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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论争的结束，同时也是整个左 翼文艺运动的结束。左 翼文艺运动是从论争开始，又在论争中结束的，而且是以围 剿鲁 迅始，以围 剿鲁 迅终。这一始一终表面看来都是鲁 迅的胜利，极 左势力受到了批评，有所克服，而实际情形却复杂得多。 鲁 迅答徐懋庸的长信和吕克玉（冯雪峰）批评周扬的长文，并未令“国防文学”派的极 左人物心服。迫使论争终止的，是抗日救亡的客观形势，还有左 联解散和鲁 迅逝世这两件大事。鲁 迅逝世在国内外激起的强大精神冲击波，使得许多人，包括一些国民党政要也不得不表面上改变对鲁 迅的态度。左翼内部的极左 派当然也只有沉默，再一次“休战”。 鲁 迅在三十年代的地位和作用，他对左 翼文艺运动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他本人的形象，并不像以往那些按照“最 高 指 示 ”敷演的文学史所说，是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主将”，“民族英雄”，“共产主义者”等等。事实上，鲁 迅与左 联的关系非常复杂，所谓“盟主”，也只是在一个时期和一部分人中间。鲁 迅的加入左 联，既不像极左 派所说是思想“转变”的结果，也不像另一些人所说是“投降”、“上当”，而是国民党的统治与共产党人的牺牲奋斗，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苏联的成就，使他站到了左 翼一边。然而他并没有简单地“一边倒”，而是依然以独立的、理性批判的目光，审视他所加入的这个群体。 左 联成立前夕，他对冯乃超起草的左 联纲领持保留态度；在左 联成立大会上，他发表反 左 演讲；一年后，发表《上海文艺之 一 瞥》，继续批 左；再一年，又发表《辱 骂和恐 吓决 不是 战斗》，还是批 左；到了1935年，劝阻萧军、萧红加入左 联，说在外面还可以做事情有成绩，一进去就会陷在无聊的纠纷之中；接着就是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彻底的决裂。——事实上，鲁 迅的加入左 联，是既勉强又有保留的，并不那么积极主动，心甘情愿。 出席了左 联成立大会以后不久，他就在给友人的信里明白地说出了当时的心境，说十年来在文学事业上不断帮助青年们而不断失败、受欺，因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致章廷谦）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鲁 迅的这一看法，30年到36年，从貌合神离到彻底决裂，这中间，鲁 迅体验到了更大的失败和受欺的苦痛，也耗去了他更多的精力。以往的文学史对此或略而不提，或轻轻带过，却全力去附会 领袖 的 “反 国民党的 文化围 剿”之说。——“围 剿”是有的，而且是鲁 迅自己首先使用这两个字的，不过，这不是什么“国民党的 文化 围 剿”。国民党没有真正的作家，几个御用文人在文化上根本布不成阵，除了造 谣之外，他们只会用书报检查、警察、监狱来武力镇压，哪有什么“文化 围 剿”？ 鲁 迅是在《三闲 集 序言》里谈到对他的围 剿的，说的是创造 社、太阳 社和新月 社，还具体提到了李初梨、成仿吾、郭 沫若等人。到了后来，更有从背后 射 冷 箭的田汉、廖沫沙，在上面做工 头、总 管的周 扬、夏 衍，以及最后直接打上门来的徐懋庸等等。怎么能无视、抹煞这更重要的真正的“文化 围 剿”呢？——领袖 无视这一切，把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界的复杂形势简单地“一分为二”，说成仅仅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敌我斗争，以掩盖和否定左 翼阵营内部的严重分歧和长期斗争。这实际上是维护了左 倾教条 主义和宗派 主义，否定了当时领导人和鲁 迅的反 左斗争。1949年以后一直把“革命 文学”开始的极 左 倾向奉为正宗、正统，就是以《新民 主主 义论》的这些说法为依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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