗普式政治就培育出了后真相环境，这反过来又为民粹主义的繁荣提供了理想条件：这两种现象都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论证。 叙事概念在特朗普后真相政治的描述中有何特色？答案在于整个运动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虽然该口号本身并不是一种叙事，但可以理解为它的“浓缩”。根据这种描述，与辉煌的过去相比，现在存在本质上的缺陷。特朗普的后真相政治利用了古代神话和现代大片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原始和谐状态的三元序列遭到破坏，通过英雄的努力，最终才能够恢复乌托邦。而全球化摧毁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自由主义侵蚀了传统的保守价值观，威胁着美国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事实。它使得一部分国民落入危机之中，令他们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生活的走向超出其理解或控制范围，成为宏大历史和政治力量的受害者。这类人尤其是特朗普政治宣传的受众，只要他们被上述叙事感染，接受其逻辑，就能够顺理成章地接受其结论：只有唐纳德·特朗普才能扭转这种失常，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口号将大量叙事话语和个人经历浓缩为一种叙事模式，为许多美国人提供了认同和现成的解释，它确实可以代表文化叙事。但它真的可以被视为反叙事吗？毕竟，对于一个自认为“人民”的群体来说，用反叙事来代表，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这一立场在民粹主义世界观中是说得通的：民粹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往往觉得，政治制度实际上被腐败的精英操纵了，他们因而处于弱势，利益受损。 美国政府处理特朗普及其激进支持者，尽管是维护法治，但反而可能会强化民粹主义。2022 年 8 月 8 日，联邦调查局对前总统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的私人住所执行了搜查令，收回了敏感的政府文件。这一行动激起了保守派人士的愤怒。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席罗伯茨认为这次搜查“是联邦政府将执法武器化以惩罚政敌、压制批评者并向那些被视为敌人的人传递信息的又一个例子”。罗伯茨的言论既反映了并助长了“MAGA”意识形态背后的民粹主义假设：非法“左派”政府利用联邦调查局进行出于政治动机的攻击的想法似乎证实了许多特朗普支持者的怀疑和恐惧，加剧了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不信任。 上述分析也适用于新冠肺炎和气候变化否认者。每个群体都被一个基于小叙事的认知领域所包围，并受其自身规则的约束，以确定什么是真实的。总的来说，这些领域及其潜在的小叙事构成了后真相条件。 本文提出，后真相环境是众多分裂的、基于小叙事的认知领域所构成的。这解释了当前社会和政治格局中，为何现有的霸权话语正在受到多种替代声音和立场的挑战。利奥塔的小叙事原本在其分析中是为被压迫者发声的颠覆力量，但已被政治右翼篡夺。此外，由于每个领域都建立了自己的认知标准，因此它们各自的真理概念被认知差异所分隔。如果话语要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基础，人们必须共同接受，知识不同于信仰，而真实性是一个可行的标准。这种认知契约允许建设性的思想交流，它不仅构成了西方民主进程的基础，而且构成了社会结构本身的基础。因此通过破坏认知契约，后真相对全世界的民主社会构成了威胁。 ©Political理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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