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正式拉开评定军衔的序幕，但军衔制的实行不是一蹴而就的，有酝酿过程，也有准备过程。 那么新中国为何要实行军衔制？在正式实行军衔制之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众所周知，军衔制作为一项在各国军队中通行的军事制度，不仅在军事现代化中起着重大作用，也在军队正规化建设中具有其必要性。所以，想要促使军队朝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前进，实行军衔制一定是必须迈过的关卡。 不过，在战争年代受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军并未实行成系统的军衔制度。虽然我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但毕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本身就就有不确定性。
等到建国后，没有军衔制的弊端开始发酵。 当时在对外交往中，外军往往将对方军衔作为对等交流的枢纽。由于我军并未施行军衔制，所以在对外交往中存在诸多不便，某一时期甚至因为军衔制搞出了不少笑话。
再加上，和平年代已经到来。为提升军人的荣誉感，军衔制作为一种政治标准必须要在全军铺展开来。毕竟没有军衔制进行激励，官兵的训练积极性也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军衔制的实行成为我军的迫切需要。
1950年9月，朱总司令在总干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部队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1952年4月，根据总干部的指示，全军干部评级制度全面展开，并于当年底结束，这标志着我军建立干部等级制度的开始。
根据1952年的等级评定标准，总共将军队干部定为9等21级，如杨成武等被评为正兵团级，梁必业等被评为准兵团级。当然，部分干部的级别也要根据服役年限进行评定，尤其是从红军时期走过来的老兵。 等级评定后，接下来就是研究军衔制度的问题。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指出，干部军衔的评定标准“应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也就是说，干部军衔的评定要根据其现有的职务进行衡量，没有达到一定职务的军队干部，军衔等级自然会有所出入。 而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在首次授衔时，应将军衔往下压，这就导致对正兵团以下各级军官的军衔评定标准就相对较低。
也正因为如此，整整十年间，军官军衔正常晋升的操作无迹可寻。许多军官由于职务提升的很快，但原有的军衔已经与其职务不相适应，这也是新中国首次授衔的主要弊端之一。 当然，刚开始建立的军衔制度虽然不完善，但毕竟是符合官兵自我荣誉感的，所以在1955年国庆前夕，全军军官的评衔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对于军衔等级的设置，总干部和苏联顾问的意见是设6等20级，即元帅三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四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三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四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四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二级：上等兵、列兵。 这一军衔等级制度，完全是苏联军衔的翻版，只不过多了一个准上将。
但是军衔制度的建立要从具体国情出发，不能盲目听从苏联顾问意见。毕竟当时苏联顾问是从对等交流方面考虑问题，而我军主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经过几年细致的筹备修改工作，到1955年2月，我军的军衔等级制度正式出炉。
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布的《军官服役条例》和有关士兵军衔的文件。文件规定，军衔分为6等19级，减少兵种元帅和准尉两级，大元帅和国家元帅均冠以“国家衔”，其余设置未发生改变。 这样，我军的军衔制度正式生成。虽然期间多有曲折反复，但军衔制建立的初心不改，大方向还是符合官兵内心需求的。
1955年9月27日下午，伴随着国歌声的响起，新中国首次授衔的大幕徐徐拉开，整个怀仁堂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