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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的九月开始，曾国藩的失眠老毛病开始逐渐加重，身心疲倦至极。在当时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倦甚，不愿治事。三点睡，五更醒。”严重睡眠不足已经损害了曾国藩的精神，与此同时，一种巨大的抑郁心境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 失眠直接导致神疲、体倦、代谢率降低，加之年岁渐长，空前的孤独和颓唐让这个晚清重臣感到格外无助，按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同治四年是刚刚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大清帝国在曾国藩等大臣的不断努力下得以呈现“中兴气象”，巨大的事功和崇高的官位，空前的威望和影响竟然不能给他带来一点宽慰，这一点确实值得关注。 关于曾国藩的心路历程，愈到晚年就愈加凄凉，通过仔细梳理相关典籍，就能真切发现他的病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年的下半年多次出现如下记载：“九月十七：“倦甚，不愿治事。又围棋一局，观人一局。”十月初二：“倦甚，不愿治事。与幕府诸公鬯谈。”十月二十二：“二更后倦甚，又似畏寒者，老景侵逼，颓然若难任也。” 如果以为如此失眠，消极怠工就错了，这段期间他北上剿捻，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在调任直隶总督后，他又发现，这个帝都的官场风气素质更是不堪。在保定的途中，曾国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隶的吏治，结果令他非常震惊。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这样说道：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 这种现象其实早在嘉庆时期，州县的司法已经发展到不作为或是胡作非为的地步。嘉庆初期，盗贼问题已经日趋严重，甚至到了州县官吏与贼寇勾结的地步。当时即有民间谚语：“杀人的知州，灭门的知县，要把财发，必要估家。要吃饭，做知县，要知县，穿绸缎”《中国的科名》 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到了曾国藩这一时期，已经到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地步。曾国藩开始着手对直隶官员进行摸底调研考察。在同治八年四月将第一批参劾官吏向朝廷统一进行了汇报。参劾的十一名不称职人员均为知县、知州以上官吏。曾国藩详细列举了他们的主要劣迹“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这些参劾措辞激烈，可以想见曾国藩对当时州县官吏的不作为、贪渎违纪到了极端痛心疾首的地步。 对此现象，曾国藩决定痛加整顿，“大加参劾”，“ 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人说，自己“素非苛刻者流”，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把州县官吏汰换之后，他就开始清理积压案件，当时直隶官场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为。曾国藩发现，从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仅保定府 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 与此同时，曾国藩通过考察，提拔了一批读书人做州县官吏，重点集中在德才和办事方面。在接任直隶总督一年后，在曾国藩的带动鞭策下，对工作不作为的十名知县给予撤职处分，对工作中取得实效进展的给予表扬提拔。在一些列措施的带动下，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一万两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没结清的旧案只有九十五件，新案只剩两千九百四十件。要知道此时曾国藩除了严重的皮肤病外，已经患有多种老年疾病，加之眼疾严重，可以想见他对此重大工作承担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难。 曾国藩在构建州县干部和清理官场不作为等问题上付出了巨大精力，用他的话就是：“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也。”然而面对大清日益的官场道德滑坡的整体情形下，曾国藩遗憾地向好友郭嵩焘倾诉说：“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这里虽然多少有自谦之词，表达了他力不从心之感，这个曾打赢近代以来死亡最惨重战役的人最终在整治官场习气方面还是承认自己输了。
他也知道，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为此他不得不推出李鸿章接替他来完成此后的事业。 在曾国藩看来历史发展的大格局就是接力，结束的应该结束，退出的应该退出，曾国藩早已谙熟这历史的线性。 然而曾国藩的心里总是失落抑郁，这似乎无关他自我的荣辱。大清帝国早已江河日下，所谓“同治中兴”无非是并不耀眼的回光返照。“苦无同志之士，自文忠与江忠烈殁。而同事者鲜能一心。”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门生故旧大多离他远去，巨大的孤独感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仔细算来通过他推荐重用提拔到巡抚位置的已经有几十位，更遑论一生用人数量。虽然以知人、用人为世称道，就连骂了他半辈子、妒忌他一生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可是最终的结局在曾国藩看来还不是“苦无同志”、“鲜能一心”。看来他吸引人才的知人之明“啖之以厚利”只是互相利用罢了。早在咸丰八年，他在家书里这样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然而暮年的他现在一看，用利益吸引来的人，终究不是知己，不是同道中人。 他晚年最钟爱的幕僚弟子叫赵烈文，也是幕僚中最甘于淡泊的人。这年赵烈文才三十六岁，曾国藩把他当做唯一可以倾诉的人，认为他“志趣有异于人”，他的著作《能静居日记》完整地记录了师生二人这一年的所有谈话，以及曾国藩的身体病症和心路历程。几乎不忙的时候，曾国藩都主动来找他聊天，这在曾国藩的圈子里极为罕见。六月初八这天，曾国藩来找赵烈文，看到有人在就走了，过了一会又来。对赵烈文说，昨廷下发措辞极其严厉旨意，因为捻贼窜至豫东，一点阻截都没有，因此曾国荃被摘去顶戴，交部议处。“辞气严厉，为迩来所无。”之后曾国藩恐怕北上，“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唯祈速死为愈耳。” 师徒二人深度交换大清命运即将沉沦后，曾国藩为此感到绝望，赵烈文的看法是：“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接着赵烈文又详细地说出了一些看法，最后曾国藩绝望至极 以至于曾国藩绝望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在日记书信中时常也会出现“寸心焦灼，了无生趣”也是这年，他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棺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入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杳无信息，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曾国藩的苦恼消沉甚至病症，绝不是因为政务繁冗，重要的是，暮年沧桑，他忽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不能阻挡历史潮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想必是所有英雄人物晚年的凄凉。他以绝对圣人标准自我要求，遵循理学家的极端克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愿景竟然变得遥不可及，他不想看到亲手拯救的帝国只因耗尽一生血气才换了个苟延残喘，他肃清了太平军之乱用了十一年，却没能实现自己澄清天下造福万民。他不得不认同赵烈文对清朝的蠡测，其实他何尝没有看到：“京师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只不过他真的不愿意去相信。他的病症明显是焦虑过度急火攻心， 对于一个终生圣人标准的他对于最高理想的幻灭难以接受。他的“百端拂逆之时，唯有逆来顺受之法”，为的不是自己。他的“打落牙齿和血吞”，吞的更不是因为怯懦。 终生的皮肤病和晚年的失明算不上曾国藩最严重的病，他的病是抑郁而终。“余向来本多忧郁，自觉平生之事，多可愧者，近因右眼失明，身体衰弱，尤念从前衍咎难再补救，此生学业毫无成就，用是愧郁交乘，有如圣人所谓长戚戚者。 在清廷调他去直隶的任上，走了四十几天才到，就是这种情况，在接任直隶总督一年后，在曾国藩的带动下，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一万两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没结清的旧案只有九十五件，新案只剩两千九百四十件。要知道此时曾国藩除了严重的皮肤病外，已经患有多种老年疾病，加之眼疾严重，可以想见他对此重大工作承担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难。
他的强大意志力支撑着做官为政的底线，然而经过“天津教案”之后，他蒙受了巨大压力和委屈，再次被骂为“卖国贼”等等恶名，悬在北京湖广会馆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被人砸烂。他本人也多次说此案对外“过柔”，“寸心抱疚”，“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经受这次强烈打击后，清廷让他回任两江总督，一年半后就在南京病逝。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当天日记里他这样写道：“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在去世的前两年在他日记或家信中多见愧悔、无成等辞句，这绝非所谓自谦之词，而是总结一生之中缺憾处却不能再有重大推进而深深自责。这种圣人的高度自我期许，愈到最后便愈加沉重而苍凉。“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在旁人看来他已经做到，但在他看来，自己的功业只不过如 “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曾国藩是1872年二月初四去世的，我们再看他去世前几天的日记。正月二十一：“瞬息间天已黑，不能治事矣。傍夕睡颇久。”正月二十六：“在途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轿旁之戈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至水西门官厅欲与梅小岩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欲动风者然。”正月二十九：“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二月初二：“手执笔而如颤，口欲言而不能出声。”他的日记，从1858年六月开始，至1872年二月初三写下最后一篇。 曾国藩从人生最初的奋斗目标就清晰明确，不是做官，而是学做圣人。认为“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在他的人生目标上没有中间迂回折扣，“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在通往圣贤的道路上，曾国藩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在道光二十二年的一封信中，他深情地向父母保证要做一番大事，“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由此才不愧对父母生养，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的精神导师就是儒家的顶尖人物。直到多年后，已经身处高位的曾国藩对儿女们提出人生要求，“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吾有志学为圣贤。”
曾国藩书法 平定太平军是曾国藩的历史宿命，咸丰五年，在人生最为困顿之时，他写信勉励弟弟们的同时自己也进行表态：“余食禄有年，受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办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对清朝的高层地位他毫无杂念，由此也遭遇后世的唾骂，殊觉遗憾。对于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关于他的谣言随即而起如渲染他即将“称帝”云云并进行大肆描画，野史更是不遗余力进行舆论包装。对于曾国藩的价值观来说，权位是被他看得最轻的一个，他追求的是“圣贤”，这种至刚至大的境界比做皇帝要更有吸引力，对物质毫无渴望的人，权位如同“倚天照海花无数”都是过往云烟。作为儒学滋养起来的理学大家，再也没有比“乱臣贼子“更让他反感的词汇了。其实对于外界对他的权重的猜测，曾国藩均以实际行动作为回应，可以称之为光做不说。与早年急需事权不同，进入事业巅峰之际，他主动要求朝廷收回对他的任命，敏感地指出这种任命无疑会导致中枢过于放权，使得地方做大，不好控制。
曾国藩书法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书信，经常予以警示：“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并对外间所传弟弟贪财进行敲打。在平定太平军几十天后，就将自己和弟弟所辖军队全部遣散。早在功成的前一年，他就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砺，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他以实际行动表示“功成身退”，也正因为曾国藩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光做不说”，不久就将谣言彻底消弭。 五、曾国藩生前不编撰文集，预感身后名将掀起巨大争议，希望后人能够给出公正评价。 同治六年（1867年）的八月酷暑的一天，曾国藩与幕僚弟子赵烈文谈天，看到曾国藩两江总督的办公地连一幅有款的字画都没有，赵烈文问他说：“人得无笑其苟简乎？”不会有人嘲笑您太简陋了吧？曾国藩说：“足下以后如果给我写墓志铭，可以加上这句话。”赵烈文谦逊地回答说：“老师您编书和年谱数十年，这样的道德文章千万岁的后事铭都写不过来，恐怕没再没有大手笔能把您的身后裁剪得准确。”曾国藩未接话，而是说其了去世多年的胡林翼：“他日见《胡文忠集》，选刻多不当，且多代笔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
曾国藩 他颇为忧虑地问赵烈文说：“足下何策以善其后？”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赵烈文回答说：“请老师您先定论，我愿意做您的编纂。”曾国藩说：“吾无所有，不足编纂，惟望他日持正论耳。”曾国藩深谙历史评价是后人的盖棺定论，而非自己主动去做这件事，并颇为朴实地希望身后获得客观真实的评价。虽然两个月前，二人已经谈过这个方面，赵烈文就希望曾国藩将自己作品结集，认为“观人之事，不如观人之言”。“老师为何不把平生所写编纂出来？否则千载后只靠形迹相求，失公之神矣。”而曾国藩却谦逊地对他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此时曾国藩已经写了几十年的日记，光是书信已经多大数十万言，各种奏折和处理军政大事的文章比比皆是，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蔚为大观的《曾国藩全集》。但他却谦虚说什么都没有，说明了他愿意将自己的身后名抛给后人，只求“他日持正论”。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人呢？由于其在近代地位重要，他的整个人生是复杂的，多面的，我们只能选取人性的普通一脚对其解读，或许也不失一种务实的“以善其后”。 参考史料《曾国藩全集》、《能静居日记》、《曾国藩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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