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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童年 我的祖父这一家，在四川大巴山中，有方圆几十里的山林和水田。清朝末年，废除科举，祖父就将我父亲李成荣送到百十里外的巴州城念洋学堂。 父亲去巴州上学之前，已与母亲结婚，生有我的姐姐李耀兰。父亲在巴州念书，结交了一群富家子弟，沾染上抽大烟、赌麻将的恶习。只用了三五年就把家业糟蹋光了。全家人被债主撵出来，住进从前长工的茅草屋。不久，母亲在贫寒和悲愤中病故。 母亲去世时，我只有一岁多。舅舅和舅妈把我带到外婆家。六岁的姐姐被送到傅姓人家做童养媳。 惹了大祸的父亲，断了钱财来路，大烟也能戒掉，麻将牌也被丢了，跟上先前家中的织布师傅，去陕南做雇工。 祖父默默承受家破人亡的变故。他找出尘封多年的旧纺车，开始了纺纱卖钱、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据说，李家的人从纺纱织布发达起来，祖上传下的规矩，凡是李家的人都要会纺纱织布。 我三岁时，舅妈生了娃儿，无法再照料我。我回到祖父身边。 白天，祖父伏在布机前织布；夜晚，祖父燃起松明子纺线，我钻进千疮百孔的棉被里，露出小脑袋，透过屋顶上的窟窿，看望天上的星星。 我一餐能喝三碗清汤挂水的稀饭，肚子胀得像个球儿，坐在门槛上，一低头，从嘴里流出来的汤水，像撒尿一样，落地有声，上面的口水还没止住，下面也哗哗的尿了。 饥饿难忍之时，我独自一人上山采食野浆果。夏天，我在水田里捕捉鱼虾，生吞下透明的小虾，捉来的小鱼拿回家让祖父放进锅里用清水煮。有时候，我跳下水田，拔起一根藁笋，剥去层层笋衣，大口地咬着笋芯充饥。 祖父在纺纱织布的同时，还在仅存的一块旱田上，种植红苕和罂粟。大巴山区的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种植鸦片。 在我童年记忆中，洁白的、鲜红的、嫩黄的罂粟花衬着白发苍苍的祖父。罂粟的茎秆顶起一株株硕大浑圆的浆果，祖父用镶嵌在竹片上的黄铜刀刃小心翼翼地划割罂粟果的青皮，乳白色的浆汁缓缓地从割缝渗出。罂粟的乳汁经日晒脱水成为生鸦片。我长到七八岁时，已能熟练划割罂粟、晾晒鸦片了。 割鸦片浆的时候，太阳落山，天色还亮，我个子矮，搬上一只小木凳，才能摸到罂粟果。祖父用手轻轻掐一掐青绿的圆果，告诉我哪棵罂粟果可以划割，不成熟的不能割。第二天清晨，我把小竹筒用清水涮一下，竹筒内壁粘上一层薄薄的水膜，将竹筒上的绳环套在脖子上，用薄薄的竹篾去刮罂粟果上面的黏汁，然后把竹篾片在胸前的竹筒边沿一抹，浓稠的罂粟汁就滑入湿润光滑的竹筒里。 每只罂粟果最多可切割九次，青果变黄色，剖开果皮，取出罂粟籽，炒熟，投入石臼内，捣成细粉，榨油，奇香无比，胜麻油好多倍。 像蜂蜜一样浓稠的罂粟汁放在太阳底下晾晒三五天，一边晒一边搅动，浓汁渐渐硬了，颜色黑黄，就可以出售了。鸦片贩子再把生鸦片熬煮发酵，制成熟鸦片，掺假制型后运往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人家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在斯连镇卖掉鸦片，用卖鸦片的钱，祖父买下纱线、肥料和盐巴。经过馒头铺，祖父总是颤悠悠地递给老板一枚铜板，为我买一只甜馒头。在祖父的声声叹息中，我津津有味地吃着甘美的白面馒头。祖父看我吃得那个欢天喜地的样子，满脸的皱纹也舒展了许多。这一刻是我们爷孙俩最快乐的时光。 我大约八岁那年，祖父入茅厕，跌落化粪池中。过了许久，我发现爷爷不在屋子里，跑出去寻找，看见茅厕的地板上塌陷出一个窟窿，祖父紧贴着池壁，粪水淹过他的胸口。我跑出来大喊：'快来救救我爷爷呀！'祖父这么一折腾，病了几十天就死了。 父亲听到消息，急忙赶回家，卖掉家中仅存的那一小块旱田，安葬了我的祖父。 祖父躺在床上像困觉一样，我看见众人七手八脚给他穿衣服。我还喊：'你莫把爷爷弄醒咧，让他好好睡吧！'有个大人走过来把我抱出屋子。随后，我看见人们把祖父放入一只厚厚的黑木柜子，抬到山坡上，埋到泥土里。父亲和姐姐满脸的泪水，我也跟着哭起来。后来听父亲讲，祖父死时九十多岁。 祖父死后，父亲领我到地主家。父亲从怀里掏出12块银元，放到桌子上。他说：'这娃儿，我也养活不了啦。你救救他的命吧！这是他的饭钱。' 地主说：'还是我们说好的一样，平日他去放牛。吃饭和我们吃一样的。别的不敢说呀，饿不死他。'父亲把我托付给地主，又返回陕南走乡串户，佣工织布。 开始时，地主家的水牛'欺生'，不听我的吆喝。牛儿见我来牵缰绳，鼓起铜铃大的眼睛，垂头翘角冲我顶来。地主说：'你对他好些。给他梳梳洗洗，他也对你好啦。'我在地主家放了五年的牛。水牛成了我的小伙伴，每天早晨牛儿听出我的脚步声，就声声长哞。我移开牛栏门，它们就用鼻梁拱我，与我亲热一番。 冬天，草色枯黄，不能上山放牧，水牛圈在牛栏，稻草、红苕藤和干豆秧是牛的饲料。这时我可以四下玩耍，或去厨房帮忙烧火。 除了放牛，地主时常派我到斯连镇，为他的杂货铺送货物或取东西。斯连是一圩场，一条石板街路，两侧店铺明柱支撑长长翘起的屋檐。四川多雨，屋檐让行人避雨，自然来了顾客。杂货铺的伙计见我背负的东西太重，就说：'下一回可不要背这么多了！你现在年纪小，压坏身体，一辈子的事情。'我常常挤在斯连镇戏台前观看川剧戏班子的演唱，高亢的唱腔，神秘的'变脸'，令我流连忘返。在杂货铺吃过中午饭，我背上一篓收购的桐子返回地主家。地主家的榨油作坊所用的油料几乎全部由我背回来，榨出的菜子油、桐油再由我背到杂货铺出售。 地主是民团的团总，家里有二十几杆长枪。每当传闻有土匪活动，就有青壮年汉子来擦枪，乱哄哄闹一番。红军进入四川后，地主把他家里的二十几支步枪交给了红军。红军长征去了，国民党来清点民团的枪械，发现枪械给了红军了，便以'资匪通共'的罪名，把地主押解到成都，过堂刑讯时打断了他的腰腿。 2、参加红军 1932年秋，我还在地主家放牛。这一年，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往来川陕的挑夫客商带来了'红棒佬儿'的传闻。青壮汉子们又来地主家摆弄枪械，山坳坳里充满恐怖气氛。 在清江渡念中学的地主儿子跑回来了，看见我说：'你的老爹在白庙子当了'红棒佬儿'啦！'我没理他。第二天早晨，邻村地主的儿子专门跑来找我，见我就喊：'好崽子呀，你老子当了'红棒佬儿'!'他恶声恶气，我感觉有股子杀气扑面袭来，心底里不禁打了一个冷颤，耳边好像有个声音在说：'你快跑！你快跑！' 这天吃完中饭，我背上一只竹背篓，从地主家溜出来，不晓得去白庙子的路，只有沿着去斯连镇这条熟路走。远远望去斯连镇街口站立两个持枪的士兵，也不知道他们是哪路兵匪，我心里害怕，不敢走过去，慌慌张张地躲开了。从斯连到白庙子本来半天就可走到，我走了岔道。天黑了，不敢进人家求宿，从路边'草树'拽下几把稻草铺在地上，钻到草树底下睡了一夜。 天亮了，我下了一面山坡，蹚过一条小河，再爬上一丘山顶，看见远处有座白色围墙的庙宇。庙门有两人持枪站岗。我心想，这就是'白庙子'吧，径直向他们走去。 哨兵喝问我：'你干啥？' 我壮着胆子回答：'我找人。' 哨兵的口气和缓了些：'找啥子人哟？'他说的是熟悉的家乡口音。 我说：'找我爹爹。' 一名哨兵转身走进大庙，引出一个人来。此人断去了左臂，一条衣袖空荡荡地飘着。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三十一营营长。 他问我：'你怎么知道你爹在这里呀？' 我说：'听地主儿子说，我爹在这儿当'红棒佬儿'!' 他用右手捋了一下左侧的空袖子，笑了：'他们坏透了，我们不是'棒佬儿'，我们是红军，专门打地主土豪的。'他又问：'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还没有吃饭吧！' 我说：'我昨天就出来了，在山那边的草树底下睡了一夜。' 营长转过脸向门外喊：'炊事班长，你把个帕子来。'一会儿，一位满脸皱纹的老战士笑嘻嘻地拿来一条洋白手巾，让我擦脸，然后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和一碗猪肉熬海带。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菜，夹一箸，含在嘴里，舍不得往下咽呀！在一旁的老班长催促我：'小娃儿，快个吃呀！'我一口气吃下一碗菜。 吃完饭，营长又亲切地问我：'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亲人啊？' '我爷爷、我娘都死啦。' '你在家里干啥呀？' '我在地主家里放牛。' '哎呀，你这个娃儿好可怜啊！' 独臂营长又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李成荣。' '啊……你找他来了。'营长停了一会儿，'他带人打粮去了，走两三天啦！你先住下吧，等你爹爹回来。' 爹爹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寺庙的厢楼上玩，听见院子里肥猪吱吱地嚎叫，飞跑下楼，站在大殿前的高台上观看。爹正在下面天井里指手画脚地指挥着老乡。庙门外边，陆续进来一队队乡亲，抬着捆紧四蹄的肥猪，背着装满大米的口袋，挑着一担担黄灿灿的谷子。我没敢吱声，看了一阵儿，又爬回厢楼上。 我躺在厢楼的地铺上纳闷：爹爹怎么有那么多的钱呢？买了这许多东西。我正想着，营部的小文书领着爹爹爬上厢楼。 爹爹说：'怎么？你跑来了！' '我们地主的那个孩子骂你啦！说你当了'红棒佬儿'!'父亲笑了。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爹爹，他神采飞扬，好像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一样。 爹爹后来对我说，他是在陕西的汉中附近遇见红军的。起初，红军说他是白军的'探子'，要枪毙他。爹爹急忙从背篓里拿出织布的梭子，红军将信将疑，让他带路翻越大巴山。一路走来，沿途村子里的老乡都证明爹爹给他们织了几年的布。红军就说：'哎呀，你是织布工人呀，是最革命的人呀，参加我们红军吧。' 爹爹识字，做了营部的司务长，带领一伙人天天打土豪，筹粮款。爹回来后的第三天，部队离开白庙子，进驻杨柏河。杨柏河是一个小村子，只有一条半爿街面，街的另一片就是河岸。爹又要带人去打粮。临走前，爹嘱咐我：'你不要东跑西跑的乱钻，小心你一个人跑，坏人把你害了……暗杀了。' 营部文书在一旁也说：'让坏人暗杀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爹了。'我知道让人杀了就死掉了，就没有吃饭的家伙了。 3、军中顽童 红军部队在杨柏河驻扎二十多天，又移师得胜山。我在得胜山度过红军刚来时，店铺的商人都跑光了。营部里的人进进出出忙个不停，吵吵嚷嚷喊过年。我想起地主孩子过年放鞭炮，从街头破烂堆里捡出一段佛香，跑回营部，到厨房灶口把佛香点燃了，又悄悄溜出大门，一个人沿着大街店铺搜寻鞭炮。我闯进一家大门洞开的铺子，一楼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顺着梯子爬上楼，看见地板上有一只方形洋铁桶，上面盖着一块小木板。我用佛香拨开木板，正要伸头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洋铁桶里突然嘶嘶地响了起来，冒出一股白烟。我以为桶里冒出妖怪，慌忙往旁边躲闪。瞬息之间，白烟喷涌，铁桶摇晃一下，翻倒了。随着轰地一声巨响，铁桶呼啸着向前窜去，临街的整面木板墙都被冲倒，壁板稀里哗啦地散落到街面上。我被气浪忽地一下抛撞到后墙，撞掉两块后墙板，差一点从二楼摔下去。满屋的浓烟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我连滚带爬地窜到大街上，捂着隐隐作痛的屁股，溜回驻地。 营长见我一副狼狈样，大声喝问：'你到哪里淘气去啦？'我不吭声，一低头钻进屋里，用父亲的毛巾擦脸，白白的面巾一下子染个漆黑。我一个人躲在墙角，浑身颤抖，害怕极了，心想，这要比让坏人暗杀了还可怕。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原来那洋铁桶里装的黑火药，用佛香拨弄木板时，火星落入桶中，引燃了火药。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历险。 1933年5月初，四川军阀田颂尧由旺苍至仪陇一线分三路围攻川陕苏区。5月中旬，四川另一个军阀杨森的一个旅配合田颂尧由平昌方向进攻得胜山地区。红军占据得胜山南面的几座高山阻击白军。战斗很激烈，枪炮声赛过大年三十的爆竹声。红军守在山峰上，居高临下，地形有利，击退了军阀杨森的多次进攻。 临近中午，营部卫生员和司号员带我上火线。我们三人下了得胜山镇子的山坡，绕过一个山脚，刚刚爬到半山腰，突然一群白军哇哇吼叫着冲下山来，我们慌忙扭头逃命。国民党士兵投掷的手榴弹，在身前身后爆炸，弹片横飞，硝烟弥漫。我紧跟在卫生员的后面，往山下狂奔。求生的愿望，使我忘了害怕。奔跑中，我慌不择路，一个筋斗从一丈多高的崖坎子上摔下来，爬起来又跑；回到驻地，才发现肚皮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鲜血浸湿了衬衣，脚脖子也扭伤了。卫生员把医药箱丢在了山上，司号员的小铜号没丢掉，可是已摔断成三截。 原来，红军指挥员已经命令守卫前沿阵地的战士后撤到主阵地，而我们不知道这道命令，还以为这个山头是我们占据着，昏头昏脑地差点儿当了俘虏。 川军在迫击炮、机关枪的掩护下，仍不能突破红军防线。激烈的战斗僵持到下午，红军指挥员抓住川军士气低落，大烟瘾发作的时机，命令一部分红军迂回到敌军的侧后，前后夹击，向敌人发起反攻。这一天全歼军阀杨森一个旅，缴枪一千支，俘敌九百多人。 战斗结束后，我住进战地医院，肚皮上伤口很快愈合，可是扭伤的左脚使整条左腿肿胀起来，护士每天煮花椒水给我洗腿。此时天气愈来愈暖，伙食菜中能吃到黄瓜、豆角和苦瓜，猪肉比刚参加红军时少多了，每餐还能吃上大米饭。 父亲来医院接我回部队，红军又要行动了。我的脚腿还未彻底痊愈，不能走路。独臂营长把我扶上他的战马，他步行走在队列的最前面。我至今遗憾，不知独臂营长的姓名，是哪里的人。 得胜山战斗胜利后，部队行军频繁。有一次，营部炊事班在山坡野炊，突然，传来急行军命令，满满一行军锅的大米饭倾倒在草地上，背上行军锅就跑。在向苍溪方向进军路上，两个小乞丐浑身一丝不挂，薄皮瘦骨，手里一截竹棍，一块破瓷碗，战战兢兢地立在路边。独臂营长勒住马缰，问这两个小乞丐：'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死掉了。' 红军营长说：'你们跟红军一起走吧！这样讨饭时间长了，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两个小乞丐穿上战士们脱下的大褂，下摆垂过了膝盖。矮矮的个子，只有今天五六岁儿童那么高。 红军收留了小乞丐，我也有了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4、识字阴影 刚刚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还没有条件统一着装。我仍穿着在地主家放牛时的破衣裳。战士们也跟我差不多，长袍马褂，各式各样的服装五颜六色。我那时个子还没有一支步枪高，营长让我空手紧紧跟住营部的小卫生员，甭丢了就行。 部队文书利用行军时间，见缝插针教全队的战士识字。他把收缴来的线装书拆散，用毛笔在散页背面写两个大字，如'红军''穷人'等等，每次要写几十张。行军前，他把这些大字分别粘贴在每个人的背包上。行军中就像传口令一样，一遍遍的传诵。听父亲讲，文书是清江渡杂货店铺老板的儿子，念过小学，比我大十来岁。 在地主家放牛，看见富人家的娃儿斜背书包上学堂，羡慕极了，所以我的识字兴趣很高，一天记两个字，就像宣传队在崖壁上凿刻的标语一样，深深地印在脑袋里。不太长的时间，我认识了许多字。营部文书见我学习的积极性太高，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说：'你还傻学呢，就是学会了也说不认识，像你这样一天认识两个字，别人会说你是'知识分子'，枪毙了你！'我懵然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说。 正当我期待认识更多的字时，文书突然失踪了。我打听文书到哪里去了，一位年长者悄悄说，他被保卫局抓走了：'他有文化，就不是穷人家的孩子。' 当时许多人和我一样，还不知道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搞极左的作法，对知识分子极端不信任。我只是想：红军一边教人识字，一边抓走识字的人，为什么？这个疑问加上后来的一些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以致我不敢承认自己识过字，也不愿意识字。一直到延安还是这样。 这段日子中，我受到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处罚，也是唯一的一次处罚。 那天吃午饭时，我不小心把老乡家的瓷碗打碎了，慌忙报告司务长﹣﹣我的父亲。他阴沉着脸说'按军法处罚'，命令警卫员拽我到碾谷场上，在烈日下罚站。火球一样的太阳烤了我整整一个下午，身上的汗水被太阳烤干，头昏眼花，摇摇晃晃几次要跌倒。炊事班长几次心疼地跑上来用身体替我遮蔽阳光，又几次被司务长喝令回厨房。 事后，炊事班长从地主家的竹林里砍来一根碗口粗的毛竹，用木锯截下一段带竹节的竹管，用刺刀又削又挖，制作出一只碧绿色轻盈结实的竹碗。 炊事班长将竹碗送给我：'得啦，这个碗你拴在挎包上，以后就不用四处借碗吃饭啦。' 红军回到通江附近的鹦哥嘴开始整编。从红军总部来人进行人员登记。我不会写字，父亲替我填写登记表，然后他给我念了一遍，反复叮嘱我：'娃儿，你要记住家乡的地名是巴中县清江区李家沟，将来你要还活着，还能找到家啊。' 整编之后，我和行军路上收容的两个小娃儿，被分配到野战医院。临别，爹爹嘱咐我：'你自己要好好工作，不要想我，也不要想姐姐啊！这里有饭吃，有衣穿，还有什么要想的。别人能吃苦，你也要吃苦；别人不怕死，你也不要怕。跟着大哥哥们一起走吧！自己一定要听话，自己不要占便宜，吃点儿亏没坏处，哪个大人让你干啥，就干啥。可不要顽皮，要口甜。' 【李耀宇 ，四川省巴中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曾担任川陕政治保卫局检察员；1935年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到达陕北，先后担任过黄祖炎、刘锡五、张苏、王德等人的勤务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陈云、李富春、蔡畅身边工作；1942年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1943年到枣园工作；1944年担任延安美军观察组管理员；抗战胜利后，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工作；1949年在天津军管会服务科负责接待工作；同年8月，跟随黄克诚南下湖南，任省委行政科长；1950年任衡阳铁路局驻上海物资采购组军代表；1958年任衡阳铁路机务段党委副书记；1963年任铁道部天津物资办事处储运科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理事；1982年离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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