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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听到“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宣传。为落实最高指示，中国投入巨资，兴建了“三线工程”，从沿海工矿企业抽调了大量阶级成分好、政治觉悟高、业务技能强的优秀干部职工，披红戴花，前往内陆和山区，从事三线战备工程建设。敲锣打鼓送行这些人的场面，让我这个流放边陲的右派子弟，羡慕不已。 想不到的是，时隔二十年，我却参与了结束三线工程建设决策的调研工作，并参与起草了给党中央国务院的调研报告，使三线工程正式寿终正寝。 那是1982年秋季，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第一次出差，就是作为三线建设调研组成员，前往四川、云南、贵州，对一些三线工厂的现状进行了解，分析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和建议方案。 那个时候政府机关工作作风还好，调研不光是听汇报，而是深入基层厂矿车间班组第一线，在有问题的企业一住就是几天，吃职工食堂，到职工宿舍了解生活情况。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渡口市攀枝花钢铁公司，这是1965年开工建设、与贵州六盘水煤矿形成钟摆互补的大型钢铁企业。当时有几万职工，连同家属有十几万人，构成了渡口市的主体。但生产条件和职工生活条件都很简陋。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环保理念，高炉黑烟滚滚，每天都有刚出炉的钢渣顺着江岸的陡坡倾泻到长江里，在夜晚观看，犹如一条条火龙跳入水中，岸边一片通红，江水一片沸腾！场景颇为壮观，附近的江段鱼虾绝迹，无人问津。有些职工的家属农村户口不能随迁，工厂也不给分房，就住在毛毡棚里，夏天炎热、冬天寒冷。 云南的国防工厂里，我们看到早已停产破败不堪的厂房，车间内野草丛生，车床隐身在蓬蒿丛中；甚至一些机械设备连木箱都没打开，弃置在厂区内，进场的铁路已经被野草所覆盖，不仔细辨认，根本看不出来。 在贵州某制造基地，为了体现“山、散、洞”的隐蔽性和保密性，釆取“羊屙屎”式的布局，车间与车间的公路长达十几公里，运输成本大得惊人。 在与职工家属的座谈中，我听到了不少令人震撼的言论，有的老职工讲，我们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建三线的，老人家说三线建不好，他睡不着觉，就是骑着小毛驴也得把三线建设好。如今他老人家睡着了，也就没人搭理我们了！我们是贡献了青春献终身，贡献了终身献子孙！说得声泪俱下，令调研组为之动容！ 调研活动前后持续了几个月，最后在四川成都金牛坝宾馆做研讨总结。由于是国家计委牵头，云、贵、川的主要领导都与会。当时会场气氛热烈紧张、生动活泼；大家可以做到知无不尽、畅所欲言。 四川省副省长吴希海率先发言，可能是四川省在三线建设中收益较大，他认为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精力评价三线。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孩子都养出来了，长那么大了，还讨论父母该不该结婚，没必要嘛！ 没有想到的是，三机部高级工程师孙伟迪当即反驳吴副省长，说，正是由于生出的孩子是怪胎，所以才要讨论父母是不是近亲结婚！可见当时官本位不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总结讨论的结果，大致是认为三线建设对促进落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使生产力布局趋于均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也有意见认为，三线建设对当地城乡二元结构改善推动不大，厂区內马达轰鸣、厂区外刀耕火种现象比比皆是。当时提倡的边勘察设计、边施工建设、边投产运营的所谓“三边工程”反科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很多工厂建在易发滑坡和地震带等地质条件不安全的地方，建成后不敢开工运行，造成极大浪费。很多工程形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经济损益分析上，调研组归纳为5311，即50%是可以的，30%是不行的，但可以拆、卖、搬，10%是没建完，可以续建的，另外10%连拆、卖、搬都没必要。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三分之一在三线，三线中又有三分之一不但没有发挥投资效益，反而还要追加投资，搬迁改造。 据这次调研，调研组起草了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提出必须直面三线问题，不再提倡“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要打破部门分割，实行“军民两用”或“军转民”的政策，对已经形成城镇，具备生活条件的，要继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开发军民两用或民用产品；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过高的，可以搬迁到就近的中心城市；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工程和地质灾害区的工厂要坚决关掉，妥善解决职工家属子女的问题，原则上可以回沿海和东部原地区；对退休职工也可以回原城市养老。 报告递上去以后，很快就有了批复。赵紫阳总理批示：此件重要，请依林同志阅示。姚依林副总理批示：请熙英同志牵头办理。金熙英主任批给了国家计委有关司局。 我们老处长看到领导批示非常兴奋，用粉笔抄在小黑板上，挂在办公室最显著的地方。但迟迟不见下文，但谁也舍不得擦这个小黑板。大约过了半年或者一年，由于新分来大学生要重新布置办公室，老处长才恋恋不舍地擦掉了这个小黑板上的字。 可喜可贺的是：擦掉小黑板不到一个月，上边的文件发下来了，彻底解决三线遗留问题。该关的关、该搬的搬，该转的转，许多十几二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少老职工全家回到沿海和东部原所在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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