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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提到的另一个概念是“精神奴役的创伤”。这本是鲁迅那个“国民性”的另一个说法，并无什么新义，然而，正是在这里，突显出一个巨大的思想理论鸿沟，这就是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看法和态度问题；与此相关，还有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问题。所以，胡风在提到这个概念时，紧接着就谈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和人民结合”的问题。——拔高、美化农民并贬低、丑化知识分子，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兴起的那股革命思潮的主旋律之一，后来的“文 革”灾难就是在这种旋律的伴奏下到来的，可以说，知识分子的遭难是和全民族的灾难同步的。在这中间，知识分子自身的互相残杀和自贱自侮起了很大作用。胡风没有卷入这股历史逆流。在这个问题上，他虽没有鲁迅那样深刻，却能保持清醒，一再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早在1940年，他就说过：农民是看不清历史也看不清自己的，必需对他们做启蒙工作。他反对文艺上的“农民主义”，反对那种掩盖在“大众化”、“民族形式”口号下的民粹主义和复古主义，提出“文艺，只要是文艺，就不能对于大众的落后意识毫无进攻作用。”与此同时，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作为启蒙者的他们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 胡风在“后记”里提到这三个概念，没有重新解释，只是在简单说明当时论争情况的同时，加了这样一句：“关于内容，因为我与社会隔绝了二十多年，思想上没有进步，只好由文章本身来说明。”这就是说，他一如既往，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观点。 复出后的胡风与复出后的周扬如此相似又如此的不同，相似的是他们都没有变，都坚持原来的观点和路线；不同的是，他们所紧跟的两位巨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和路线。胡风在回顾历史，总结自己一生的文学活动时，反复强调鲁迅的教诲和影响，却根本不提毛泽东及其《讲话》。周扬后来的讲话和文章，无论字面还是精神都离不开毛泽东及其《讲话》。进入新时期以后，一些左翼文化界的元老宿将都在反思，向五四回归，而周扬却没有，这是为什么？除了延安时期和“十七年”的显赫地位与卓著功绩需要重新估定之外，还有更深的历史和思想的根源，同样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他同胡风的分歧与矛盾，就是从历史上，从左翼文艺运动中开始的。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头看，把上世纪世界性的“红色三十年代”和中国的“左翼十年”放在大历史的视野之中，就会发现如马克思所说，那是历史走错了房间所带来的特殊现象，今天应该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在中国，这场文艺运动也是被一股极左思潮所推动的，一开始来势凶猛，喧嚣一时，却只有政治高调而很少文学实绩，创作和理论都乏善可陈。倒是负面作用影响深远，至今犹存，这就是近年来人们所称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过，左联从一开始就不曾统一过，一直有分歧和斗争。在鲁迅的影响下，一些人程度不同地克服了极左倾向，并与之进行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以往的文学史笼统地颂扬左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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