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阀林立，政局不稳，但却涌现出了璀璨的文化和一大批优秀的人物。
在这些人中，有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文人，有博古通今著作等身的学者，有学识深厚见闻丰富的专家，有传道授业孜孜不倦的教授。
他们各有各的风范，各有各的气度，共通之处皆为有品有格。
刘文典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勤奋不殆刻苦钻研，学问如渊似海，尤精于校勘、考据，拥有着非凡的才学。
同时，他性情乖张桀骜不驯，又有一身铮铮傲骨，不屈从，不媚俗，展现了硬核的姿态。
才气不浅
刘文典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见多识广，很重视子女的教育。
到了入学的年龄，自幼聪颖的他就被送到了教会学校。
长大后，他考入芜湖安徽公学，因为勤勉自励而得到了老师陈独秀和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的悉心教导。
他潜心学习，成绩斐然。老师们对他很满意，又安排他做校勘古籍的工作。
而校勘工作需要博览群书，他丝毫不曾怠慢。
之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时，他也陆续进行了一系列校勘古籍的工作。
因为好学、善学、肯钻研，他还写出了名篇佳作——《淮南鸿烈集解》。
胡适曾破例为其作序，“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
果然不出所料，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
但古典文学造诣渊深的刘文典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完成了《庄子》和《说苑》的校勘，逐渐在学术界奠定了地位。
另外，他的教学方式也很独特，引得学生们疯狂追捧。
抗战爆发后，北京各大高校迁至昆明，组建成“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教授们讲课都是自由的，他们想怎么教就怎么教，愿意教什么就教什么。
有一次，刘文典给学生们讲《文选》课，讲了一小会后突然宣布：“今天的课到此为止。”
这冷不丁的一句话让学生们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老师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谁知刘文典接着说：“后面的课改到下周三的晚上再上。”
学生们实在猜不出，他也不解释，收拾完教具便扬长而去。
到了那一天，学生们按照要求在校园的一处空地上坐定，刘文典认真地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接着讲《月赋》。”
直到这一刻，学生们才恍然大悟。
当天正值阴历十五，月满之时讲《月赋》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轮皓月下，学生们围坐一圈，刘文典坐在中间，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他时而仰头问月，时而俯首沉吟，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口吐莲花，精彩纷呈的讲解让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了学生们的脑海中，以致于多年后还被学生们写在了文章里。
刘文典率真洒脱，富有情趣，让每一位学生都切身感受到了他的个性与才华的绽放之美。
温庭筠有诗言，“岂关名利分荣路，自有才华作庆霄。”
一个志存高远的人，若是再有才华傍身，自是不再理会名利场中的蝇营狗苟。
刘文典一心治学，最终成了声名在外的文学大咖和学术权威，靠着雄厚的才力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狂气不敛
常言道，“自古穷人多慵懒，自古才人多狂傲。”
博通百家的刘文典亦是如此。
他穿着不守礼节，又经常狂言妄语。所以在旁人看来，他和任情适性的魏晋名士倒有几分相像。
平日里，瘦削的他从不注重装扮，衣服的纽扣经常扣错，头发长了也不理，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
他个子矮小，却喜欢穿着一袭宽松且能遮住脚的长衫，脚上的鞋都是既破又脏。
从草率的着装态度上来看，他也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
而事实正是如此，课堂上的他更加不拘常规。
比如讲授诗歌时，他忽而高声大语，忽而浅声低吟。
兴之所至时，他还要求学生跟他一起朗诵。
对于这样别开生面的讲解方式，学生们都特别喜欢。
自然，他一时间也圈粉无数。
除此之外，刘文典说起话来也不乏狂妄自大之词。
他写完《庄子补正》，被称为“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的陈寅恪为之做序，“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这番高屋建瓴的点评让他名气大增，他还获得了“庄子专家”的美称。
向来自负的他在课堂上讲庄子时也是派头十足，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故弄玄虚：“庄子嘛，我是不懂的。”
冷不防地，他又补了一句：“那也就没有人懂了。”
学生们立马心领神会，笑得前仰后合。
当有人问及古今研究庄子的那些人的情况时，他口出狂言：“普天之下，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
当然，刘文典的狂妄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在学界，他确实算得上近代研究《庄子》的第一人。
一直以来，他研究学问至深至透，的确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西南联大曾兴起过一阵子《红楼》热，各大教授们也纷纷开讲，大家公认为讲的最好的是刘文典。
不得不提的是，他讲《红楼梦》的场景堪称一绝。
彼时，天光未黑，讲台上一根蜡烛悠悠地燃着。
身着长衫的他坐在桌子后面，饮尽学生沏好的一杯茶后霍然起身，朗声说道：
“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
接着，他转身在旁边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然后开始侃侃而谈。
这样的授课风格颇受欢迎，恃才放狂的他依然是文学青年们的偶像。
所以，纵然狂则狂矣，他也狂出了真性情，狂出了真自信。
骨气不凡
正所谓，“饮风饮酒不过悲喜，或癫或狂不染尘埃”。
一个人，无论以何种角色立身处世，只要不沾染世俗的浑浊，他都称得上是品正心诚之人。
刘文典虽说是个狷介狂人，但他一向清醒自持，坚持正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北平也是气焰滚滚，浊浪滔滔。
各大高校的教授们已提前撤离，但刘文典因为事务较多，没来得及转移而被滞留家里。
日本人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且才识过人、誉满学界，便想说服他为日教学，并在伪政府中任职，刘文典每次都严词拒绝。
日本人亲自劝说屡屡碰壁，便委托刘文典已经变节的熟人上门当说客。
哪曾想一得知来者意图，他便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国家民族是大义，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闻听此言，熟人满面愧疚地离开了。
不甘心的日本人眼见软的不行，就干脆来硬的，又派宪兵队硬闯刘文典的家，强行搜查了很多文件。
可刘文典身披袈裟，站在一边对他们的暴行怒目而视，脸上也毫无惧色。
宪兵队长连声质问，他仍是一言不发。
翻译官气得大骂：“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答？”
面对着这盛气凌人的架势，刘文典不慌不忙地说：“国难当头，我以发夷声为耻！”
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实在无计可施，撤离后便派人对其行动进行监视。
后来，刘文典好不容易施计逃离了北平，“曲线”南下，终于回到了西南联大。
面对纷至沓来的名利诱惑和疯狂打压，他不为所动，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动员他带着家人去美国，并为他联系好了安身之处，甚至帮他们一家人办好了入境签证。
可是刘文典接到通知后就谢绝了，他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不难看出，他心中藏着满满的家国情怀。
有人说，“历史上留下精神光芒最强烈的文化之印象，往往不是纸上挥毫，而是人的行为举止。”
刘文典这位学术界的名流不媚世俗，不屈权贵，重操守，知情义，一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大义和忠贞气节天地可鉴。
所以说，世人只见他的狂和傲，却不知，他也有着最硬的文人风骨。
后世评价刘文典说，“真名士，自狂狷。”
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风云人物数不胜数，而刘文典却被称为“民国第一狂人”。
他是学识渊博的有才之师，在古典文学里自由穿梭，写下了经典巨著。
他是狷介不羁的狂傲之士，在俗世凡尘中特立独行，留下了逸闻趣事。
他是刚正凛然的风骨之人，在威逼利诱前毫不屈服，坚守了赤子之心。
《葬花吟》中有一句诗，“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渠沟。”
人之一生，趟过世俗的浑水，却不沾染世故，可达身心的明净与通透。
刘文典不过一介书生，却始终心正行直，恪守不渝。
他凭借汪洋恣肆的才华，在学术瀚海里保持狂人本色，在混沌乱世中秉持名士之风，活出了自己的硬核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