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中新出版著作 书法研究:从构成到思想史 邱振中:五本书中包括2005年以来的写作,特别是2016到2022这几年的文章,成为其中的主体部分。有些文章说是编辑,实际上是改写、重写,所以说它们是我近20年来思考和写作的汇编。其中有些文章,思考的时间比这还要长得多。 邱振中:它们主要包括这样五个方面的内容:1)图形理论(图形与相关研究);2)阐释(书法的深层性质、书法与当代学术的关联,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对书法的考察,最近十年的研究主要是书法与思想史的关系);3)书法史观;4)当代书法创作;5)二十世纪书法史。 第二点要做一些说明。阐释是书法理论的重要方面。书法的阐释与图形(形式)关系至为密切。即使是看来远离图形的论述,与图形的联系亦十分紧密。如《感觉的陈述》,讨论的是文献中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如“虞世南潇散洒落”),采用的是语言分析的方法,但是这一句型的主语部分(人名代指作品)的深入,即与形式分析的深入密切相关。 邱振中再版著作 邱振中:很多人说到书法的时候,图形和意义是合在一起说的。说几句结构,马上转到“意境”、“文化”,彼此交缠在一起,每一部分都无法深入。 我的想法,是首先把视觉部分研究透彻,再在当代学术的基础上打开阐释的思路,从所有能够建立联系的领域展开工作。两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关联紧密。 邱振中:对书法作品视觉层面的研究包括笔法、章法和字结构三部分。1981年完成笔法部分,1985年完成章法部分。我希望接着完成字结构部分,但字结构研究的对象极为复杂,不同字体、众多的书家、每一次书写不同的变体,使我无从着手。 已有的字结构文献都是对结构书写经验的概括,严格地说,还不能算理论。我设想的字结构理论应该包括从甲骨文到今天所有结构的构成规律,不同书体、不同风格以及每一次书写所带来的变化都包容于其中。 我积累了很多材料,但无法做成这样的理论。 后来我把结构进行分类,最初是十类,归并为六类,再归并为三类。我觉得可以开始写作了。写作中很快又发现了一种新的构成原理——青铜器铭文中一种字结构的生成方式:“距离控制”(对每一笔落点位置的控制)。此外我再把平行与平行渐变合并为一类。这样三个大类便概括了字结构所有最重要的构成技巧。 邱振中:任何事物分类的数量都可以自由选择,人们只是根据分类的目的来决定具体的数量。例如“人”,可以按年龄来分为不同的类别,但要分成三个、五个,还是更多的类别,要看实际的需要。字结构研究的目的,是帮助作者创作和观众欣赏,以及深化对书法史的认识,包含十个类别的字结构理论是无法应用的。 邱振中:三个类别的确定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一是具有足够的概括性,如第一章“线型”,“从弧线到直线”涵盖了书写结构上一个重要的时段;二是在书法史上具有足够重要的意义,“距离控制”虽然使用的时间很短,但与它对应的“整字控制”却是左右了千余年来书写的核心机制;三是在审美心理中具有统领的作用,如“平行”(及其周边)是结构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只要它一出现,便掩盖了其他的特征。 除了结构分析的三章(线型、距离、平行与平行渐变),还安排了一章“空间分析”。空间分析是对结构所划分的空间进行分析。它把结构分析所没有照顾到的细节全部包括在内。这一章虽然简略,但包含空间分析中最重要的三个问题:古典空间规范的确立、狂草对空间构成的影响、空间的开放性。空间分析可以单独做成一种理论。 一部著作,没有这些思考,是不能称作“字结构研究”的。 邱振中:也许会有一部其他形式的“字结构研究”。 邱振中:字结构研究中风格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从某个时候开始,书法史上对构成的创造逐渐停了下来,风格的模仿、创造成为首要的问题。字结构是风格最明显的标记,因此一种“字结构”理论必须对结构的风格有一交代。 风格通常只能以审美类型的方法来处理(接近于文学描述,如《二十四诗品》),要深入到风格与个性、训练水平、师承和书法史观的关系等方面,目前理论还无能为力。我不想按审美类型来处理风格问题,而希望尽量接近视觉和构成的层面。我从一件作品中挑出3-6种风格强烈的线型——“风格化线型”,用它们来取代对作品字结构风格的陈述。这样对风格的论述虽然未能成为严格的“理论”,但已经朝“视觉图形”迈出了一大步。这是目前与构成关系最密切的对风格的分析和描述。 邱振中:对书法,每个时代都在尽力解说,以提供对书法新的认识,一次又一次重塑书法在书写者、观赏者、思想者心目中的形象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如“人书俱老”“书如其人”等,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今天的研究有可能利用人类思想的一切成果,即利用当代哲学、人文学术以及自然科学的成就,对传统获得新的、深刻的认识,并开辟创造的可能性,这样书法才不是仅仅依靠文献和过去的杰作维持其人文价值,而是一个活着的、对当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 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联想、比附。阐释者对传统与当代两端都要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它们之间每一点联系的建立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对“陈述”“泛化”“形神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使我深有感受。 今天的书法理论既受惠于当代思想,又为当代思想提供了新的内涵。 邱振中:关于书法的各种观点,多是对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展开,而书法史观指对书法的历史规律与书法史上重大问题的观点,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方式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书法史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不自觉,但根深蒂固,它左右着人们关于书法价值、历史规律、古今关系、才能判断等重要问题的态度,人们很少讨论这个重要而又无法主动去调整的观念。不过当代学术中对现象的审视、对思想方法的反思,使我们能够对书法史观做一客观的分析,并由此而获得建立新的书法史观的机会。 “先在”就是一种这样的书法史观。我通过对王铎作品中创造性的梳理而发现了书法史上才能表现的某些特征(并非由学习得来的与前人在重要构成上的默契),进而对从未怀疑过的历史观进行审视。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我发现被我称作“先在”的现象,带来了一种新的书法史观。 邱振中:2018年我完成《王铎:图形分析与书法才能的构成》一文(《中国书法》2019年第1期)。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王铎对书法图形构成的贡献,第二部分由此论及王铎的成就改变了我们对书法才能的认识:书法创作需要一种超越已有构成模式的想象力,它带来发现新的构成样式的可能性。 当我准备将文章收入文集时,发现王铎的成就带来的远不止对书法才能的认识,它具有比这更重要的意义。我想到书法诞生时便具有一种潜在的构成的范围,而后世不过是这个范围不断被揭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杰出才能的书写者起到重要的作用。我把书写发生时即已被规定好的范围称为“先在”。研究显示出这一范围的大小和超越这一范围的必要条件。 结论变成了一个关于书法先天具有的可能性的问题,书法才能不再是一种没有边界、无限生长的创作状态。 这里涉及书法史的观察、思考与书法的边界等问题,涉及对整个书法史观察方式和认知方式的问题,一句话,它成为重新认识书法史、反思书法史观的契机。 我重新写作了第二部分,更换了文章的标题:《王铎与书法中的“先在”》。 邱振中:“先在”是一个意外的结果。我对王铎构成上的发现进行分析时,发现他作品中的“奇异连接”与甲骨文中的“奇异连接”不谋而合。由此而发现汉字书写发生时已经具有潜在的运动与构成的范围,后世不过是对这个范围一点一点的揭示。人们从未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参与书法的人数累积、场地日渐拥挤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然而书法领域对才能、表现和评价标准等的认识一直保持不变,这是造成书法史上种种困难的重要原因。 王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来没有人发现的视角。原来我们总以为,书法是一个只要有禀赋、下功夫便可以推进的领域,并非如此。推动书法的发展,不同时代需要书法才能不同的结构和内涵。 书法史也提供了一些突破“先在”制约的例子。 观念的改变使我们能够超越成见。例如,人们反复说到当代书写者缺少“文化修养”,而且举出无数修养不够的作者和作品(每个时代都不缺少这样的例子),但是,书法领域也有不少爱读书、有修养的人,他们的作品并没有改变传统风格创作的局面。为什么? 当“先在”的空间不断缩小,以至后来者无法插足,人们却还在按照若干世纪前的标准来要求书写者,他们还能够获得所期待的成就吗?正确的做法,或许是反思历史、抛弃成见,重新确立当下对价值、才能、修养与想象力的定义,造就新人,创造新的可能。 一般来说,一位书法工作者或爱好者,在长期的阅读、训练中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法史观,人们很少会从根本上去进行反思。对“先在”的发现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使很多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 邱振中:“人书俱老”是书法中一个重大的命题,同时也是中国美学史、中国观念史上的重要命题。我关心的是一位书写者人生感悟进入晚年书写的机制。 这是关于“人书俱老”的发生学研究。 书法中人们强调“人书俱老”,并得到历史的响应,但从来没有人对其形成的机制作出解说:人生感悟是怎样一点一点进入书写中去的。 中国艺术史中有不少类似的观念,如“形神关系”“书画同源”等;书法史中尤其明显:“气韵”“风神”“心画”“人书俱老”等,概念、命题直接使用,不加解释。 现代阐释依靠文献,但书法早期文献缺乏,根据文献无法构成完整的论证。只有从其他方面寻求帮助。我想到利用图形。 邱振中:有关的“图形—作品”我们很熟悉,但它们无法直接用来进行论证。只有根据极为有限的材料,试着设计论证的路线,看文献能提供多少支持、语言分析能发掘出多少“道理”,剩余的空缺便只能用“图形—作品”来填补了。 当代学术中盛行“以图证史”的方法,以图像作为文献的旁证,但我们的研究中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只有让“图形—作品”独自承担逻辑环节的功能。例如从文献中获得人人创作需经过“平正-险绝-平正”三个阶段的结论,然后设法利用图形弥补缺失的环节,论证才得以成立。 在当代学术中开拓使用图形的方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邱振中:关于创作,我想谈两点。 我的特点之一,同时做创作和理论,不遗余力。能造就我这样一个个体,有许多原因,我最初的、最深处的愿望,只是做一位艺术家。 书法创作要获取新意,除了技术上的准备,还要有思想资源。其他艺术领域有理论和创作明确的分工,艺术家可以通过阅读获得思想上的支持,但书法领域没有人做深入传统的细致研究,也没有人去讨论当代艺术与书法之间可能的联系,如果我要做真有新意的作品,就必须同时做思想上的准备——独立的、艰苦的思考,否则我没有任何进行现代创作的可能。 这就是一位当代文字作品的作者必须兼为思想者的原因——至少在我生活的时代必须如此。 起初也许只是围绕作品的思考,后来写成文章,逐渐形成了理论——我曾说,我是个“自私”的理论家,我只思考对我有用的问题。我绝大部分文章的起因都是深入创作时文献和作品的触发。 其次,我的性格是不停地往前走,出现新的构思便会放弃眼前所做的事情,所以一个系列有时只有很少的几件作品。 一位朋友,也是一位策展人、理论家,他说:“你能不能慢一点?”他知道我每一次蜕变的意义,也深知被人们接受的困难。接受需要数量和时间。 理论、创作都需要长时间的检验。比较而言,理论要好一点——有逻辑的骨架支撑着,人们接受、批判都更容易找到“道理”,确定创作的价值需要更长的时间。 邱振中:我同时做两类作品。我感觉到它们的相关性,但它们的外观却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当我意识到,在空间的推进上我的传统风格作品早已与现代作品糅为一体,就像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终于被证明了它们的血缘关系。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它又不仅对于我个人,对于整个书法的当代创作,它都可能是认识上的一种跨越。超越作品表象而从空间来看作品的变化,应当成为考察创作进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例如章法。传统作品中只有三种章法,或者说三种空间关系:1、字间空间、行间空间均清晰;2、字间空间趋于消失、行间空间清晰,如唐代狂草中的某些局部;3、字间空间、行间空间均趋于消失,如徐渭某些作品。要创造新的空间关系,只有用单字重叠的方法(图1、图2),让文字连成片,再在其中重新处理疏密关系——我把它称为“第四种章法”。
邱振中:我很快放弃了“第四种章法”。 今天的书法创作,重要的不是创造一种新的构成,而是采用新构成的理由和它给未来带来的可能性,以及如何与书法史保持某种关系——书法结构中最核心、最难于突破的还是字与字的关系。不取消“行”,使未来的探索更多保留了与传统衔接的可能性。这看起来是“保守”的做法,其实留出了构成与阐释的众多可能。必须在连续性的框架内保证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进路。 “第四种章法”的构成本质是把单字结构融合成片,然后进行疏密的安排——这已经是现代绘画中烂熟的手法。它对于文字作品可能是新颖的,但对现代构成已经没有意义。 这是我放弃“第四种章法”的理由。 此后我在创作中有所推进(图3、4、5、6、7)。 图3 邱振中 杜牧·赠李秀才是上公孙子 38.6cm×26.8cm 2007 图4 邱振中 新诗系列·传说 21cm×57.5cm 纸本铅笔 2013 图5 邱振中 被删去的《金瓶梅》·1号 96.7cm×90.2cm 4幅 2019 图6 邱振中 被删去的《金瓶梅》·1号 局部 再后来,我想,既然你不读我就不让你读了。我用不可读的手法来书写,也不给你释文,只给作品一个编号,例如:DQ2023-1。“DQ”是“定期”的意思;三年以后,我会公布这件作品的释文,这时图、文合为一体,成为作品最终的状态。 图7 邱振中 作品DQ-2201 68cm×45cm 纸本水墨 2022 邱振中:不。它是在一种思路上艰难的前行。现在能够说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今天仅仅是回顾——所有的彷徨、艰难、挫折在叙述中都被省略了。当初往前走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 邱振中:理论总是要被“舍弃”、被“超越”,被新的理论替代,或者成为常识。不论哪一种情况,它都会退出“理论”和“学术”的核心地带,不再被学术界关注。理论是对事物所含“道理”的阐述,理论中被证明合理而有效的部分被人们接受,进而成为常识,这时它便不以理论的身份出现,而是成为日常使用的工具,使用时不需要任何说明。 人们只读到我写下的文字——“理论”及其中包含的理性,大量有关的感官的、感性的内容,没有保留在文章中。 理论只是精神活动中能够说清楚的很少的一部分。 创作中的思考、取舍,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判断力”。我觉得放弃“第四种章法”(打乱行列的书写)才使我在空间问题上有重要的推进。当然,作品是否有价值,要接受时间的检验——30年,50年,还是150年?今天能够去检验的,就是“理法”——它能不能放进艺术史的逻辑中? 我希望保留与传统联系的渠道。这对于现代创作是困难但又重要的事情。 邱振中:这是当代创作中重要的问题。 邱振中:伟大的传统既可以成为我们的重负,又可能成为我们的源泉;遗憾的是后者多停留在口头上,前者却渗透在生存的各种缝隙中。人们表面上是弘扬传统,实际上带来新的迷信和误解。 邱振中:作品中所有要素同样重要,其中便包括文字内容。但是今天人们观赏时基本上放弃了对文词的要求。人们已经不去阅读文词。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一件作品的文词一定会影响到对作品的感受与评价。 其次,更重要的是,创作新的构成(图形、样式)需要有理由,或者说契机,否则你为什么会创造出“这一种”新的图形?例如:当代哲学文本与“被删除的《金瓶梅》”、假托的“徐渭狱中上明世宗书”等,只有这样的题材,“不可读”的构成才有充分的理由。 邱振中:理论的用处之一,是鉴别作品的原创性。《字结构研究》也给书法史出了一道难题。研究中发现,字结构技法的早熟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就是说,许多字结构技法很早就已经成熟,后世只是沿用而已。 没有构成上的创造,则意味着此种技法的“终结”。例如平行,在汉碑中已高度成熟;渐变在东汉已有精彩的表现;初唐各种平行与渐变极尽变化之能事;到中唐,平行与渐变原创的组合方式所剩无几,后世根本没有措手的余地。 构成方式枯竭,不再有新的技法出现,人们的书写只有风格的区别。后世也只有在风格上加以雕琢。风格几乎成为唯一可能带来新意的手段。 邱振中:是的。我要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书法史中每一代人的使命:继承和鼎革。我的老师比我们大50岁,但我们成为紧接他们之后的一代。他们承继的是他们的前辈,我们这代人承继的是什么,任务又是什么?原来想考察五六位民国时期的书家,但这篇文章代替了这项工作。 以前读到的文章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一代人的书法与文化史深层变化的关系。我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但提出了问题。如书家的文化观念与书法才能的关系、书家与诗歌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创作等,在林散之那里我看到了通向答案的思路。我不是书法史专家,但这么重要的问题,我要自己去思考。 邱振中:朋友请我为他的《林散之评传》写一篇序言。书稿中包括不少我不了解的细节,它们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的思考扩展到20世纪的诸多方面。许多不理解的、含混不清的问题找到了答案。文章的篇幅超出了我的预计,它从林散之成长的经历、性格、社会背景、知识结构等入手,论及20世纪文化氛围、书法的特殊处境、深入传统的必要条件、与传统关联的复杂性、书法才能在20世纪的成长、古典诗歌对于一位书法家的意义等。 一幅20世纪书法史的画卷徐徐展开。 我思考历史,但从来不做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史研究,然而对林散之的研究使我深入到20世纪书法的变迁。它推进了我对整个书法史的思考。其中体会最深的一点,是深入的考察可能得出与原有的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如20世纪书家与新学的关系。 艺术史分为两个部分:存在的历史和文本的历史。后人写作的是文本的历史,这部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记录,它必须是探寻、深思和发现的产物。 书法史陈述的核心,是怎样从历史细节中提炼出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线索和理路。找不到这种“理路”,作为文本的书法史是不存在的。 邱振中:原来的著作包括:书法形态研究(笔法、章法及其演变的历史,时-空关系等)、书法的文化性质(发生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等)、创作研究与理论、新的书法教学体系。 2016年以来的研究主要在四个方面有所推进:图形分析(字结构研究、图形的生成)、“先在”的书法史观、观念史(“人书俱老”研究、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异议)和二十世纪书法史。 邱振中:首先是理论整体的需要。我一直有这样的念头:在当代学术的基础上把书法重新说一遍。要做总体的思考,一个领域的范围总是绕不开的话题。书法与各种当代学科、当代思想的关系是我关心的问题之一。涉及的范围既广,每个方面只能写有限的文章,因此每一次写作,有意无意都会去选择最重要的问题;此外,论文数量之少,只能靠深度去弥补,如果找到一个有价值的现象,哪怕再小、再普通,如“参与人数众多”这样明显的事实,只要能够深入到常识之下三五个层次,一定可以变成一个重大而具有普遍性的论题。 反思自己的研究,大体上有这样几个特点:在研究中盯紧现象;守住逻辑底线;所有旧说都重新加以审视;不受已有结论的限制,保持对学术、思想进展的不断关注;最后,不得出重要结论不放下思考。90年代初做过一个很小范围的讲演,内容是关于“可以开始写作”,说到不同作者对“可以开始写作”的心理界线。任何人下笔写作论文之前,思考基本结束,但结论必须达到何种水平才能开始写作、才值得去写作,每个研究者心中的界线都不一样。这条界线的高低,决定了论文和作者的水平。 邱振中:任何有期待的思考,必然是从现象到可能到达的思想边际的多次往复,这种过程不一定写入每一篇文章,但会反映在思想的整体中。 关于理论研究,我还有两点体会:其一,集中精力。真正集中精力是不容易做到的,生活中的干扰太多,如果做到,所激发出来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逻辑力量不可思议,它可以超出你正常水平的十倍甚至更多;其二,不考虑任何人对研究结论的反应——也就是说,不考虑任何得失。独特的观点很难得到及时的理解,我只关注它们内在的价值与合理性。当然,自己的审视必须十分严格。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感觉到理论研究所需要做的事情与创作的矛盾。一般说来,我会分阶段、集中精力来做一件事情,然后是另一件。 邱振中:书法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丰富的潜在的可能性,但又深深嵌入传统中,思考、接受都受到既有观念的影响。 我们终于走出了最初的几步。 邱振中:书法论著不被阅读是正常的。书法在近现代学术中并没有提供重要的思想,其他领域的学者不会去阅读这个领域的文章。书法研究者只能竭尽所能把研究做下去,等这个世界发现书法的重要性并寻找关于书法的思想时,它才可能被广泛地阅读。 非常感谢这些学者的评价。艰难的工作要进行下去,总要不断有进展和理解。不过思想的价值要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希望这个时代能留下一批经得起考验的著作。 (原载《中国书法》2023年第9期,文字有订正) ↑ 关注公众号,获取邱振中艺术活动、著述的最新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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