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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胡风之前，我就认识邹荻帆，并经邹介绍，认识了阿垅。在胡风教导我写诗之前，阿垅就以他的人和诗为我扩大了原来坐井观天的眼界。他多次同我谈到过胡风，并把胡风当时写的一篇文章《死人复活的时候》拿给我看。我从里面仿佛看见一个高大而孤单的身影，它正向着空旷的远方呼唤。是不是阿垅曾经向胡风谈过我的诗，我不了解；胡风后来邀我编集参加“七月诗丛”，阿垅却和我一样高兴。  阿垅 1943年，胡风回到了重庆。一天，阿垅约我一道到天官府去见这位大人物。天官府是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所在地，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同志为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向国民党当局争取到的一块生存空间，胡风当时在这里当一名委员，经常从乡下进城来这里办公。 这是我第一次同胡风见面，我在他面前显得很拘谨，几乎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他也没有故意同我应酬什么，仿佛我们原来就相识已久，或者昨天还见过面似的。阿垅虽说是他的老朋友，却也不是个健谈家。因此，这次会面实在很平淡，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倒记得为沱茶的来历和写法，三人似乎多谈了几句，那时我们已走出了机关，正坐在一个小茶馆里喝茶。后来我还为自己分不清“沱”和“砣”两个字，以致在大批评家面前露怯，懊悔了好一阵。  第二次，我一个人到天官府去看胡风。那时刚吃过午饭，他正躺在铺着草席的木床上午睡。我没有去喊他，而是静静坐在桌旁等他醒来。十五分钟左右，他睁开眼睛看见我，便一骨碌坐了起来，还以埋怨的口吻说，“为什么不叫醒我呢?” 此后我在国统区几次和胡风的见面，大都同这两次一样平淡。谈的尽是些和文艺没有关系的家常话，至少我从没有把诗放在口头同胡风谈论过。我总觉得，和胡风在一起，我莫名其妙地爱好起来的诗，在人生中并不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应该还有比它更高更重要的意义在，那就是做人；有时却又觉得诗是神圣的，神圣得甚至超过了第一位，连口头谈一下都会亵渎了它似的。因为，“世上最强之物莫过于人生”，“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而“丢掉了人生就等于丢掉了艺术自己”。这可能就是我最初所接受的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在这个影响之下所进行的一点寒伧的写作实践，殊不知十年之后竟被指控为“恶劣的宗派主义”——我当时就没有想通，而今又过了几十年，人和诗不知经历多少劫波，仍然没有想通。  绿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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