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邓公决定恢复军衔制，却下令：取消元帅和大将军衔！为啥？

1988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中央军委正在举行一场极为隆重的上将授衔仪式。

这是自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我军再次决定启用军衔制，然而，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却决定取消曾经的“元帅”与“大将”两大军衔，将“一级上将”作为最高军衔。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早在1965年，毛主席就曾亲自下令：取消军衔制，并要求解放军军人统一着装。

当时就有许多人在疑惑：毛主席取消军衔制度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而时隔二十三年，邓小平恢复军衔制，却选择取消“元帅”与“大将”两大军衔。

对此，尚在的十大元帅会作何反应？而我军为何几经废立，还要反复尝试军衔制？

（1988授衔仪式现场）

想要弄清这些问题，还要从我党军衔制的建立说起。

一、军衔制初探

1937年北京发生“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各地全面爆发抗日战争。

数以万计的青壮年投入抗日队伍中来，八路军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

为了更好地管理队伍，八路军司令部计划在队伍中施行军衔制，可抗日战争实在艰难，我军无暇顾及编制，只能遵循抗战前的职务规定，由中央或各组织政委进行内部小幅调动。

如此窘境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才得到短暂改善。

当时，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有意改编两党部队，便发布了《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提议在国共两党内部共同建立军衔制以适应联合政府。

（毛主席著作《论联合政府》）

于是从1946年2月开始，联合政府按照原先国民党军队内部设置的六等军衔开展评衔工作，授予国民党与共产党军干部以“将官”、“校级”、“尉级”三等九级军衔；

战士以“士官”、“士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二等六级不同军衔。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在评衔工作开始的四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便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在神州大地上挑起全面内战。

无奈之下，我军初次探索军衔制度只能被迫停止。

到了1949年10月，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的一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解放军评衔工作也再次被提上日程。

谁曾想，军衔评定章程尚未拟好，邻居朝鲜却再度爆发战争。

（志愿军远赴朝鲜）

眼见朝鲜势如破竹，一向贯彻霸权主义的美国怎能坐等其破坏自己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于是在1950年6月，美军宣布出兵干涉朝鲜战争。

更为可恶的是，对方竟妄想一举拿下中国，派遣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挑衅之意昭然若揭。

事关国家尊严，毛主席迅速发表讲话坦然立场，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于是随着“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成立，中国正式爆发“抗美援朝运动”。

与此同时，解放军评衔工作也不得不再次搁置。

（抗美援朝运动掠影）

二、解放军首次正式授衔

1953年，中朝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从此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新中国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

此时的中国百废俱兴，各行各业迎来了迅猛发展，军队管理也逐渐正规化。因此，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成为中央军委的当务之急。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老总便在一次军事干部集训会议上表示：“部队必须尽快建立军衔制度，并要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军衔阶级标示出来。”

（朱德）

可是话虽如此，评衔却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中央军委不仅要拟定军衔等级，更要制定详细的评定规则与审核办法，并形成书面文件。

各军区需要以文件为基准，拟选送将官人选交由总干部部，待将官衔落实后，再按照规则向下逐级评定，最终形成完整授衔名单。

因此，拟定军衔等级便成为开展评衔工作首当其冲的难题。

起初，有人提出沿用联合政府时期的五等军衔制，但毛主席否决了这一想法，认为五等军衔不符合解放军当时的发展状况，反倒是苏联实行的“东方制”更能适应解放军的队伍编组。

（苏联东方制军衔）

于是，中央军委便在苏联“东方制”军衔制度的基础上，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决定将解放军军衔制度设置为六等十九级，即帅官（大元帅、元帅）、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士官（上士、中士、下士）以及士兵（上等兵、列兵），按照个人军功进行评选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55式军衔）

在1955年1月上旬，军委总干部部拟初步定出授予帅、将两级军衔的人员名单。

军委委员会收到名单后，不久便决定召开座谈会，商议帅、将评衔的具体事宜。

虽然邓小平委员因事、陈毅、叶剑英委员因病未能到场，但在京的委员彭德怀、罗荣桓、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均出席会议，对名单人选进行研究。

经过14日、15日两天的充分讨论，委员会确定出一份人选名单，并将评选意见形成文字，一同上报给党中央。

毛主席收到名单后，与其他领导人又几经商议，改出好几版元帅、将名单，最终确定了十位元帅、十位大将、五十五位上将，175位中将和801位少将。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十大元帅”与“十大大将”也正是由此得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

1955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并于当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授衔仪式。

这次授衔仪式不仅是对元帅们前半生身先士卒的总结与褒扬，更是我军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迈出了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一步，正式开启解放军军衔制的编制时代。

四、毛主席废除军衔制

随着军衔制的施行，解放军的组织管理日渐正规，但“攀衔比势”的不正风气也在军中悄然蔓延，破坏了我军的内部团结。

部分投机倒把分子不再努力提高战斗力与政治觉悟，反而醉心于政治斗争，并通过拉帮结派，获得更高的军衔。

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痛心疾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痛批：

“解放军现在有'花’（军衔肩章）了，可有的军官还没有打过仗，如果再脱离群众，那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话毕，会场内鸦雀无声，主席虽没有继续诘难，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军衔制已然心生不满。

此后，我国经济逐渐紧缩时，为了挪出更多经费用于民生建设，贺龙元帅与罗瑞卿将军联名向中央请示：

整体下调官兵薪资，按照国家干部标准重新制定工资体系。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格外重视，不久后便召开高层会议，听取军委负责人的详细汇报。

根据贺龙等人的设想，解放军内部需要审校军衔，在评定上向职务、年资、德才等方面倾斜，兼顾事实情况，调整、废除军衔虚高者职务，以此营造更为清正廉洁的军队氛围。

（贺龙）

这一计划涉及方面极为广泛，内容也十分详尽可行，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等领导的肯定。

可就在会议进入尾声时，贺龙却犹豫着提出一个惊人的问题：

“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

此话一出，原本热烈讨论的领导们各自安静下来，唯有毛主席大手一挥：

“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摘掉了。”

毛主席站起身来，张口道：

“从前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是上下平等，所以虽然生活很苦，士兵们也很满意。可现在有人对这个作风不感冒，更看重军衔等级，讲究吃穿，讲究排场，如果任由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官兵的关系就不像以前那样了。”

只见毛主席停顿一下，而后更为坚定地说：

“所以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衣服上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标志统统吹了，这样才有子弟兵的样子。”

于是1965年，随着毛主席的一声令下，我国实行了近十年的军衔制度正式终结，解放军军服也改为上下一致的65式军服，一改往日的攀比作风，开启了“认人认职不认衔”的时代。

（65式军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

五、邓小平恢复军衔制

毛主席取消军衔制度的行为确实改变了解放军曾经的不平等状况，肃整了军队风气，使得新老士兵交流更加平等，相处也更为融洽。

但取消取消军衔，统一服装，客观上也为军队管理带来了不便之处。

（地处大漠的南疆军区）

倘若是建设任务也就作罢，我军因为军衔不清而产生的混乱状况，在1979年爆发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也常有发生。

当年，我军仍处于同一着装的时代，基层干部除了自己部队几乎无人能识，可偏偏他们正是参谋部计策的最后下达者，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红墙内幕》杂志上便记录着一场因废除军衔制而闹出的混乱。

（中越自卫反击战老照片）

那是在代乃阻击战中，解放军39师117团2连接到任务阻击越军316A师。

2连战士凭借自身强大的精神力，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坚守了五天，击退316A师148团十余次进攻，谁料在第五天傍晚时，意外在敌后得到援助。

当时的39师117团2连死伤惨重，虽然成功取得灭敌291人的成果，但连长、副连长、二排、三排排长长接连牺牲。

恰巧来援助的是解放军陆军13师一支几近整编的部队，见2连群龙无首，便向39师说明情况后，派出一名副连长援助指挥作战。

然而，2连刚刚经历惨烈战况，此时正处于应急状态，许多人因为军衔不清，根本认不出这位副连长的身份，险些与参谋部失去联系。

事后，39师117团团长问责，战士们却忿忿不平道：“我们中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人来历？作战时无法统一意见。”

由此可见，军中没有统一的职务衡量标准是多么的麻烦。

废除军衔制除了给解放军领导指挥体系造成困扰外，在我军将领外交上也带来了诸多不便。

1978年，时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肖克外出访问伊朗，伊方对接人员询问肖克是什么军衔，并以此为标准准备接待礼仪。

然而面对这一问题，我国对接人员却尴尬不已，前去询问首长本人也没能得到合适回答。

如此境地之下，恢复军衔制度可谓是势在必行。

于是在1980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要搞军衔制，并以此召开多次会议商讨。

邓小平认为，恢复军衔制，第一是为了便于指挥，便于作战，便于管理；第二是为了激励先进；第三则是为了便于国际交往。

三条作用条条直指命脉，指出了七八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管理最关键的痛点。

因此，在1982年6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实行新的军衔制。

（邓小平）

不过为了解决军衔制曾经带来的弊端，邓小平指示中央军委成立“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建设、落实恢复军衔制的有关具体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亲自为小组核心成员开会，重点指出必须解决施行军衔制会带来的攀比问题。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小组成员在1955年实行的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研讨，耗费五年时间研究修改军衔规格，只为制定出最适合解放军、最能抑制攀比风气的军衔制度。

“军衔办”小组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缩小攀比范围，首先确保肃清基层风气，而后再整治具体行为，起到震慑作用。

如此一来，缩减军衔等级、加严评定条件便成为抑制攀比的最好方式。

于是，军衔办将草案设定为三等九级，即将官三级、校官三级与尉官三级。

六、梅开二度，再设军衔

秉持着“缩减军级，加严评选”的理念，军衔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研，收集各大军区反馈的问题。

结果，当真有三件重要的事无法定夺，只能交由邓小平处理。

第一件便是1965年诸多开国元帅被取消军衔的问题。

按照军衔办的草案，本次评定会取消元帅军衔，毕竟开国之功再难有，帅官地位又过高，倘若元帅个人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但抛开别的不说，当时仍有聂荣臻、徐向前几位开国元帅建在，若是真的授为将官军衔，未免太寒人心。

邓小平一听，直接表明：

“诸位元帅、大将都已年迈，且个个经历战火，早已把名利看淡。部分老同志身体也不是太好早已退居二线，还是把荣誉让给年轻一代吧。思想工作由我亲自来做，只要讲明利害，元帅与将军会理解和支持的。”

第二个问题便是当时正是裁军百万的紧要关头，倘若裁军前评衔，那么有些干部刚得了军衔便要离开部队，意义不大，且会耽误裁军进程；

倘若裁军后评衔，那么原先有军功的退伍干部势必会遗憾，因此如何定夺评衔时间便成为困扰军衔办的重要难题。

（中央决定裁军百万）

邓小平了解后，沉思一会儿，而后表示：

裁军进程不可耽误，必须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因此重点关注如何安抚离退干部情绪成为解题之重。

为此，他特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军衔只是为方便军队指挥、交流而设立的一项荣誉，本身并不代表职务。

离退人员要永远与组织站在一起，无需担心，更不可拖延。

第三件难题便是：地方党政人员出任军队职位者如何评定军衔？

按理说，地方党政人员的工作重心在于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必与军队事务混为一谈。

党政人员出任军区政委更是挂名，不参与军区实务。

因此邓小平干脆利索地否决此类人员的军衔评定可能，并借此机会改变了战时设置的“地方单位兼任军区政委”传统，将军区、武装部队的力量完全收归中央。

至此，解放军部队恢复军衔制可谓是排除万难，最终在1988年7月1日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恢复实行军衔制，并设置均线规格为三等十一级，即将官（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以及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中国人民解放军88式军衔）

中南海怀仁堂在1988年9月14日举行了一场极为隆重的上将授衔仪式，邓小平亲自授予授予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17人上将军衔。

这是自1942年中央决定暂停使用军衔制、1965年毛主席下令取消军衔制后，我军第三次决定启用军衔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实行军衔制。

自1988年至今，我军仍保持使用军衔制，并在最初的制度上进行调整，使得这项制度更加适合如今的解放军。

纵观三十余年，军衔制不断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民子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