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的传人当然会有龙心理 传普通人听得懂的理论 教人人都学得会的技能 选素质高专业强的执业 做老百姓买得起的服务 助人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是龙心理研究推送的第356篇原创文章 ============================ 【编者按】李其维先生，1943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心理学会会士、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心理科学》主编、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长）。他多年来根植于发展心理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对我国皮亚杰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儿童认知发展、现当代智力理论及智力的测量与训练、具身认知等领域也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 中国心理学会会士，是中国心理学会授予对中国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会的发展和建设有重大贡献的中国心理学会会员的荣誉称号。该称号开始于2004年，每两年增选一次。李其维先生于2011年被授予该荣誉称号。截止目前，被授予中国心理学会会士荣誉称号的总共不过40几位。 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专门授予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对中国心理学会发展作过重要工作的、曾经担任过本会主要领导工作的、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是中国心理学会给予心理学家的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的评选经过同行提名推荐、理事会投票等严格的程序产生，开始于1997年，李其维先生于2015年被授予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此前，中国心理学会共有14位心理学家获得了“终身成就奖”。截止目前，共有22位心理学家获此荣誉。 本文根据李其维老师的《心理学的立身之本——“心理本体”及心理学元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节选改编而成。该文是2018年12月20日，李其维先生在深圳大学“心理学科高峰论坛”之“圆桌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稿，刊登在《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3期上。 因编者水平有限，理解表达出现偏差或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李其维先生及各位老师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以下是正文：
李其维先生说： 一言以蔽之，我认为：与心理学无关的生理学（脑的各层级）研究，生理学家们尽管去探索好了，而且越深入越好，因为它们还另有非心理学的价值，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不牵扯到你什么心理学！），比如医学诊断、疾病治疗、优生优育、特殊岗位从业人员的选拔，等等。但若你要把它们与心理学相联系，对不起，它们就必须恪守为“心”服务的本位！因为一旦这类研究想与心理学挂上钩（这种挂钩常常不是人家生理学家们主动为之，而多是心理学家一厢情愿靠上去的），特别当你企图用它们对心理现象作因果解释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不与心理学联系，这些研究是各自舞台上的主角；而一旦与心理学相联系，那就要恢复这些研究在心理学舞台上的配角身份。因为，即使你把上述那么多层级的生理（脑）机制都研究透彻了，你所获取的仍然只是心理的“生理（神经）关联物”——尽管总有一天，我们对它们的机制几可穷尽其妙，那也不能角色颠倒。因此，如果这种生理的解释仅是“相关”说明，或哪怕被视为“必要条件”的话，那也无妨；但若企图从生理的角度对心理作因果说明，把生理的结构与功能作为“充分条件”或“充分且必要条件”对待的话，那么还原论就会在前方等着你。因为我们无法期待心理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仅在生理层面就能得以解决。 可能会有人指责我的观点陈旧，认为这一立场乃是基于常识或基于“名声不佳”的二元论。的确，还原论碰触到了严肃的“身-心关系”问题。心理学家不能不察。 二元论历经百余年的“拷问”之后，现又在某种程度上“名誉有所恢复”是不争的事实，其成果就是出现了若干新的非笛卡尔式实体二元论的样式及相应的多种研究路径。我觉得，企图彻底磨平身、心的界限，对心理（特别是有意识心理）之产生的问题追随那种所谓彻底的自然主义-物理主义心灵哲学立场，至少在目前看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它几乎等同于取消了“心-身关系”问题，认为心理现象就是生理现象，甚至“还原”是应该的。实际上，更多的心灵哲学流派主张：生理证据并不能直接描述或解释“心”，包括心的感觉、心的创造、心的思维和想象。那种认为“人类心智状态的每一实例均等同于一个大脑状态，即心智状态等同于大脑状态”是不可接受的。遗憾的是持这种显然为还原论立场的仍大有人在。 所有的生理（神经）层面的研究，它们只是广义的或曰细化的行为外显指标，而不是心理本身；或曰，它们只是心理的生理相伴物——我们赞同心智和躯体不可分割的立场，应以这种“不可分割性”来改造二元论，但同时又要警惕还原论。 以上所言，如果给大家留下李某反对生理（神经）研究的印象，那真是天大的误会！心理与生理之联系那是永远割不断、从来就是相伴而行的。李某之陋见只不过强调在这种相伴中应增强心理学自身的自主性，别忘了自己的任务所在而已。“大脑并不思考，而是我们思考大脑”（尼采）这句耐人寻味的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当然，也不必视还原论为“不可接触者”。还原论是“污水”，但“污水”中有“孩子”（宝贵的实证研究数据）。要留下孩子，把“污水”换成“清水”（对数据作非还原论的解释）。否则，现在心理学家们非常热衷的那些神经科学研究的范式，其意义和价值岂非大大降低了！ 李其维先生说： 因为心理学学科的特殊性，心理学成为两种文化缠斗的主战场那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本来的“自然科学文化与人文科学文化”的文化分歧，变成了“科学取向与人文取向”两种取向。它们在学术价值观、知识的基本来源、具体研究方法和分析水平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对立。 当然，自然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当涉及到“人”时。但，此时请不要夸大其“软肋”——尤应避免对其妖魔化，用平克（Steven Pinker）的话说就是“视（自然）科学为敌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只要是科学，它就与“真”有关。求真是“科学”之根本的、核心的属性。我将之称为任一“科学”所应必备和必然具有的“认识论属性”——尽管人文-社会科学还有“善”与“美”的任务，但它们并不排斥“真”的任务而且要求联系三者通力合作去展开研究。 对心理学的“任务”而言，这就要在更深层次上明确心理学的学科属性。在心理学的性质与对象问题解决并取得共识之前，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说“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属性，又有社会科学属性”是一种懒汉思维，说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也等于白说。请问：它的哪一部分有自然科学属性？——请不要把不属于你的神经科学硬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哪一部分又是社会科学属性的？——请不要把自己的手伸到人家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的口袋里！心理学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有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有对象，双方的手才不会乱伸。不能笼统地说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现象不只是心理学一家去研究的，但其他学科对心理现象研究的进路或角度与心理学不同。 把所有关于“心理现象”的研究都纳于心理学的旗帜之下，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而且我认为，它是现今“多元范式的心理学”之间互不服气、互打棍子，彼此谈不拢的根源所在。但或许换个角度看，它也可能是希望所在。因为，如果最终在心理学研究对象上取得一致，那么那些心理学史上缠斗百多年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科学取向和人文取向），不就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殊途同归，迎来和解的一天了嘛！ 在心理学中，“两种取向”之争的说法要比“两种文化”的说法更准确些。它们是否能够“并肩同行”，端赖心理规律（与我在下一节要谈的“心理的过程与机制”有关）的普适性是否取到共识，即两者能否在“心理学到底研究什么”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对人文取向者可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是一种“转向”：从主要以心理内容为研究对象（它们常以所谓“影响因素”的面貌出现），然后才能思考何种取向才是真正朝向这一目标前行的。我的观点可能有点偏：如果对象（目标）不一致，永远最多只能形成统一战线或是两条同向而行的两条平行线而已——只不过不时地将自己的研究所得相互印证（友好地）或相互炫耀（非友好地），而不可能成为同一支队伍！ 遗憾的是，在当前国内心理学界似乎有那么一股风，它有意无意间把上述“取向之争”上升为“文化之争”，又以“文化”与“科学”的对立，继而假“文化”之名，抬高“人文取向”而贬低“科学取向”，特别强化后者对心理研究的无能。它貌似推崇“人文取向心理学”，实际伤害的是整个心理学。这种挤压甚至比神经挤压、人工智能挤压还要强势，因为它似乎常常伴随着某种所谓的“思想正确”。 在“文化”的大纛下，站在科学心理学之对立面的不仅有“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人马，还集结了来自其他欲染指心理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他们形成了对有确定研究对象的科学心理学的挤压。我把它称为“泛文化的挤压”。如今，心理学家谈文化也是一件很时髦的事。不谈文化好像显得很没文化。我之所以用“泛文化”一词，是基于凡是从社会、历史、国情、本土，甚至阶级、民族等角度对心理的思考，某种程度均可纳入“泛文化”的影响范畴。 文化思考不是坏事。以上各种角度的研究也是绝对必要的。但我对文化或泛文化的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或在什么角度上，影响到了心理，有些疑惑(这将自然会涉及“心理本体”的概念，下面再谈)。我认为心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超文化性，这说到底仍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关。“科学心理学”并不拒绝文化，而是应以自己的特有对象，来搭建研究的整体框架或以之为指导思想，将文化和泛文化融入于己，就像中华文明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吸纳外来文明一样（纯粹是比喻）。否则，心理学势必消融于其他什么各种学了！ 在所谓“文化”对心理的影响只在“心理内容”的层面发表各种高论，我无话可说。但是，这有使心理学混同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一定风险。至少，它不应成为心理学的主体部分。因为本质上，强调“文化”的心理学是一种关于心理内容的心理学。我的立场很明确，心理学是关于心理形式的心理学。 概括一句话，心理内容有其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甚至阶级的、民族的制约性，但心理的形式未见有这些“性”。对现今人类来说，其“心理形式”如同一个“工具库”，大致上人人皆有（无关人种、民族、文化、社会、阶级、群体等），区别的只是因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一句话，因经验的不同而有的工具用得多，有的用得少，因而导致其使用效率或使用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工具（“心理形式”）的总类并无大的区别——至少没有某些热衷“文化”者设想的那么大。我想起几年前周有光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各自持有的关于中西文化“双文化论”和“河东河西论”的著名之辩。虽然他们谈的是文化，但对我们思考心理形式的普遍性很有借鉴意义，有兴趣的同志不妨参阅。季先生的观点因其暗合人们民族自豪感的高涨和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因而附和者众。但坦率地说，我赞同周先生的观点。当然，因文化或泛文化因素致使“工具库”内的工具种类有别（一如前面说到的所谓“机制小变”），尽管这不足以构建另一炯然不同体系的心理学，但这种差异也不应忽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家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很多，但为什么中国社会心理学家还较少地从中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的、带有一般心理机制意味的概念、范畴、理论呢？ 恕我直言——若以是否提出“既为原创，又能开启后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甚至诞生新的学科分支的核心范畴”之尺来度量，（目前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仍嫌不足，尚处于待提升之“临门一脚”的临界点上。 目前，这种提出原创的、可以开辟出一片研究天地、引领后续研究络绎不绝跟进的“普遍性范畴”的局面似不多见，即使在喊声最响的所谓文化心理学领域亦如此！这是因为中国心理学家不够聪明，还是另有深层原因？ 我虽然对此设问，但因自己就在“不够聪明”之列，因此我也不知道。 李其维先生说： 我认为探讨心理本体的第一步是要明确“心理现象”并非只是心理学一家研究之禁脔之地。如与“幸福”相关的问题，你不可否认它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心理现象，但你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划清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的界限呢？它们的聚焦点肯定是不一致的。类似的，这种多学科共同作战的心理现象还有很多。 心理学研究幸福感的问题应在“感”字上做足文章，这才是心理学家之职责所在。推而广之，一切有“感”之处，才是心理学用武之处；力气用在其他地方，都是荒废了主业。如前所述，心理学家的真本事只有在揭示各种“感”（除幸福感之外，从低级的各种感官的“知觉感”到高级的“道德感”“责任感”“美感”“负疚感”“自豪感”“崇拜感”“敬仰感”等数不胜数）之奥秘，心理学才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当然，在这项艰巨任务中，神经科学确可助一臂之力，但请切记，后者只是某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于是，首要的一步是必须在心理学到底研究“心理现象”中的什么部分或从什么角度研究“心理现象”上达成共识。我认为，心理学只研究心理现象的心理加工和操作的“过程和机制”，即便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也应如此！我提出“过程与机制”，只不过是不忘当年第一代认知心理学的“初心”：研究心智的内部结构和心理过程。第一代认知科学无论多有什么不当，这一传统总没有错；第二代认知科学无论有多少条新进路，这一目标也不应丢。否则，那就不是心理学了！
李其维先生说： 心理学目前面临的危机似乎并不是来自上述之“内忧”——不同表征系统或心理学本身的不同范式的主导地位的争夺——其实,这种所谓的内忧,确切地说,那是“内喜”。第一代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地位的动摇,可能标志着心理学“过程”研究未来新的繁荣。如前所述，危机似主要来自于“外患”:有些人热衷于跳过心理层面而径直向生理层面挺进。本来认知神经科学自有其兴盛的充分理由，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在认知活动的同时,我们脑的生理本体是怎样工作着的。它有助于我们对心理层面规律的理解和建构。但是,生理规律不能代替心理规律，生理本体不能代表心理本体。如果可以代替,那么心理学还剩下什么呢? 我们说生理层面的活动不能代替心理层面的活动,因为从心理到生理又经历了一次转换,又成为了另一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从实体(外物)到心理本体的对应物(表征系统)再到生理水平上的物质活动(神经活动,甚至生化活动),三者之间的确存在对应的关系。两次转换,也可以说是两次编码:把外物在心理上编码；为保证心理上的编码得以进行,又须以生理上的物质活动予以保障。生理上的活动也是一种编码,于是成为某种形式的能量传递。两次符号转换也好,两次编码也好,并不能说明还原论的正当性。因为它们各自存在自己的规律。除非存在一个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它可以作为全部活动(社会性的、心理的、生理的、生理的又分为细胞水平的、分子水平的、原子水平的)的解释机制,如计算哲学和计算理论所宣称的——世间万物的活动都是计算,甚至存在“终极计算”，于是全部科学都变成了计算理论统率下的某个分支!这是一种彻底的还原论。如果放弃心理学自身的主体性,势必会走上这条路。多年前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并视其为心理学的危机。今天则立场松动，原因在于我们对“计算”的理解可能有误。即便有危机，正如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说到的，那是遥远未来的事——远得就像说地球总有一天会消失而无甚意义。 李其维先生认为： 判断孰优孰劣,似乎不易仅凭一时之短长,还应放眼于长远。我们的观点是:不管黑猫、白猫,能说明心理过程之特点与规律、能为“心理本体”提供扎实平台的理论就是好猫,就是好的心理学！ 李其维先生认为： “跨学科研究”口号频出是目前心理学界的又一热闹场景，它也是心理学家们喜欢戴的时髦帽子之一。之所以如此，这与心理学自身不强故而希冀得到其他学科外补的强烈欲望有一定关系。 李某现在有点心情纠结：既有对心理学学科一定程度的“学科自信”——这种自信不仅仅来自高层权威人士的讲话。我的自信源自于以下基本认识：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只要心理现象存在，心理学这门学科就永有存续的理由。它不受人的喜好所左右。 但又有些学科恐惧：因为目前心理学能够提供的堪称为心理规律的东西，在去掉前面提到的神经、脑和文化等绚丽包装之后，可拿得出手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实在太少了！长此以往，恐怕又会遭到社会大众的误解，甚至白眼。“哎呀，心理学就这些东西啊！”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担忧而无奈的前景。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自然值得提倡。但问题在于，你心理学拿什么去跟人家“跨”？蒙学水平能与学者水平“跨”吗？那只能跨着、跨着，把自己跨丢了！跨学科研究犹如合资办公司，你出资太少（没有心理学的干货），就不会有多少发言权。于是，挂名是“某某心理学”，却还是在人家“某某学”的屋檐下。主旋律还是人家“某某学”奏响的，心理学只是添加了几个装饰音而已。 有人说我前面所论是在“双拳出击”，左打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入室侵犯”，右打脑-神经科学的“喧宾夺主”，（双向）拒绝的结果不是自我孤立嘛！这是误解。心理学不拒绝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在确保自身有独立存在根基之前提下的合作，即要有为共同关注的问题之解决贡献本学科的力量。 只有把“心理”之研究强根固本了，才能更好地进行跨学科的合作。这不仅是心理学自身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为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使有效合作可持续。例如，使脑研究更好地、有针对性地为心理学做出解释；使人文社科更好地着眼于人，发挥更有效的人文作用。总之，如此合作才有价值，心理学才能在合作中不被边缘化。 如，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让·皮亚杰对儿童思维、乔瓦尼·维柯对古代思维，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在我看来，都有共同的或潜在共同的立场，即人的思维在个体身上的发展过程与在整个种族的发展过程具有相似性。看来，视群体思维与个体思维同构，皮亚杰并非是位孤独的行者，还有另两位同道。事实上，三人中的后者皮亚杰在其关于发生认识论的诸多论述中就处处体现了他的合作精神。 关于学科融合，可以“教育神经科学”为例。学界共识，教育神经科学是心理学、神经科学和教育实践进行深度整合的产物，是构筑在后两个学科之上的桥梁（A bridge between brain science and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ractice）。目前，不能说这座桥梁已完全建成，甚至有学者（如J.Bruner）指出：这是一座“过于遥远的桥梁”（Education and the Brain:A bridge too far）。但无论如何，它正在建造之中。最终这座桥梁建成和稳固与否，全赖心理学（或认知神经科学）能否为教育（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教学实践）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心理学（或认知神经科学）是这座桥梁的主体部分或桥墩。 在我看来，它仍未脱离相关学科“相交”而非相融的初级的合作阶段。根据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小泉英明的形象说法：“相交”（Interdisciplinary）具有静态性，可用平面的二维的相互重叠的文氏图表示。而“相融”（transdisciplinary）则具有动态性和发展的方向性，他以“超学科矢量”这一概念来表示这种方向性。因此，二维的平面图不能说明这种融合，必须以一个从底部起即有待整合的多学科而逐渐旋转上升（即相融的过程）的三维空间圆锥体方能表示——直径越来越小，乃至最后“融而合一”，这才意味着新学科的最终形成，其标志是有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原来参与融合之各学科范式的新范式。以此标准衡量，心理学与其他学科所形成的跨学科多数尚不够格吧！ 万事皆有度。不能为标新立异而跨，或为跨而跨。在新学科未全面融合之前，采取问题导向的研究体制是最合适的：既联合作战，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从不同的侧面去合力攻坚。目前，心理学还是应多做一些“以问题为导向”的现实合作项目，别忙着宣称“某某心理学”的诞生为宜。
现在有不少人呼吁建立中国文化心理学。我认为，从创立真正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心理学到一般地承认心理学存在文化影响或文化烙印，这其间其实存在不同的层次。粗粗分析，大致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最高，第三个层次最低。 在这三个层次中，对创立中国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现实可能性来说，第二个层次最具操作性。我们应该向第二个层次努力。 这里，可以稍提及佛教中的“唯识学”。我不知道“唯识学”是否属于这一层次还是上一层次，但至少可能达到了这一层次。要把唯识学的佛学概念（据说它有丰富的心理学内容，特别在认知领域）改造成现代人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心理学范畴，不妨先从构建“唯识学认知心理学”开始。 以唯识学为纲的具有完整体系的心理学（哪怕仅限认知心理学）似乎目前尚未面世，但国内有一些学者做了一些令人称道的开拓性工作，如李庆安、彭彦琴教授们的工作。彭彦琴教授等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比较了“现象学心理学与佛教心理学”两者之互补性及反传统心理学的“意识自然化”共同立场；以佛教五蕴系统为基础，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信息加工模型；从中西方的“惟我”与“无我”之别，论证自我的不同发展阶段；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注意力训练为“正念”的核心机制等研究；李庆安教授等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例，分析唯实学之“精进”的结构与功能并编制可实用的测量工具等，均难能可贵！但也许我们对唯识学寄希望过高——尽管它富含心理学元素，但它是否足以支撑整个心理学科的大厦，尚属未知。 目前在第二层次，话语权似乎还在西方心理学家的手上，因为现在心理学的范畴体系是人家提出来的。我们不妨也在这方面学学人家如何善于从现实中提炼这些范畴的，或许对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建构有所借鉴。 王登峰的七个维度、张建新的六因素、许燕的三因素等等，都在第三个层次。 现在我们谈论所谓中国文化心理学，恐怕还仍然停留在这第三个层次，因而谈不上是真正的中国本土文化心理学。对现存的心理学研究，它到底具有西方文化属性还是东方文化属性，哪怕我们不能一个个加以说明，但如果要使人信服你的本土文化心理学的话，至少应该以典型的研究为例，为它们分别贴上“这个研究属于西方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那个研究是属于东方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之不同标签吧！或者如一时从中难觅到“属于东方文化心理学”研究的话，那请告诉我们这些研究该如何按“东方文化心理学”的规范去做？——这并不难，打开任何一本国内心理学刊物，逐篇进行检查、改写即可。不过要知道，以三层次视角来看，“属于东方文化心理学”与“用心理学研究东方人的心理”两者可不是一回事哦！因为，前者是第一层次，后者仍可能为第三层次的研究。 李其维先生认为： 把所有关于“心理现象”的研究都纳于心理学的旗帜之下，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 强调心理学的应用现在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请问，拿什么去应用，咱的心理学！？靠那些离心灵鸡汤或“人生练达”的生活心理学常识不远的东西吗？它们堪负此重任吗？心理学家们不去花大力气、老老实实对心理本体做深入的、其他学科不能取代之研究，心理学这棵树是结不出自己硕果的！一个羸弱的心理学如何去“应用”呢！ 在心理学的应用潮流中，有一种相反的“自大”倾向也值得注意。随着心理学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青睐，致使有些心理学的从业人士自我感觉良好，甚至飘飘然视心理学为万能，不当地把那些尽管与心理学有些许相关但根本无力解决且也不属于心理学研究范围的任务，扛在自己肩上。我理解这些同志努力使心理学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和紧迫心情。低估心理学的价值要不得，但也请不要夸大心理学的功能，尤其不要越俎代庖，自以为通过心理问题的解决即可使本属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法律的、伦理的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这就有点因果倒置，陷入另一认识误区了。本质上，这也是一种学科混淆。 如，和谐社会与创新人才是现阶段我国心理学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任务，心理学家自然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施展身手的急迫心情。但另一方面，心理学家对心理学在社会发展和为其服务的系统工程中所应当扮演以及能够扮演的作用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对某些夸大的说法不以为然。 使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幸福，达于国泰民安之境，如何才能实现之，心理学自然有用武之地，但起关键作用的角色恐非心理学吧！ 举个也许不太贴切的例子：若赋予心理学对罪犯改造有多么大的作用，因而认为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甚或主要贡献，说重了，那就是个笑话！社会治理讲到底，其决定因素是政治、是经济！心理学只是配角而已。 再比如，说“个人有幸福感才能使社会安定”，这是一个典型的越界问题——从心理学越界走向政治学、社会学了。“才能”两字是要害——心理学不能承受之重！把“才能”改成“有助于”或“促进”尚可接受。之所以越界，乃是倒置了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心理学问题，它属于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伦理学、经济学问题之列。心理学应该研究幸福感的过程本身（加工机制）；自然，相应地，也要研究“不感到幸福”的过程（加工机制）。在此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建言献策。我一直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对心理学有挤压，致使心理学家丢失了本我，模糊了自己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典型的一例；是心理学，具体说是社会心理学向上述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屈服。 当然，我们不是说心理学的研究不能为政治服务，而是要明确：你——心理学应该拿什么为政治服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这种服务。 请不要轻率地越出了心理学自身要解决的问题的边界。归根结底，如前所述，要明了心理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在研究什么？ 当前，心理学家对自己到底应该在何种方向上发力似乎还没有找准，甚至对“心理”和“心理学”的内涵在心理学家共同体中尚未形成共识，这是上述所有问题、难题和尴尬处境之根源所在！ 李其维先生说： 有学者（李恒威等）呼应斯诺当初曾提出的“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根据认知科学已深深涉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很多领域的现实，敏锐地指出认知科学可成为“再启两种文化的对话”的渠道。如前所述，两种文化交织于心理学（认知科学）乃是由于心理学研究的是“人”这一特殊性所决定的——“人”既是“物”，也是“心”！这样的“再启对话”历史使命，舍我心理学其谁！ 国内很多学者（朱滢、韩世辉、周晓林等诸位——请恕所列不周）在社会神经科学领域的坚实的实证成果在这一对话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引学界瞩目。当然，这些研究若从“证明了某些社会心理的神经基础”上更进一步，跳出纯生理机制的层面，对心理与生理的融合做出统一的机理解释，那就更完美了。其他领域的神经科学研究似也面临类似的状况，即为我前面所说的“启示”与“反哺”的不足。 几年前我在天津师大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说过，我看过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为北师大王芳同志），其中讲到所谓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发展历史的“双生性”，即“当我们梳理美国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主题更替脉络时，毫不意外地发现其与同期的社会发展历史宛若双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们针对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你不能说它们只是西方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人家自己也不把它们添加上“西方文化”的标记。 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我了解有限，所知浅陋，有些研究还是值得称道的。如金盛华教授提出的“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及后续系列研究、乐国安教授关于“集体行动整合性模型”和“网络集群行为分类框架”的设想、俞国良教授关于国民幸福感在社会转型特殊阶段的“震荡与变迁”的观点、许燕教授关于自我和谐作用的论述等等。可以说它们有的已具有上述“次级范畴”的意思了。 应用工作做得较好的是决策心理学。决策问题有点特殊性，它既具有基础心理研究的属性，同时正因为其基础性，于是它又在管理、社会、经济行为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甚至几乎渗透于所有人的活动领域。关于决策中的有限理性研究，心理学占据重要地位，心理学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极大提升了其在经济、管理等的应用价值。这是有目共睹的。 国内李纾教授足以厕身于当前有限理性研究中之佼佼者之列。他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有别于无限理性和规范性理论的“齐当别决策模型”。它在众多决策理论中以其简洁而有效的特征独具特色；后续展开的一系列检验与证实其合理有效的研究也值得称道！ 最近在与西北师大的年轻学者舒跃育同志的微信交流中得知，他近年拿了个国家社科基金，就是探讨心理学本体论和方法论关系的。我非常为他高兴，视他为思考“心理本体”路上之同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所强调的“心理本体”与他的“心理学本体”有何异同。直觉上感到我们思考的角度不尽相同。他可能是从心理学史中各家之说的角度梳理其理论与方法如何相适与统一的，并不以对各家“心理本体”本身（如果有的话）之臧否为侧重。不过，我倒希望他能在论述时兼顾我前述向书昌教授的建议。 我非常同意辛自强教授在“发展心理学并非实验科学”一文中表述的观点及对皮亚杰研究方法的肯定；而且我很奇怪，如此重要的观点为何竟未在发展心理学的圈子中引发应有的更大反响呢？ 李其维先生说： 我以为，心理学从业者至少应具备如下基本能力： 首先，应能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发现或确定要研究的方向性问题； 其次，把此方向性的问题再进一步转换为具体课题（科研项目申请通常由此开始，一般而言，此时研究者已有初步的结果预期和理论模型的设想）； 再次，把课题变身为具体的任务（这时，如使用实验方法，就需要对可能所涉变量和研究范式作初步考虑）； 第四，基于统计技术和行为实验设计技巧，设计出正确的完成操作任务的程序；这一环节涉及具体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我想多说两句。 由于各心理学分支有其特殊性，故似不能一概而论排除非实验方法。有的心理学分支，如发展心理学，甚至因时间的“单向”特性，所以无法进行把“时间”作为变量处理的实验研究，因而无法从此类实验中真正获得关于“发展”的信息。因此，发展心理学面临的心理过程与机制似乎有两种：一种是纵向的发展过程和机制；另一种是操作当前任务的横向过程和机制。 当然，发展心理学并不完全排除实验法——这倒不是因为它本身有“非发展”的问题，而是即便对“发展”而言，我们在获取各年龄段所谓“非时间所控制的静态画面”时（这时并不是以年龄—时间为变量，而只是据此而取样），实验方法仍是可以出力的，而且它们对最终形成“动态的发展过程”是有用的。当然，实现从静态向动态的超越需要某种综合、概括和理性思考。应该承认，如此所得到的关于“发展”的结论只是间接的推论，而不是直接的发展事实。 以上四步是一项研究逐次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第五，根据所获数据修改原初设想的理论模型或建立某种新模型。这是一个使研究反向地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概言之，上述基本能力是所有以“心理的过程与机制”为主旨的实证研究而非理论思辨都需掌握的。它可简化为五个主题词：问题、课题、任务、程序、模型。它们如何被实际运用支撑着你的整个学术素养。因为，从问题开始向其后的每一次转化，都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选择——如何选择，则决定于你的水平，也决定了你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级高度。 当然，你同时还要熟悉采集数据的各种instruments的原理及其具体操作，以避免被这些instruments牵着鼻子走而只是获得一些无效的数据。
李其维先生说： 希望今后的各种心理学的论坛，越办越多，越办越好。“好”的最简单的标准就是要让参与者在论坛上有交流，甚至有交锋。此乃学科发展动力源之一，是思想与理论得以锤炼和建树之正途。如此，论坛才有生命力。否则，论坛就是个换了叫法的报告会而已了！ 比如今天的论坛（编者注：指2018年12月20日在深圳大学举办的“心理学科高峰论坛”），我就不认为我的发言是什么“非主流声音（观点）”。它只是多种声音中的一种，只不过因其对错之处斑驳其间，因而可能反对者比赞同者更多而已。 当下，心理学需要一场清理门户、廓清战场的“正名”之举！ 只有如此，在面对前述神经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人工智能等多面挤压时，才能胸有底气，心中不慌！ 只有把“心理”之研究强根固本了，才能更好地进行跨学科的合作。这不仅是心理学自身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为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使有效合作可持续。例如，使脑研究更好地、有针对性地为心理学做出解释；使人文社科更好地着眼于人，发挥更有效的人文作用。总之，如此合作才有价值，心理学才能在合作中不被边缘化。 以上有点冗长的文字，若有人耐心听（看）完，则李某幸甚。这已属奢望，不敢再有什么“嘤求友声”的过分之想了。“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忧、求之间，听命于识者之判吧！ 想让生活更加和谐幸福吗？那就来学习督导学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