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曾有过一场“名实”之辩，也出了一个曾经很有名的“名家”。但是，一般的，人们会把孔子作为“名实”之辩的发端。
《论语.子路》曰：“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云云。
虽然，他是从治理诸侯国家的角度讲的这番话；“正名”，主要指必须明确当时的社会阶层名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需要和实际相符合的哲学问题。
孔子说这件事的倾向很明确，就是主张以“名分”剪裁现实——他对春秋和战国初期的礼崩乐坏不满意。
先秦诸子中的其他诸子，有些就不同意他的意见了。
比如，管子，他主张“名生于实”。认为“名”，应当反映现实存在。比如，墨子，主张必须 “取实予名”。就是说，时代不同了，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名”。再比如，庄子，他说:“名者，实之宾也。”什么时候，“实”都是第一位的，“名”则由其派生。还比如，荀子，他强调“制名以指实”的原则，就是要规范“名”以适应“实”。
名实
以上这几位，尽管均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讲述对“名实”的看法，但也都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可以这样表述，先秦时期的“名实”争论，形成战国时期以逻辑学和认识论问题为讨论内容的名辩思潮。
在这个思潮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名家”。
这个“名家”后来在国际上也很出名，还有了自己的专用名词——“Logician”——亦可翻译为“辩者”。这倒与出现于古希腊的哲学派别同步。
“名家”是战国时期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流派。这是国际上通识说法。
《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的概括，把先秦诸子百家归纳为“九流十家”，九流之外的一家是小说家。
“九流之中”之中，“名家”与“儒家”、“道家”、“法家”等，并列为显学“六家”。
“名家”专门讨论“正名实”，主张“控名责实，参伍不失”。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惠施、公孙龙以及后期墨家。
公孙龙
有学者认为，因“名家”内部的观点并不相同，可以分为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派；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以及“坚白相盈”的后期墨家派。
比如，《公孙龙子·名实论》说，“名”的作用是“谓实”，必须“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调整名实关系，使名实相符。他还提出“彼止于彼”、“此止于此”的“正名”原则。
史籍载，公孙龙善于辩论，辩题中包括：“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他论证了高和低是相对的；“今日适越而昔来”，论证了今昔具有相对性 “飞鸟之影未尝动也”，以运动的间断性抹杀其连续性；“白马非马”，揭示个别和一般的差异；“离坚白”，把差异绝对化，否认对立的同一，以感官的不同功能和思维的抽象作用，论证“坚白自离自藏”，等等。
惠施
惠施“合同异”理论大致如下——他认为，天地万物从“至大无外”的“大一”（无限大），到“至小无内”的“小一”（无限小），是普遍联系的一个整体。从共性的意义上说，“万物毕同”（都是物）。从个性的意义上说，“万物毕异”（都是不同的物）。这是两个极端的“同异”，称“大同异”。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无数大类和小类的同异，称“小同异”。宇宙有矛盾性（“南方无穷而有穷"）。事物瞬息万变（“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事物、概念有相对性、流动性，例如，“天下之中央”可以是“燕之北”，也可以是“越之南”。
学者们认为，“名家”这种兼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辩论术的学说，在百家争鸣中堪称独树一帜，刺激了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观、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发展。
秦汉以后，儒学独尊，“名家”随名辩思潮衰落而消匿。“名家”的著作，现存《公孙龙子》。其余皆佚。《邓析子》、《尹文子》当为后人伪托。但从史籍中，可看到名家的各种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