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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差点被拉丁字母代替,拉丁中文课本都出来了

 公司总裁 2024-03-19 发布于河南


我们引以为傲的汉字,差点就变成了像英语一样的字母串。

我们差点儿重蹈越南的覆辙:

从前,越南使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

后来,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开始在越南推行用拉丁拼音文字表述越南语。

1945年,胡志明独立建国后,宣布采用越南语和越南罗马拼音字为官方语言。自此,拼音文字成为越南的标准书写文字。            


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在拼音出现之前,近代和古代的中国人是怎么知道一个字的读音呢?

古代是没有拼音的,大约到了汉末,才使用了一种叫“反切”的方法给汉字注音:就是用两个认识的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是它的读音。

例如北宋时期的《广韵》一书中就写道:“冬,都宗切。”就是说取都(du)的声母d,和宗(zong)的韵母ong,两者合起来念dong。

d(u)+(z)ong=dong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河南临汝的僧人守温,大概是在梵文字母的启发下,用30个汉字总结了汉字的声母,称作守温字母,至宋代被扩展为3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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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的“拼音”

到了明朝,来到中国的意大利神父利玛窦开创太西字母,实际就是一种拉丁拼音方案,但对于利玛窦来说,几乎可以把这个看做是拉丁化的汉语

该方案共有26个声母,44个韵母,5个声调,利玛窦用这个拼音方案记录了当时的汉语,这个可从其留世手稿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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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文章

作为拉丁字母文字国家出身的人,到了中国后,很自然的就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文。这是真正意义上汉语拉丁化的源头。

除了利玛窦,当然还有别的外国人在使用这套方法,这引起了当时中国音韵学者的注意和兴趣。有的学者还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中国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设想。 

如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在所著《通雅》中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后来因为康熙的缘故,这个进程戛然而止。不过在没有全民普智的阶段,中国并不迫切需要其来推广汉字的普及化。

一直到了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一声炮响,继续打开了中文拉丁化的进程。

这回传教士是跟着士兵来的,他们的行动因此就肆无忌惮了:他们到处印圣经传播圣经,用拉丁字母拼写方案拼写厦门话、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广州话、汕头话等方言,甚至包括苗语,拼写出圣经传教用。

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识汉字的普通民众,只要肯学,学两天拉丁字母就能用自己的方言看懂圣经,这个时期拉丁字母拼写方案多达32种。

想想这些外国传教士也够丧心病狂,竟然教中国人读汉语。一副黑色幽默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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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化厦门话版本的《创世纪》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感觉到自己弱小,开始找寻原因并寻找强大的道路,并且很快就把目标锁定在教育上。

于是自然就把眼光放在了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

需要区别的是,拼音字母注音,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确保汉字不变,只是给汉字用拼音注音;而汉字拼音字母化(拉丁化)的目的,却是用拼音取代汉字,行文不用汉字,全文用字母写出。”

这一时期的拉丁化方案很多,但效果有限,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政府不支持。

但是到了民国时期,这个状况就得到了改进和发展。

主要是因为两个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在一些知识分子心里,这两个运动就是为汉字拉丁化做实质性准备。

废除汉字论有大批知名知识分子支持,包括陈独秀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魔窟,废之诚不足惜”,蔡元培指“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鲁迅指“方块字是统治阶级用来愚民的武器……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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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是汉字拉丁化运动的黄金十年。

1931,瞿秋白、吴玉章、萧三以及另外几个人在一个苏联汉学家的帮助下搞出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

1935年3月,茅盾发表《关于新文字》,支持汉字拉丁化。

而在1936年5月刊载于《生活教育》和《中国语文》杂志上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一文,更是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推向了高潮,该文由蔡元培、孙科、柳亚子、林庚白、鲁迅、郭沫若688位文化名流联名签署。

毛主席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毛主席对于当时的新文字运动给以极大的赞赏,对于新文字运动是积极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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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欲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毛主席多次发表支持汉字改革的意见,他在1951年指出“汉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可见,到这个时候,汉字拼音化的潮流还没有完全消失。

1955年10月,汉字拼音化的领头人吴玉章在《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中说:“汉字简化并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同时积极进行汉字拼音化的准备工作。”他对自己的拉丁化方案坚持了几十年,念念不忘。

50年代中期,针对汉字的前途出现了激烈争议,政府及时搁置了争议,制订了当时的文字改革方针,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确定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名称中,删除了“文字”二字。


1958年1月,周恩来总理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上述作为拼音化准备工作的三大任务,而“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可以争鸣,但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范围”。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周总理的讲话一锤定音,宣告了汉字拉丁化运动的真正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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