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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墓主不是根据出土的多枚印章等证据确定为西汉第二代南越王即南越文帝（王）赵眜了吗？还有什么可以争辩的呢？实际上，对于象岗汉墓墓主身份的确定，在学术界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些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的相互矛盾上。 1.考古人员对墓主身份的确定依据 象岗南越王墓的墓主身上共发现9枚随葬的玺印，分装在3个小漆盒里（漆盒已经朽烂，专家是从漆皮和朽木痕推断是用漆盒盛装的）。第三个小盒里面共有两枚玉印，其中之一是刻着“赵眜”印文的玉印，这枚印是实用印，印文内还留有朱红色的印泥。既然是日常所用，就不会是专门为了随葬而制作的冥器，自然也不会出现印文的字刻错之类的问题，因为如果印文刻错了，日常使用中很快就会发现了，不可能一直用到墓主死后并继续用于陪葬。
“赵眜”玉印 将有关墓主身份信息的个人印章随葬的习惯在西汉比较常见，一些未被盗掘的西汉墓葬如湖南沅陵侯吴阳墓、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徐州宛朐侯刘埶和土山刘和墓等，都是根据出土的随葬墓主私章确定身份的，这些私章相当于古代的“个人身份证”，它们有的是实用印，有的则是疑似专门制作的冥器，但都能够借以确定墓主的姓名。象岗汉墓的墓主身上再未发现除“赵眜”玉印之外的个人私章，因此，可以肯定，墓主的名字就叫“赵眜”。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刘贺”玉印，这枚方寸之印出土于刘贺遗骸的腰间
“刘和”玉印，1996年出土于徐州市铜山区土山西汉墓，考古人员借此确定墓主姓名。由于该印雕刻较粗糙，且有缺笔，所以推测是专门制作用于随葬的冥印。该墓更为人所熟知的是，里面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银缕玉衣。
徐州簸箕山刘埶墓的随葬金印和印文“宛朐侯刘埶”。考古人员正是据此认定墓主为曾参加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的宛朐侯刘埶 和“赵眜”玉印相印证的是，西耳室还出土了数块有“眜”字的封泥，这也可以佐证“赵眜”玉印确实是墓主的私人名章。
“眜”字的封泥 第三个小盒里的玉印除了“赵眜”玉印之外，还有一枚刻有“帝印”印文的玉印，这枚玉印同样是残留朱红色印泥的实用印。西耳室也出土了两枚“帝印”封泥，而且封泥上的“帝”字的结构与这枚玉印的“帝”字不同，推测墓主生前使用的“帝印”至少有两枚。
“帝印”玉印（上）以及“帝印”封泥（下） “赵眜”玉印和“帝印”玉印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出土于一座王侯级别的大墓，这样的证据也明确指向“赵眜”就是南越国的某位“皇帝”，那“帝印”里所指的“帝”，又是南越国的哪个“皇帝”呢？ 其实，在没发掘出土这些玺印之前，考古人员已经从整个墓葬的规模之大（岭南地区已发掘墓葬中数一数二）以及墓道中出土的陶瓮上的“长乐宫器”印戳、东耳室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的勾鑃、墓主身着玉衣下葬等，已经倾向于认定墓主便是史书记载的“南越文王”了。
长乐宫器戳印文
正中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的勾鑃。勾鑃是古代吴越地区的乐器，和甬钟比较相似，但在使用上有所区别。甬钟是悬挂着演奏的，勾鑃则是倒插在木架座上演奏的。“文帝九年”勾鑃是南越国当地所铸，而南越国当时不受西汉朝廷直管，因此，不奉汉朝的正朔，所刻的“文帝”自然不是指汉文帝，而是南越“文帝”。 墓主身上第一个小盒里面“文帝行玺”金印的出土则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赵眜”的身份就是“南越文帝”。这些出土于墓主身上、墓主生前使用的玺印自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了，2000年前就固定下来、未曾被盗扰的证据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墓主身上发现的文帝行玺金印 2.赵眜和赵胡 按理说，南越文帝金印和赵眜印同时出土，而且又是实用印，且与《汉书》所记南越第三主赵婴齐继位后“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玺”的记载相吻合。墓主应该就可据此确定赵眜就是南越第三主即南越文帝（王）了。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根据《史记》《汉书》这两大权威史籍的记载，南越文王的名字不叫赵眜，而是叫做赵胡。《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赵佗）至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明确说明赵佗死于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赵佗死后是由孙子赵胡接班的，而且赵胡死后，谥号为“文王”。 赵婴齐接替赵胡为南越王后，就把他先人的两枚玺印“武帝、文帝玺”藏起来了，“武帝”指的是第一代南越王即南越武王赵佗，一度与西汉朝廷关系对立的他，曾僭称为“南越武帝”。“文帝”指的是南越文王赵胡。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朝派大行王恢攻打东越时，王恢曾派番阳令唐蒙把汉朝出兵的意旨委婉地告诉了南越。唐蒙回来复命时说道，当时“南越王黄屋左纛”，黄屋是古代皇帝车上用黄缯做里子的车盖；左纛则是古代皇帝车上用牦牛尾做的装饰物。“黄屋左纛”是当时皇帝才能采用的东西，这个词通常用来指代某人称帝的意思。 建元六年（前135年），此时赵胡已经继位南越王，那么唐蒙所说的采用“黄屋左纛”，僭伪称帝的南越王，自然指的就是南越文王赵胡了。想必他继位后也学他祖父赵佗僭伪称帝，所以才会自行铸造了“文帝”的玺印。 赵婴齐在继位前曾长期在西汉朝廷当人质，和汉廷关系亲近，也知道汉朝的强盛，于是在上位后将他两个先人僭伪称帝的玺印藏起来，主要是为了表示服从西汉王朝的统治，断无再继续僭伪称帝的想法。那这两枚玺印到底藏到哪里呢？“武帝玺”的下落史书没有记载，不好说。“文帝玺”的下落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但却可以推测出来。赵婴齐原本在长安当人质，南越文王赵胡病危时，他便请求回到南越国，准备继承王位。后来，赵胡病死后，成为南越第三主的赵婴齐主持了其父亲赵胡的丧事时，随便把赵胡生前所用的“文帝玺”作为随葬品，这是合理的推测。 那文献中的“赵胡”是否就是象岗汉墓的墓主“赵眜”呢？ 3.高寿的赵佗带来的疑团 史籍中除了出现和出土印章不一样的“赵胡”引发墓主名字之辨外，南越第一主赵佗也是引发讨论的焦点，特别是关于他的寿命上。《史记·南越传》记载，汉文帝元年（前179年）朝廷派遣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南越王赵佗在接见陆贾时说：“老夫处越49年，于今抱孙焉。”文帝元年上推49年，正是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开始统一六国后的灭赵之年，此时距他完全统一六国还有6年时间，这和秦王嬴政在统一中国后才派兵南下平定岭南的史实出现矛盾。 考古人员认为，这里的49年应为39年，因为古时的“卌（四十）”和“卅（三十）”很容易误认或误笔，传抄时不小心容易写错。而且由文帝元年上推39年，正好是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与《史记·主父偃传》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的赵佗入越之年相吻合。 因此，从《史记》的记载来看，赵佗自前203年建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王”至前137年去世，在位长达66年。学者推断，秦始皇是在其在位的第28年派五军统一岭南的，赵佗是将领之一，这年（即公元前219年）下距赵佗的卒年也有82年整了，假定赵佗入越之年是20岁，那他就活了102岁了，这么高寿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社会，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目前所知，封建社会的400多位帝王中，寿命能达到70的并不多，80以上的只有8个，最长寿的皇帝是清朝乾隆皇帝，87岁4个多月，和2000年前的赵佗相比，仍少了一截。所以，一些专家认为从常理上看，赵佗和赵胡中间长达66年，应该还有某位传世史籍失载的南越王，这样才符合常理。 《汉书》上的一段记载也为这种想法提供了空间。《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关于南越国的世系传承上，有一段记载：“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粤王，”也就是说，“建元四年”后面和《史记》相应的段落比较，缺了个“卒”字，而这一字之差，意义可就大不一样了，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为，根据《汉书》这段文字所记的话，“建元四年”并非赵佗去世的年份，只是赵胡继位的年份而已，赵佗建立南越国到和他的孙子赵胡继位的这66年左右的时间，南越国世系传承是什么情况，赵佗到底有没有先传位儿子，再由儿子再传给“佗孙胡”；还是像《史记》所说的那样赵佗在位长达66年，于建元四年死后直接把王位传给孙子赵胡，这时候就搞不清楚是哪种状况了，变成了一笔糊涂账，后世一些研究者自然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揣测和补充。 历史学家吕思勉便根据《汉书》的记载认为赵佗不可能活到100多岁后直接传给他的孙子，中间应该还有一位南越王，这位南越王就是赵佗的儿子，建元四年（前137年）其实是赵佗的儿子死了，然后他的孙子赵胡继位为南越王。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史汉皆不书佗子，盖外藩事略”，觉得因为南越国是不受西汉朝廷控制的外藩，所以对它的记载也就不那么重视和详细，所以就漏载了赵佗儿子的信息。
一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1884-1957） 不过，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否定和忽略了《史记》的相关记述，只是一种主观的猜测。《史记》出现时间更早，是西汉人写西汉事；《汉书》出现时间比《史记》晚约180年，是东汉人写西汉事，一些内容还是参考《史记》的。所以，通常来说，记载同一件事的话，学术界都是认为《史记》的更为可信，如果只采用《汉书》的内容而忽略了《史记》的内容，无疑是不客观，不全面，结果也是会有问题的。 假设赵眜是《史记》《汉书》漏载的第二代南越王的话，由于“第三代”南越王赵胡已经自称过“文帝”了，所以赵眜便不可能再称为“文帝”。而按常理，曾经僭伪自称“文帝”的赵胡，他自用的文帝玺印应该是给自己随葬使用，又怎么会跑到先于自己死去的“南越x王”赵眜的墓里呢？这便说不通了。 《汉书》在有关南越国的资料中，最后一段写道：“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五世”说明南越国先后共有五代南越王，这和秦朝开国皇帝嬴政称为始皇帝，第二位皇帝胡亥称为秦“二世”一样的道理。而这五位南越王，无论是在《史记》还是《汉书》里，姓名都是写得清清楚楚，按先后顺序为：赵佗、赵胡、赵婴齐、赵兴、赵建德，其中赵佗和赵胡是祖孙关系，赵兴和赵建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 南越国“五世”对应这五位南越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根本没有漏载任何一位南越王，这五位南越王的结局，在史书中也都有交代。所以，臆测还有一位史籍失载的南越王，这过于主观了。 实际上，《汉书》说赵婴齐“藏其先武帝、文帝玺”的记载，不正和赵眜墓内出土文帝行玺相互呼应吗？说明赵婴齐应该是将“文帝玺”在“南越文帝”下葬时埋入地下随葬了，这也直接说明了赵眜便是赵胡。 因此，吕思勉和泷川资言的猜测是不能成立的。 4.赵眜又叫赵胡的几种推测 对于为何《史记》《汉书》都将南越文王（帝）记成赵胡而非赵眜，考古人员认为《史记》将“眜”误为“胡”，有可能是因为司马迁写作时所根据的档案资料不实导致的。也有可能当时司马迁所依据的档案资料没有错，他在《史记》里确实写的也是“赵眜”，但是后来班固在从《史记》摘抄相关资料时抄错了，写成了“赵胡”，后人又片面认为《汉书》写的“赵胡”才是正确的名字，《史记》写的“赵眜”是错的，于是将《史记》的“赵眜”一律改订成了“赵胡”，然后沿用了下去，导致一误再误。上述是考古队的解释，他们认为应该根据出土的印文改赵胡为赵眜，以还原他本来的名字。 但是，还有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出土文物的信息和传世典籍的记载都没错，也就是说“赵眜”和“赵胡”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却使用了两个名字。那这又如何解释呢？这方面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导致一人二名的原因是因为南越国汉越两族杂处融合，南越国的统治者于是又有汉名，又有越名，“胡”是汉语名，在与汉朝交往的正式场合使用；“眜”是越语名，是自己在南越国宫廷内使用的。这与春秋后期吴国公子光又叫阖闾是同样的道理。 另一种解释则颇有些阴谋论的色彩。有的学者认为南越第三主赵婴齐曾作为人质到长安宿卫，汉廷不会不问他父亲的名字，因为古人入官，必报三代出身。所以，从这点来说，汉朝留下的有关赵婴齐父亲名字档案资料必定是根据赵婴齐所说的记载下来的，不会是凭空胡乱记载。所以，该学者结合当时汉廷大兴巫蛊之风的背景，猜测出现“赵胡”“赵眜”相互矛盾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汉廷曾对南越王施巫蛊法术，所以赵眜一方面怕被扣留为人质，不敢入长安，同时也怕汉廷对其施蛊，所以连自己的真名也不敢让汉廷知道，只让儿子赵婴齐报了个“赵胡”的假名，这样就可以避免汉廷对其进行诅咒云云。这种猜测虽然别出心裁，但同样也是过于主观，并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来支撑。 5.两枚“泰子”印章 还有个尾巴必须交代一下，那就是关于出土的“泰子”印章。上文说到墓主身上有三个小漆盒，第一个和第三个的漆盒装的玺印都已经介绍了。第二个漆盒上文还没谈到，而这个漆盒里面的印章其实也是很耐人寻味的，里面装的分别是一枚“泰子”金印、一枚“泰子”玉印和一枚没有字的玉印。
“泰子”金印及其印文。金印方形、龟钮，重74.7克。 “泰子”其实就是“太子”，也就是说，从印文上来说，这两枚印章应该是赵佗的儿子拥有“太子”的身份时使用的。象岗汉墓的墓主经过上述考证，已经确定是赵眜便是赵佗的孙子赵胡了，那这两枚从常理上来说，应该是赵佗儿子才有的印章为何出现在赵佗孙子赵胡的墓里呢？ 据《史记》的记载，汉文帝元年（前179年）赵佗在接见陆贾时说：“老夫处越49年，于今抱孙焉”，假设赵佗的孙子是他的长孙，再假定这个长孙就是这年出生的，那他在赵佗去世的时候（前137年）已经42岁了，加上南越第二主赵胡在位有16年左右，那他死的时候至少已有58岁了。可是，根据玉衣内发现的墓主遗骸鉴定，墓主是个年约40-45岁的中年男性，所以此墓的主人不可能是赵佗的长孙，只能是他的次孙，这就更显得这两枚印章的奇怪之处了。 赵眜与赵佗既然是祖孙关系，一般来说就不是太子了，所以出土的“泰子”金印与“泰子”玉印极有可能是赵眜父亲的遗物，由于也算属于赵眜的个人收藏，因此赵婴齐将这两枚“泰子”印章随同“文帝行玺”金印一起给随葬了。当然，还不能排除赵佗曾经立孙子赵眜为太子，这在古代是有先例的。如《史记·秦本纪》就记载秦文公的太子死后，秦文公又立长孙为太子。
“泰子”玉印 另有一种可能，就是“泰子”金印是赵眜的父亲当太子时的遗物，“泰子”玉印则是赵眜被他的祖父赵佗立为太子时自刻的印信，这中猜测并非完全是主观臆测。其根据是这两枚“泰子”印章的风格有所差异，“泰子”金印四周有边栏，正中有竖界，时代显得更早。而“泰子”玉印则没有隔界，与汉武帝时期印文布局相一致，时代比金印明显较晚。
汉武帝在前109年征服古滇国后赐给滇王的“滇王之印”，后来在1956年11月于云南晋宁出土。该印的布局和“泰子”玉印相似。“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 由于《史记》《汉书》对南越国的记载相对简略，而且司马迁和班固写作时所根据的资料来源比较复杂，导致书里面还出现了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果研究时如果以传世典籍为主要根据的话，容易钻牛角尖和出现各种脑补现象，会不断否定出土文物的正确信息，彻底陷入了不可知的泥潭。所以，笔者认为，墓主身份的确定应直接以出土文物为主，这些2000多年前就固定下来的证据链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应该让其起到纠正史籍的作用，而非反过来被传世史籍所质疑甚至否定。（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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