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授衔轶事之副兵团级

这几天关于55年的授衔，讲过了贺晋年，莫文骅，还有“行走的孙子兵法”，郭化若。这几位在当时的评定，都是副兵团级。其中莫文骅和郭化若，本来在上将的预授名单，最终被移出，评了中将。

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三位同样是副兵团级，也在上将的预授名单，最终评为中将。莫文骅和郭化若，来自红一方面军。剩下的三位分别是来自红二方面军的廖汉生，来自红四方面军的程世才和李天焕。

今天我们不讲廖汉生，程世才和李天焕，是因为什么被放到中将。我们讲讲副兵团级干部，是如何来评定的。

我们的评衔过程是很漫长的，实际上在55年授衔的10年前，我们就评过一次。当时饶漱石和周公都被临时评为中将，其实只是为了应付谈判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把军衔制度正式提上日程了。但这种事儿，没办法单单凭军功，就像我们古代历朝历代，开国之初封侯拜相，要考虑的事儿太多了。所以，我们的拟定授衔名单，也是几经修改。

首先是明确要评定军衔的制度，军衔仅仅是一个细分垂类，实际上要明确干部级别。1951年2月15日，发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全军所有干部，均评定个人级别。

此项指示，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1952年3月14日，发布《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所划分的等级，为9等21级。从这里开始，就可以讲讲我们要讲的重点，副兵团级。

兵团级干部分为正、副、准，3个级别。正和副，是怎么来区别的呢？按照当时的规定，兵团及相当于兵团的二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一般应评为正兵团级。兵团副司令员和副政委，一般应评为副兵团级。

为了增加评定的弹性，同时还规定，个别不适宜者应酌情降低。

1955年1月23日，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此项指示，依据52年的干部评级，基本上把军衔给敲定了。其中明确提到，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

第二个月，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发布，算是以官方形式，进行全社会的公开公布，走一走流程。

关键时间点，来自1955年1月14日和15日的军委座谈会。16日，彭老总和罗帅把元帅、大将和上将的拟授名单提交老人家。

在大将拟授名单中，副兵团级的有周纯全、陈再道和彭绍辉。上将拟授名单中的副兵团级，就更多了。张爱萍、韩先楚、洪学智、李天佑、刘震、莫文骅、郭化若、廖汉生、程世才、李天焕，等等非常多。

再经过一阵讨论后，元帅人选的11人，压缩为10人。大将人选的22人，压缩为10人，这就使上将的人数进一步增加。

因此，又多了一些考量。比如，拟授上将的陶铸、李井泉和曾希圣，他们只是兼职政委，所以不进行军衔评定。再比如之前说的五位，莫文骅、郭化若、廖汉生、程世才和李天焕，这五位副兵团级，从上将放到中将。

其实副兵团级评定上将的也不少，有19人。但是考虑到压缩人数，就从部队中军政主官在职时间长短，以及早期红军各军比重来考量。比如红七军出身的李天佑，评定军衔时，以副兵团级来评定，最终是上将。那么同样是红七军出身的莫文骅，军政主官时间比李天佑差点儿，那就放到中将。

总体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不对，有的是因为和领导人搞得关系不好，所以被压了。我承认，这种因素有，都是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没有个人情感。但是从客观角度，在今天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