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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历史小说结构的伦理阐释 撰文丨江守义 江守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 要] 明代历史小说的结构可以从3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外在表现上的编年式结构和纪传式结构，二是内在理路上的线性结构和网状结构，三是深层逻辑上的二元对立和同类相应。这3个方面的结构都有其伦理意蕴。编年式结构通过时间更替、王朝更迭显示历史沧桑感，纪传式结构通过三段论、按类分卷、版块对照、设局解密等方式，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以人物为线索的糖葫芦式单线结构、以事件为线索的串珠式单线结构、多线并行的复线结构、牵一发动全身的网状结构，都与小说的伦理说教宗旨有关；二元对立主要表现为忠奸对立的伦理冲突，同类相应主要表现为善恶有报的伦理归宿。 [关键词] 结构 伦理 明代历史小说 对结构的理解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名词性结构，指小说文本所显示出来的结构；另一种是动词性结构，指小说写作时的谋篇布局。[１]在结构框架内，小说的形式与小说所表达的伦理思想之间通常呈现相辅相成的和谐状态。明代历史小说的结构往往“以伦理冲突为起点，以伦理判断为过程和结局”，小说家以伦理规范为抓手来整合其故事结构，以伦理意蕴为旨归来处理情节编排，这使得小说“首先是一种伦理叙事，然后才是一种审美叙事”。[２]这样一来，对小说结构进行伦理阐释，就成为理解明代历史小说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对明代历史小说结构的伦理阐释，可以从3个方面展开：一是文本的外在表现，即表层的编年式结构、纪传式结构；二是文本的内在脉络，即深层的线性结构、网状结构；三是主体的思想倾向，即隐性的道德情感结构。 一、编年式结构、纪传式结构：伦理表现的外部观照 受史传传统的影响，历史小说在叙事时往往借鉴史传叙事的结构特征，同时保留史传叙事的伦理内涵。史传叙事结构大体可分为3类：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这3种结构也成为历史小说结构的重要参考。编年体结构，是指叙述历史事件时，以时间为经、史实为纬，展现事件、人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关系。在“编年”过程中，小说家的取舍依据往往都体现了较为浓厚的伦理意味。纪传体结构，是以历史人物作为架构小说、组织故事的核心，主要历史人物无一例外都是某一伦理特征的代表。纪事本末体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敷演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展示事件发展的过程。明代历史小说往往敷演某一历史朝代形形色色的人物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很难做到详细论述一件事情便可展示一个朝代的兴衰荣辱和历史更迭，所以很少采用 “以一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结构。除《承运传》《征播奏捷传》等少数小说外，明代历史小说大多还是借鉴史传编年体、纪传体的叙事结构，因此，下文只论述这两种小说结构，为了和史传叙事结构相区别，不妨称其为编年式结构和纪传式结构。 历史小说选择编年式结构，主要原因在于，编年式结构有利于展示一个朝代、一段历史的兴衰，从而实现历史小说“劝善惩恶”的伦理目的。《大唐秦王词话》《两汉开国中兴志传》《列国志传》等都是编年式结构。编年式结构的表现大致有两种：一种以明确的时间界限来分卷，如《东西晋演义》共十二卷，每卷开头都标明该卷的起止时间；另一种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但注意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如《残唐五代史演义》共六十回，有六个时间节点，分别为第二回、第三十五回、第四十三回、第五十回、第五十七回、第六十回，第一个时间节点是唐僖宗即位，开启了大唐衰亡的故事，此后五个时间节点都是朝代更迭的时间。无论有无明确的时间界限，编年式结构都不妨碍叙述者的伦理表达。《东西晋演义》以晋朝纪年来结构全篇，显示出晋朝的正统地位，透露出“严华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系统之正闰，声猾夏之罪愆”[３]的伦理用心。《残唐五代史演义》以朝代更迭来结构全篇，以示“残唐残坏……巨寇纵横……不能容一贤拾遗补阙”。[４] 编年式结构有其缺点。郑振铎指出历史演义小说借鉴史传编年体结构所造成的不足：“只是据史而写，不容易凭了作者的想像而驰骋着，而其时代又受着历史的率别……作者实病于收罗，苦于布置，更难于细写。”[５]梁启超则认为：“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６]总体上看，编年式结构的不足主要有二：其一，编年式结构往往因为借鉴史传，习惯性地网罗历史事件，限制了小说本该有的想象与虚构，使小说中事件过多，详略安排多有不妥；其二，因编年式结构往往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录事件，同一段时间内有诸多事件，有时难免会遮蔽某一事件的连贯性，如果遇到时间、空间跨度大，人物事件繁多的情况，读者很容易忘记某一事件的“前因”，《东西晋演义》严格以编年来结构全篇，具体的故事往往显得凌乱，即为例证。为了弥补编年式结构的缺点，编年式结构有时候以编年方式为主，辅之以纪传方式来结构小说，《三国演义》可为代表。小说以蜀汉为中心，以蜀汉君臣为重要人物进行结构安排。就编年式结构来看，小说总体上分3个时间段来写：首先是从第一回桃园三结义到第五十回赤壁之战结束，主要写刘备集团的从无到有到最终立足；其次是从第五十一回曹仁战东吴、孔明气周瑜开始，到第八十回刘备称帝，主要写刘备集团从立足、发展壮大到最终的三分天下；最后是从第八十一回的张飞遇害到第一百十九回姜维自刎，主要写蜀汉政权的衰亡。叙述者在3个时间段的伦理表达各有侧重：第一个时间段突出乱世的艰辛与仁义的力量；第二个时间段塑造了君主、将领、谋臣等不同的伦理形象，表达了对诸葛亮等人的赞美敬仰之情；第三个时间段表达了对蜀汉从衰弱走向灭亡的痛惜。就纪传式为编年式之辅来看，《三国演义》刻画了一群鲜活的蜀汉将领形象，关羽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关羽形象的成功，与纪传式结构不无关系。为了写活关羽，《三国演义》采用虚构、夸张等方式来处理相关情节，使关羽最终成为“义绝”之化身。关羽形象主要通过“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关云长义释黄汉升”“关云长单刀赴会”“关云长刮骨疗毒”等内容得以展示，这些内容既体现关羽义薄云天、忠贞不屈的伦理品格，也显示了叙述者忠肝义胆的伦理理想。 和编年式结构相比，纪传式结构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以人物为主。纪传式结构涉及许多人物形象，但有一个核心人物，其他人物都围绕该核心人物展开行动。二是以时间为辅。纪传式结构也以时间进程展开核心人物的故事，但叙事关注的重心在人物活动本身，时间只是人物活动的外在条件。明代历史小说中最典型的纪传式结构当数“魏忠贤系列”小说。该系列小说共有4部，按问世时间先后，分别是《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梼杌闲评》，但《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以邸报、朝野之史为依据，严格按时间记载魏忠贤经历，是典型的编年式结构，其他3部小说都用纪传式结构写成。具体的结构方式又有所不同，大致可归纳为以下3种：其一，按类分卷。每卷内容集中写人物的某一类行动，通过人物各种类别的行动，完整地展现该人物的面貌，从而完成对人物的纪传。《皇明中兴圣烈传》共5卷，卷一主要展现魏忠贤发迹过程，卷二主要描写魏忠贤在宫中猖狂，卷三主要表现魏忠贤在宫外残害忠良，卷四主要写崔呈秀等魏党人士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侧面写魏忠贤），卷五歌颂“圣天子除奸剿逆”（可以理解为写魏忠贤下场）。需要指出的是，《皇明中兴圣烈传》是对魏忠贤的纪传，不是对“皇明中兴”的纪传，与“皇明中兴”相关的卷五，其内容基本上又是抄录奏章诏旨，罗列受害者名单和查抄的家产清单。总体上看，该小说如孙楷第所言：“仅具小说形式。而文理殊拙。”[７]其二，版块对照。小说将人物的行动分成几个版块来写，和按类分卷不同的是，每个版块不限于写人物的某一类行动，但不同的版块之间又形成对照，从而将人物多方位地展现出来。《警世阴阳梦》由“阳梦”和“阴梦”两大版块构成，卷一到卷八为“阳梦”，卷九到卷十为“阴梦”。“阴梦”与“阳梦”“卷数衔接，回目则自为起讫”，孙楷第认为二者“似一书，非一书”。[８]“卷数衔接”，当是一书，“回目则自为起讫”，则明确标示两个版块可各成体系。“阳梦”版块写魏忠贤在世间所为，展现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９]之生前受用，“阴梦”版块写魏忠贤在阴间所遇，显示其“可痛、可怜”[１０]之死后冥报，对比醒目。“阳梦”版块内部也可区分出两个小版块，卷一到卷三为第一版块，描写魏忠贤发迹之前的“可羞、可鄙”之事，卷四到卷八为第二版块，书写魏忠贤发迹之后的“可畏、可恨”之事。此外，发迹前后魏忠贤的表现也形成对照：发迹前的魏忠贤地位卑微，却奸诈机灵，发迹后的魏忠贤权势煊赫，却没有主见。其三，设局解密。小说将人物安置在一个事先预设好的局面之中，人物的所作所为都和这个他自己不知道的局面相关，最后，再结合人物的结局对该局面加以解释。《梼杌闲评》有五十回，第一回通过“碧霞君显圣降灵签”设下一个局，第五十回“碧霞君说劫解沉冤”又将这个局解开，中间的四十八回，是魏忠贤一生的经历，都在这个事先预设的局中展开。换言之，魏忠贤的所作所为，都是冥冥中的必然，人物的所有经历和结局，始终都处于一个总体上因果报应的框架之中。 纪传体结构方式除了按类分卷、版块对照、设局解密这3种方式以外，还有1种就是最常见的三段论式结构。所谓三段论式结构，是指描述人物活动背景、人物经历之后，对人物加以道德评判。如《辽海丹忠录》在叙述毛文龙所处形势、行事风格、所为之事及被杀之后，以“双岛屠忠有恨”[１１]表明其“忠”，显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自毁长城，末回的“督师顿丧前功”[１２]不乏对袁崇焕的责难。正面标明其“忠”和通过责难袁崇焕侧面显示其“忠”最终都指向毛文龙的人格品德。三段论式结构从背景入手，展示人物经历，很容易见出该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显示出来的人格魅力，从而产生伦理效应。纪传体结构的多种方式，都不妨碍其伦理表达，甚至可以说，这些结构方式为伦理表达找到了适合各自的途径。 “魏忠贤系列”小说所运用的3种结构，可从伦理方面加以解读。按类分卷式结构，将人物的行为按类写出，人物多方面行为的展示，呈现人物的思想意识和伦理价值观。《皇明中兴圣烈传》在魏忠贤出场之前，将魏忠贤出身写得不堪入目，父亲“性嗜黑夜要路截掳行商过客财货”，母亲“好淫欲”，魏忠贤“年三十而父母双亡”。[１３]小说就从三十岁的魏忠贤开始写起，前两个回目名称便是“魏忠贤大开赌场”“魏忠贤嫖萧灵群”，赌和嫖让魏忠贤的恶性扑面而来，奠定了人物的伦理基调。卷一通过魏忠贤发迹的具体过程显示其奸诈，卷二通过他折腾内宫显示其跋扈，卷三通过他残害忠良显示其弄权，卷四通过其爪牙的行为显示其势力。通过这四个方面的展示，魏忠贤可谓恶迹斑斑。书前有署名乐舜日的《皇明中兴圣烈传小言》，明言写作此小说的目的就是揭发魏忠贤之恶，以此来歌颂天子圣明：“逆珰恶迹罄竹难尽，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以通世俗，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阅而识其事，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矣。”[１４] 卷五通过崇祯皇帝对魏忠贤的处理，歌颂了天子锄奸，但隐含在这些表面的赞颂之后，是否还有隐晦的东西？对魏忠贤这一奸恶之人的纪传却以歌颂当今皇帝的形式出现，是否暗含对庇护魏忠贤的明熹宗的微词？ 版块对照结构的《警世阴阳梦》，伦理意味更加明显。一是 “阴梦”承“阳梦”而来，是魏忠贤在世间作恶的惩罚。卷一“阳梦”第一回开篇就对魏忠贤给予伦理判断：“欺君误国，蔑法无天，杀害忠良，冒滥爵赏，流毒四海，结怨万民，富贵极处，恶贯满盈”；[１５]卷八“阳梦”第三十回回末称“生前是个阳梦，是他受用，是他作业；死后是个阴梦，是他受苦，是他懊悔”，[１６]明确交代其阳梦和阴梦之关联。卷九“阴梦”第一回借道人游梦，写官兵要对死去的魏忠贤“戮尸凌迟”，[１７]魏忠贤虽死仍难逃戮尸凌迟之惩罚，“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１８]二是 “阳梦”中的两个小版块，通过魏忠贤发迹前后的对比显示其奸恶行为令人发指。第一个小版块写魏忠贤历经磨难，终于“内廷进用”，受天启赏识，卷三末回（第十一回）回末称其“正是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１９]对魏忠贤似乎有一种苦尽甘来的祝福之意。第二个小版块以天启“赐名忠贤”开始，“望他做个好人，忠不敢为奸，贤不敢为恶。那知他后边倒做了个图叛逆、盗帑藏的国贼”，[２０]最终“投缳”自尽，可谓自食恶果。三是 “阴梦”版块中的“奸雄互辨”直接呈现一场伦理辩论。“阴梦”中设计了一场杨涟、左光斗等忠良与魏忠贤、崔呈秀等奸邪的辩论，让忠奸直接面对面碰撞，使得善恶昭彰，双方在阴间和阳间截然不同的结局，再次重申善恶有报，“毫厘不爽”[２１]的说教宗旨。 设局解密结构的《梼杌闲评》，将魏忠贤发迹作恶的故事放置在一个因果报应的大框架中，小说虽然以“善恶到头终有报”[２２]这样的套话作结，但设局解密的结构却让这种套话式的说教大打折扣。原因有三：其一，设局本身将魏忠贤等人的故事置于一个复仇的框架中，为了复仇，魏忠贤等人纵然坏事做尽，也有其正当理由。其二，解密的结果将众人的归宿交代清晰，此前的恩怨情仇也泯灭殆尽，对贤良的伦理同情和对奸邪的伦理鞭挞由此弱化了不少。其三，所设之局中，穿插了魏忠贤等人的感情纠葛，尤其是魏忠贤和客印月的“明珠缘”让二人始终真情不渝，魏忠贤的奸恶多少被自己的真情冲淡了一些。这样的结构安排，与叙事主体的伦理诉求有关。对魏忠贤这样的大奸大恶，本来应该是不遗余力痛加鞭挞的，但魏忠贤作恶时间不过六七年，魏忠贤死后，崇祯励精图治十几年，大明王朝还是覆灭了。由于史实并不符合道德因果律，叙述者只能借助宿命论提供另一种伦理解读：“伦理世界绝不是被给予的，而是永远在制造之中。”[２３]《梼杌闲评》利用设局解密这样的结构安排，制造了自己独特的伦理世界：其中既有传统的善恶有报，也有随因果报应而来的对善恶的消解，总体上呈现万事皆休的虚无感。 二、线性结构、网状结构：伦理思想的内在理路 纪传式结构和编年式结构，是就历史小说外在的结构表现而言的，对应于名词性结构。如果深入小说的结构过程，与动词性结构相对应，着眼于叙述者的构思，纪传式结构和编年式结构，都可归结为两种内在的结构理路：线性结构和网状结构。 线性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故事呈现线性发展，“每组情节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是一环扣一环，互相贯连”。[２４]线性结构按照线索脉络的多少，又可分为单线结构与复线结构。单线结构是说小说整体上只有一条主要线索将众多人物与事件串联起来。根据谋篇结构方式的不同，单线结构可以分为糖葫芦式单线结构与串珠式单线结构。糖葫芦式结构是指小说以人物为中心逐渐展开叙事进程；串珠式结构是指推进故事发展进程的线索往往是事件，而不是人物。二者的区别在于：糖葫芦式结构以核心人物为线索，将人物所经历的各种事件以及与此人物有关的其他人物串联起来，如果没有这个核心人物，这些事件和其他人物将成为一盘散沙，无法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时，如果缺少了某些事件或人物，核心人物某些方面的表现就出现空白，因此，围绕在核心人物周边的人物和事件不能随意增减，否则，“糖葫芦”就会走样。《隋炀帝艳史》是典型的糖葫芦式结构。如果没有隋炀帝这一人物为贯穿小说的线索，书中众多的人物、情节都将各自为阵，无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小说中炀帝经历过的事情包括：设计夺取皇位；选美女与后宫嫔妃终日饮酒作乐，骄奢淫逸、不思朝政；大兴土木，开征西域，挖运河，使百姓受苦；最终被宇文化及等人推翻，自杀而亡。小说几乎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着炀帝这一中心人物展开，故事中没有多余的线索，整个框架明了清晰；同时，炀帝经历的几类事情不能随意缺少，只有饮酒作乐而无大兴土木见不出炀帝残暴，只有大兴土木没有饮酒作乐见不出炀帝淫乱，缺少任何一类事情，炀帝都不是小说中呈现出来的炀帝。糖葫芦式的单线结构将叙述重心搁置在炀帝身上，非常符合《隋炀帝艳史》的伦理需求：炀帝身死国灭的故事告诫后来的君主，要实行仁政，否则国将不国、君将不君。串珠式结构是以某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将诸多人物经历的小事件串联起来，这些人物和小事件都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总体走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总体走向一致，即使缺少几个人物或事件，重大历史事件的线索依然清晰。《西汉演义》是典型的串珠式结构。小说以西汉立国为线索，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前八回为第一阶段，从秦统一六国写到秦二世即位；第十回到第十九回为第二阶段，写秦国灭亡；第二十回到第八十四回为第三阶段，写楚汉争锋；第八十五回到第一百零一回为第四阶段，写西汉立国到稳固的过程。4个阶段中一连串的人物和事件，都沿着西汉立国这条主线演进发展，单线结构一目了然。在这条单线结构上，即使缺少一些人物或事件，也不影响这条线索的整体脉络，只要最终刘邦战胜项羽，西汉得以立国，故事的整体走向就不变，串珠式单线结构就没有受到破坏。串珠式结构同样以伦理观念为内在理路。《西汉演义》内在的伦理脉络大致包括：其一，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施行暴政。其二，刘邦和项羽，强弱易势，关键在于能否用人，在于各自的心胸和智谋。刘邦和项羽的成败，意味着立国的关键在智不在勇，在仁不在义。其三，萧何谋杀韩信，刘邦逼杀田横，平叛陈豨、英布，可见萧何不仁，刘邦不义，暗示出打江山和坐江山的具体措施有别，所依托的伦理依据有别。 历史小说因其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众多的历史事件，单一的线性结构有时难以满足小说的叙事要求，复线结构应运而生。复线结构意味着小说有多条线索同时展开，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所有线索用力均衡，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别，各条线索合力形成复线结构，在多条线索的齐头并进中显现叙事主体的伦理意图；另一种情况是以主线贯穿重要的人物、事件，辅之以副线加以补充，从而深化主线所要彰显的伦理思想。前者以《两汉开国中兴传志》“西汉”部分为代表，后者以《东西晋演义》为代表。《两汉开国中兴传志》“西汉”部分，叙述者铺陈了4条线索。一是以张良为线索，叙张良报仇、避难，而后辅佐刘邦，在刘邦平定天下后谢绝赏赐，归隐山林；二是以韩信为线索，叙韩信受胯下之辱，投奔项羽后被张良说服转投刘邦，为刘邦出谋划策、席卷三秦，荡平赵、燕、齐，封为楚王、淮阴侯，最终却被刘邦杀害；三是以吕后为线索，叙其协助刘邦，绞杀功臣，后死；四是以陈平为线索，鸿门宴陈平登场，后投奔刘邦，设计捉拿韩信，与吕后争斗等。四条线索中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每条线索大体上保持着各自的独立和完整。从任何一条线索出发，都难以把握小说的整体面貌，只有将4条线索整合在一起加以综合考察，才能知晓“西汉”究竟如何中兴。同时，从任意一条线索出发，对人物的看法也只能是片面的，只有将4条线索综合在一起，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整体伦理面貌。单看张良线索看不出刘邦残忍的一面，单看韩信线索看不出刘邦仁厚的一面。多条线索形成复线结构后，不同线索的对照，便很容易区分出忠奸、善恶，也很容易知晓亲贤臣、远奸佞的重要性。《东西晋演义》“标统系之正闰”，[２５]以西晋、东晋的兴衰为主线，小说由西晋4卷、东晋8卷组成。西晋4卷，外戚、诸王各为一己之利，乱起萧蔷，最终晋愍帝受降后于平阳遇害，西晋亡。东晋8卷，在征讨内部叛乱、抵抗外敌入侵中度过103年，最后由刘裕建宋而终结。除西晋—东晋这条主线外，小说还有多条副线，北魏拓跋氏、后蜀李氏、前赵刘氏、后赵石氏、前燕慕容氏、前秦苻氏、后秦姚氏，在小说中均有各自的发展脉络，这些脉络和西晋—东晋这条主线之间虽然有交叉，但小说始终以西晋—东晋为主线，诸多副线和主线的交叉并没有形成网状结构。西晋—东晋这条线索虽然有诸多祸乱，但始终不乏忠义之人来抵制祸乱；前赵等副线，则展示出兄弟父子之间因王位而来的亲族杀戮，显示出“胡人”的教化不足。诸多线索并置，展现了一个仁义靠边、以勇取胜的世界，一个王朝更迭频繁的乱世。 复线结构的主线副线之间虽然有交叉，但并没有交织在一起。当多条线索交叉在一起，甚至很难分清主线副线时，就不再是复线结构，而是网状结构。网状结构可分为两类：扇形网状结构与圆形网状结构。“扇形网状结构侧重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圆形网状结构则可以再现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２６]明代历史小说没有出现圆形网状结构的作品，但出现了《三国演义》这样的扇形网状结构。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指出：《三国演义》“有六起六结”，[２７]即6条线索，分别为献帝线索，西蜀线索，刘、关、张线索，诸葛亮线索，曹魏线索，东吴线索。或许出于对帝王的尊崇，毛宗岗将汉献帝也作为一条线索，有些牵强；或许出于对刘备集团的重视，将本来属于一条线索的刘、关、张和西蜀分为两条线索。就三国形势而言，魏蜀吴各有一条线索，外加诸葛亮这一核心人物的一条线索，构成《三国演义》4条主要线索，当无疑问。4条主线中，以刘蜀为扇面中心，以曹魏、孙吴为扇体的两端，从而形成了不同阵营间相互交错又紧张对立的蛛网关系。除了这4条主线，魏蜀吴3条主线中各还有诸多条小线索，曹魏方面有曹操称雄、曹丕称帝以及司马氏篡权等小线索；刘蜀方面有刘备几经周折进西川，此后称帝、托孤的线索，有关羽因忠义而扬名、因骄傲而失败的线索，有刘禅治国无能而受降的线索等；孙吴方面有周瑜备战赤壁、吕蒙偷袭荆州、陆逊火烧连营、孙权之后连续宫斗的线索等；诸葛亮这条线索，看似单一，但姜维的线索可视为诸葛亮线索的延续。4条线索通过一些关键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赤壁之战则是4条主线的交织点，赤壁之战稍有变动，4条主线都有所变动。此外，多条小线索之间、小线索和4条主线之间也通过具体事件交织在一起，刘备三顾茅庐将蜀汉线索和诸葛亮线索联系在一起，诸葛亮和周瑜斗智将蜀汉线索、孙吴线索交织在一起，张辽合淝之战将曹魏线索和孙吴线索交织在一起，姜维和邓艾较量将蜀汉线索、曹魏线索、诸葛亮线索和司马氏篡权线索交织在一起，等等。 《三国演义》的扇形网状结构，同样以伦理说教为旨归。刘蜀一方，有千古贤相第一人诸葛亮，千古名将第一人关羽，刘备更是“仁义”的化身。无论是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的六出祁山，还是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都凸显仁、忠、义的力量和魅力；孙吴一方，亦多忠勇之人，周瑜、吕蒙、陆逊等统帅自不待言，陈武、董袭等战死沙场，甘宁、凌统虽有杀父之仇，也因孙吴政权而成莫逆之交。曹魏一方，叙述者详细描写了曹操父子的僭越之举，曹操为称魏王，逼死荀彧，杖杀崔琰，后又做出三辞诏而受魏王的丑事；曹丕称帝，还要皇帝专筑受禅台、亲捧玉玺才受之，后又违背承诺杀害献帝。父子二人，均有奸诈之象，对此，叙述者字里行间，颇多不满。《三国演义》以扇形结构全书，将蜀汉单独作为一端，而曹魏、孙吴合成一端，显示出叙述者对蜀汉的偏爱，“复兴汉室”成为支撑小说的潜在观念。 三、逻辑结构：伦理观念的深层依据 外部观照的编年式结构和纪传式结构，内在理路的线性结构和网状结构，都可归之于显性的小说技巧。就结构的伦理意蕴而言，在显性的小说技巧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隐性的逻辑结构，正是这个隐性的逻辑结构，为名词性的编年式结构、纪传式结构和动词性的线性结构、网状结构提供了伦理依据。小说虽然表面上写了诸多不同的人物和事件，但骨子里往往都是以伦理冲突来架构故事，“故事的启动力不是审美的，而是伦理的，它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伦理冲突”，这样一来，“小说的叙事其实就是一个伦理事件”。[２８]将小说叙事看作伦理事件，就需要透过结构的显性技巧层面寻找小说叙事得以推进的伦理逻辑。具体说来，隐性层面的逻辑结构主要表现为二元对立和同类相应。 所谓二元对立，是指通过相互对立的两种元素来形成小说的叙事逻辑，导致小说在内在逻辑上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态势。二元对立的结构态势是古典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内在逻辑，如历史小说的忠奸对立、世情小说的情理冲突、神怪小说的虚实对照、侠义公案小说的正邪较量。明代历史小说中最明显的是忠奸对立，忠的一面包括善、仁、信等，奸的一面包括恶、暴、伪等。忠奸对立作为结构，在明代历史小说中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成为结构小说全篇的内在逻辑，二是成为小说多个部分的内在逻辑。就第一种情形看，《前七国孙庞演义》是典型的以忠奸对立来结构全篇的小说。孙膑和庞涓一出场，叙述者就赋予二人不同的伦理品性：孙膑“怀仁尚义”、庞涓“忘恩负义”，[２９]小说的整个组织架构就基于二人不同的伦理品性。孙膑由于“怀仁尚义”才轻信庞涓，被庞涓玩弄于股掌之间；庞涓由于“忘恩负义”，才对前来帮助自己的孙膑下毒手，想在求得孙膑的法术之后就除去孙膑。小说后来便以二人的伦理品性来铺叙二人的较量，如第五回孙膑帮助庞涓是出于同门情义，第六回庞涓将孙膑刖足是十足的忘恩负义。就第二种情形看，小说多个部分描写内容虽然不同，但都以忠奸对立为内在结构，如《樵史通俗演义》，小说主要写魏忠贤故事（第一回到第二十回）、李自成故事（第二十一回到第三十二回前半部分、第四十回除开头外的前半部分）、南明抗清故事（第三十二回后半部分到第三十九回、第四十回开头及后半部分），3个故事在小说中前后相续，又独立成篇。在3个故事中，忠奸对立都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动力，东林党与魏忠贤、明廷群臣与李自成、史可法与阮大铖，忠奸对立都非常明显，对立的结果形成奸盛忠衰的局面，大明王朝就在这样的局面中走向终结。 所谓同类相应，是指小说以某一类情况的相互沟通为结构逻辑。它可以导致历史小说专写某一类人物，如《梼杌闲评》专写魏忠贤及其党羽，小说虽涉及忠奸斗争，但小说的结构原则是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发迹及败亡，忠奸斗争只不过是发迹败亡过程中的插曲而已；类似的还有《隋史遗文》，它以江湖草莽的侠义情怀为宗旨，来组织秦琼及其朋友的故事，其间也涉及一些对立面的干扰，但这些干扰总体上构不成结构上的对立。作为逻辑结构，同类相应在历史小说中最常见的是善恶有报。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善恶有报，不是指小说表层的果报情节，而是指小说内在结构中包含的一种伦理依据。由于同类相应，善和恶最终收获同一类别的伦理归宿。如果说忠奸对立的伦理冲突是侧重故事进展过程来组织结构的话，那么，善恶有报的伦理归宿则是侧重故事最终的结局来组织结构，忠奸对立和善恶有报的着眼点不同，二者往往在同一小说中并行不悖。由于“中国小说家对叙事逻辑的群体思维认同，基本上趋同于因果链的表现形态”，[３０]这就让因果报应成为一种深层的小说叙事逻辑，将这种逻辑和叙事伦理联系起来，善恶有报的伦理归宿就成为明代历史小说叙事潜在的伦理逻辑结构。 明代历史小说中的善恶有报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用善恶有报来结构全篇，整部小说从整体结构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善恶有报的伦理逻辑。其二，善恶有报的因果逻辑出现在某些章节、回目之间，并不是小说整体性的结构方式，但叙述者内在的伦理观念又暗含着善恶有报的逻辑。《梼杌闲评》是典型的以善恶有报来结构全篇的小说。细究之，小说中存在双重结构的善恶有报，第一重是小说整体框架上的善恶有报，第二重是魏忠贤故事在结构上的善恶有报。就整体框架看，小说第一回，水怪支祁连作乱，黄河水患不断，朱衡奉命治理河务。朱衡派黄达修筑堤坝，黄达得到赤蛇提醒筑堤时毋伤水族。但朱衡忽视这一提醒，直接将堤坝修筑在赤蛇的巢穴上，又下令火烧蛇穴。 水患平息后，朱衡前去泰山庙求签，碧霞元君通过灵签告知朱衡，赤蛇将会转世危害人间。第五十回，碧霞元君又现身交代了故事的原委：“有赤蛇名赭，已现身设法效劳，暗示黄达以筑堤之法……魏忠贤、客氏，乃雌雄二蛇转世……杨涟乃朱衡后世，左光斗即黄达再生。”[３１]魏忠贤、客印月及其党羽危害朝纲、陷害朝臣是为了复仇，杨涟、李光斗等人遭受磨难是他们前生造孽应得的报应。就魏忠贤故事看，魏忠贤作恶多端，最终身死名臭，可谓恶有恶报；杨涟、左光斗被新皇平反，可谓善有善报。就叙述者伦理观念中暗含着善恶有报的逻辑而言，主要是用道德因果律作为推动叙事进展的内在动力。如《隋炀帝艳史》表面上是按照时间的脉络写炀帝的奇艳之事，但这些奇艳之事直接导致故事的结局，叙述者对诸多奇艳之事始末缘由的叙述本身就构成一种因果逻辑结构。奇艳之事中蕴含的伦理姿态成为推进故事进展的逻辑依据。“道德的意义不在于对历史事实做出是非评判，而在于把道德作为历史事件的内在因果依据。”[３２]叙述者以自身的道德感知架构起历史事件起因、经过、结果间的因果逻辑，所言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历史所包含的伦理意义。《隋炀帝艳史》以道德因果律作为小说内在的逻辑依据，彰显出一个道理：贪图享受的帝王，会带来王朝覆灭的隐患。 二元对立和同类相应的逻辑结构，其结构方式不同，但在伦理用意上却高度一致。就二者的主要模式忠奸对立和善恶有报而言，还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忠奸对立的伦理冲突和善恶有报的伦理归宿，让历史小说的内在逻辑结构呈现历史与道德统一的状况。“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叙述结构……肯定了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３３]当历史事实与道德有所冲突时，小说家便会采取适当的虚构，为其补上历史事实中道德的缺憾，这强化了小说深层结构中的道德因果律。 综上所述，明代历史小说的结构包括外在的结构表现、内在的结构理路和深层的逻辑结构3个方面，这3个方面的结构都有其伦理意蕴。外在的结构表现有编年式结构和纪传式结构，前者通过时间更替、王朝更迭显示历史沧桑感，后者通过三段论、按类分卷、版块对照、设局解密等方式，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内在的结构理路有线性结构和网状结构，采用单线、复线还是网状来结构小说，都与小说的伦理说教宗旨有关；深层的逻辑结构有二元对立和同类相应，前者主要表现为忠奸对立的伦理冲突，后者主要表现为善恶有报的伦理归宿。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１]参见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35页。 [２] 胡胜、赵毓龙：《伦理学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小说》，《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 [３] [明]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４] [明]周之标：《残唐五代史传序》，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972页。 [５] 郑振铎：《宋元明小说的演进》，《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90页。 [６]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卷十四，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98页。 [７]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9页。 [８]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第186页。 [９] [明]长安道人国清编次：《警世阴阳梦》，《古本小说集成》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页。 [１０] [明]长安道人国清编次：《警世阴阳梦》，第8页。 [１１] [明]孤愤生：《辽海丹忠录》，《古本小说集成》第1辑，第663页。 [１２] [明]孤愤生：《辽海丹忠录》，第699页。 [１３] [明]西湖义士述：《皇明中兴圣烈传》，《古本小说集成》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１４] [明]西湖义士述：《皇明中兴圣烈传》，第3页。 [１５] [明]长安道人国清编次：《警世阴阳梦》，第8页。 [１６] [明]长安道人国清编次：《警世阴阳梦》，第499页。 [１７] [明]长安道人国清编次：《警世阴阳梦》，第520页。 [１８] [明]长安道人国清编次：《警世阴阳梦》，第523页。 [１９] [明]长安道人国清编次：《警世阴阳梦》，第183页。 [２０] [ 明]长安道人国清编次：《警世阴阳梦》，第187页。 [２１] [明]长安道人国清编次：《警世阴阳梦》，第619页。 [２２]《梼杌闲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66页。 [２３]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２４] 孙逊：《明清小说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２５] [明]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２６]孙逊：《明清小说论稿》，第58页。 [２７]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258页。 [２８] 胡胜、赵毓龙：《伦理学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小说》，《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 [２９] [明]吴门啸客、烟水散人：《前后七国志》，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３０] 吴士余：《佛学因果观念与中国小说叙事逻辑的思维同构》，《求索》1989年第1期。 [３１]《梼杌闲评》，第564页。 [３２]高小康：《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深层结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３３]高小康：《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深层结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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