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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手足意，指断情何堪 ——仅以此文痛悼挚友张玉森 24年的春节期间，我由外地回到了三年都没有回来的故乡，刚到家没多久，就得知我发小的朋友张玉森过世的消息，我独坐良久……，张玉森是23年的年初得的病，不到一年就故去了，这不免有些太快了，这委实让人接受不了。 我与张玉森认识，是上个世纪的68年的时候。那时，全国性的武斗刚结束不久，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第一批刚刚过去。我的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是在另一个学校完成的，在二年的时间里，年龄虽小但也参加了中学文化革命的活动，期间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目睹了身边生与死的骤变。在67年的下半年，经过了缴枪，成立革委会等时期，我感觉不能让他人认为我参加文革存在其他目的，这个学校在军宣队进驻后，我谢绝了军宣队赵连长的挽留，退出了这一学校。应该是1968年的九月份，我来到了我们居住的地区另一座中学-市立十七中学，按照墙上贴出的名单，找到自己即将上学的班级，那时学校也为适应文革的特点，班级不叫班，而是叫排，因此我们的班级叫做四排。从此，认识了张玉森，我那时刚刚十六岁，我与张玉森的家，应该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住的应该说是很近，直线距离也就不过300米左右，但由于我们不在一个小学上学，未曾有过谋面的机会。如果这时没有成为一个班级的同学，恐怕到死也很难有交集的机会，因为我们两家虽然直线距离很近，但是属于完全不搭边的两个地区。我们住的是单位的房子，基本都是一个单位的。而他们住的地区其成份则是复杂得很，工人，农民以及其他成分的应有尽有，应该说完全不是一个归属世界的。 我与张玉森成为了同学，至少在2-3公里的上学路上经常遇到，至于为什么成为了朋友，是他似乎对我还是比较尊重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对他则还以相互尊重。听其他同学讲，张玉森从上小学到毕业一直是那个小学的大队长，按照当时我刚经历过武斗，好像对一切都熟视无睹，但在小学期间，我也是个不错的学生，对一个当过大队长的学生，我还是高看一眼的。至少从此以后我们两人之间来往的逐渐多了起来。 随着交往多了起来，那时候学习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上课只是学语录，也没有正式的统编教材，整个教育体系还没有走上正轨。因此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很少谈及学习，因此直到现在也没有谁来议论当时谁的学习的孰优孰劣，更没有作业这一说。时间不长，这些新同学就互相串起门子，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三三两两我们这个年龄的男生或女生在闲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到过张玉森的家里。那时候的社会和家庭，都是穷字当头，孩子都比较多，吃的穿的都不像样子，社会贫富差距还不像目前这样大。但张玉森的家的贫穷程度还是让人吃惊，在杂乱无章的小巷里，一大一小两间坐西朝东的两间厢房，房间内除了晚上睡觉的被褥别无它物，地下靠山墙只有两个抬高的箱子摆着桌面上的东西在当着桌子用，家中别的了无长物，让人感到寒酸无比。据过后听别人讲，当初，他们家也并非如此，张玉森的父亲，是一个蔬菜加工厂——通俗点讲也就是酱菜加工厂的会计，也不知是文化革命前，还是文化革命中，犯了经济问题的错误，事发后，不知是以物抵债，还是把家产变卖还债，最终成了如今这个样子。张玉森下边还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在我家没走五七之前，又生了一个女孩，别说是日常花销，就是一日三餐也是困难异常，依稀记得有几次，我们朋友几个也是偷偷从家里拿来粮食接济他家，可是那时谁家也谈不上富裕，对于他家的困难也是仅能如此。 这时候的社会上，各地的武斗都刚结束不久，各行各业也都刚恢复生产不久，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正方兴未艾，学校尚未恢复正常的学习，各方面的秩序正有待于恢复和建设，从国家到地方大都是茫然一片。在社会和学校里，虽然倒没有惊人的大事，抢军帽和打架斗殴事件却时有发生，我也像有的同学那样把大号的螺丝刀的刀尖磨成刃状，装在书包里，以防突来的不测。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并没有不测事件的发生，只是过着淡然无味的日子和生活。 过了应该不到半年的时间，大概是感觉我们这个年部的班级太多，记得好像是十八个班，学校教师不够用，就调来部分本年级的学生来代替，只是把一个班的学生拢住就行，学习如何并不重要，昨天还是大家任意唾骂的被专政的牛鬼蛇神，今日就变成了讲台上的师表人物，无奇不有，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整编后，我们这个年部好像变成了十一个班，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我离开这个学校。在这次的调正中，刚建立的同学体系又土崩瓦解，我被分到了六班，张玉森被分到了二班，究竟是以何为依据这样分班级谁也不清楚，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班，这个地区的五六个地段的学生都有，奇怪的年代出现奇怪的事情，一切都是见怪不怪的，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主要特征。 我和张玉森没有在这场变故中失掉联系，反而成为了好朋友，我们其他几个几乎从来没在一个班级待过的人都成了好朋友，这几个人分别是张玉森，沈志遂，赵哲，曲文祥和我。其中除了张玉森和沈志遂上学起是一班同学，其他的赵哲是八班的，曲文祥则是五班的，我则是六班的，至于我们之间是如何相识到相知的，恐怕是岁月太久了也是忘记了。至于我们之间都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直至今日即使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来，这恐怕就是应该记在缘分的份上吧。在我们这一生中，不谈在几年的学年生活中，即使到社会上，以致于我们这七十有余的岁月里，我们都是我们这一代相识的同学中都羡慕异常的组合。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人们形容命运对自己的不公。转过了69年，这样的祸事竟降临到我们家的头上，这就是我父亲被确定为“五七战士”，在当年要是谁被确定为五七战士，全家都要举家迁往农村，任何人也不得例外。这就是当时的政策。我父亲文大前，是在矿区的工会工作，文革开始各级工会被砸烂，几年中仍无定论。继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之后，各地又兴起了建五七干校，尚无建校条件的就要把还无归属的各级干部分别送到农村去。作为我父亲，其工会的主席，副主席都要成为五七战士举家迁往农村，何况作为一个一般干部的我父亲，这是命运所在，说不得其他的。但作为我母亲好像就不同了，我母亲是农村长大的，也是农村出来的，而且我父亲在五七年干部下放时举家就迁往几百里以外的农村一次，生活的煎熬使我母亲的眼睛差点失明。如此境况我母亲怎么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带着我们去往农村，于是连续几个月都是在郁闷中度过。但“天若有情天亦老”，小胳臂是拧不过大腿的，一次父亲回来说，我父亲被任命为公社五七战士连长，一个月内我们全家在必须在农村就位，否则则难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对此母亲无可奈何只好认命。在为举家乔迁作准备的时候，因为头一年的烧柴问题要靠单位解决，单位给准备了三吨煤泥作为解决途径，但要靠自己完成从煤泥池中到地面的运输问题，在这急需用人之际，我想到了我的这几个好朋友，和他们一说都是没有二话，第二天，我们几个跟随着父亲来到老虎台矿的煤泥池子，现成的箩筐和扁担，十六，七岁的年纪，也正是干活的好时候，虽然干的大汗淋漓，汗流浃背，大概有二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量。回来到我家吃了中午饭，几个好朋友干的活，把我的父母感动异常，这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事情，几天过后，我和这几位朝夕相处的朋友洒泪而别，依依不舍地奔向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按照一般所言，我们是七零年毕业生，也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但我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也曾为知识青年的头衔而满怀愧疚。我是在毕业前的三个月离开城市这所学校的，到了农村，我还是到农村的中学上了三个月的学，维持到了与市内我们这届学生的同时毕业，市内的这届毕业生，有一半进了工矿企业，另一半下乡到了农村。我的那几个朋友，据不太确切的消息，有二个进了工厂，有两个下了乡，对曾经的朋友关心是应该的，但是此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目前连个毕业证都没有，我们算不算知青，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思来想去也是一片茫然。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过后，我终于实现了回城。我是作为即将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中专生而回城的。在我第二天就要启程返回市内的时候，我兴奋得一夜之间都是未曾合眼而是瞪着眼睛度过的，可见在农村二年多的时间里，自己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经受了度日如年般的煎熬。此时，在几个月前，我父亲也被原单位抽调回另有委任，我家的其他成员也在73年春节前举家迁回市内。一场恶梦终于结束。 迁回市内，我们家没有迁回原来的地区，而是搬到了另一个地区。当初那几位朋友，有的进厂当了工人，有的下乡当了农民，再也不会如当初的朝夕在一起了，由于我的姐姐尚居住在那个原来的地区，我偶尔也会到她家探望，一次好像是开春，我下了电车，走过了人工河桥，到了一个三岔口地区，这是这一地区到各地段的必经之路，我看到一群人在路旁的一个粪堆旁在刨粪，那时天还是挺冷的，但干活的却穿着单衣和背心，，可见这活是非常辛苦的。这人群中隐约间似乎有张玉森的身影，我走了过去，果然是他，攀谈了一会，分手之后，我感到十分纳闷，只知道张玉森是下乡了，但如果下乡他就不应该在这里出现，出现在这里，他就不是知青身份，而是纯粹的农民身份。后来打听了其他几位朋友，才弄清了事情原委，此时，张玉森的身份确实是农民，这与他父亲当初那段错误历史有关系，这应该也是一个处理结果，结果他们家的身份成了农民，如果没有意外，按现在的发展，张玉森的未来就是农民的命运，这确实是令人悲哀的事情，但又是令人无可奈何的事情。 时间不长，大概有半年左右，接到朋友电话，告诉我张玉森被应征入伍，大家齐聚欢送他，当兵，这在当时来讲或许是张玉森一条最好的出路，否则这辈子就是一条死胡同。我们到了他家，张玉森已经穿上了一身崭新草绿军装，只是缺少领章帽徽。高挑的身材配上这身军装，也是帅气极了。我们都替他扬眉吐气，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快意，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公社的解放车，挥动着彩旗，顶着凛冽的寒风，簇拥着我们的好友，一直将他送上列车，都含着热泪，目送着列车徐徐开动慢慢地驶向远方。 “幸福的人们境遇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们则各有各自的不幸”，在张玉森参军走后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又接到消息，这次是张玉森的父亲失踪了，当我们赶到张玉森的家里，张玉森的父亲已经找到了，但找到的不是活人，而是一具尸体。冰冷地躺在一条河道的岸边。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张玉森的父亲我们都很熟悉，原来什么性格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和张玉森接触后，看到的他父亲就是后来的样子，矮矮的个子，从来不说一句话，和我们见面就是点点头示意而已。从六几年的经济事发后，他可能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公职没了，从前的家产也充了公，最后全家的城镇户口也没了。如此说来，他的心中和头上的压力恐怕比天还大。除了世间的几口酒外，恐怕也是别无贪恋。从另方面来讲，张玉森的母亲我们也特熟悉，和我们打交道的时候更多，高高的个子，与他丈夫相比无论是身高上，还是性格上反差都是很大的，她是个较为强势的女人，也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她曾经在我父亲的单位做过临时工，我父亲亦可以讲出她的名字，也可说出她很多的事情来。在如此的条件下，在如此的境遇下，就从她不可逆来顺受的秉性和性格来讲，生活，境遇的每况愈下，自然是脾气性格一天不如一天。在玉森父亲出走的前一天的晚上，老两口因为二儿子的琐事吵了几句嘴，老头便关门出去了，结果第二天发现人还没回来，这才想起来找人。这老头的死，其想法恐怕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这次的吵架也只是一个媒介而已，想死的念头早埋于心间，而这次致这老头于死地其实并不是那深浅不及腰深的小河沟，而是命运的不济以及这一家人的生活重压压垮了他，从这一点来说人死了倒是一种解脱。在这种状况下，谁都有满肚子的话，而又无从说起，只好默默的做事。又能怎样呢？于是，按照世俗走完了丧葬程序，最后把这可怜的老人埋在大路旁边的山坡之上，我们也把始终一言不发的张玉森送上回部队的列车。 张玉森入伍的部队位于沈阳的杨士屯，是个汽车团，在这事之后，我们担心此事会对他有一定影响，我们大家又在一块到其部队去探望了他。发现并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发生。此后的几年中，张玉森也逐步实现提干并不断得到提升，我们也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年华似水，岁月如梭。几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我也结束了学习生活分到了单位，下乡的也陆续回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随着年龄的增长，陆续走入了谈婚论嫁的年代。先是年龄比我们大一岁的两位，然后是我，再次是下乡比我晚回来一段时间的一位。此时，张玉森的婚事牵动着我们几个的心弦。好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张玉森在部队提升到了营长的职级，并且已经转业到沈阳高等法院，并处了女朋友。并定下了婚期。到了婚期我们几个都带着妻子，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张玉森家，张玉森的女朋友姓白，是沈阳市的一位街道干部，但让人有些不解的是，她只是跟着玉森一个人到这里来结婚，其父母和亲属家人一概不见，按照传统还是讲不通的。玉森没解释，我们也不便问，大家共同商议了结婚的先后议程，由于也没有什么外人，就共同推举我担任这婚礼的司仪，我也感到责无旁贷，就毫不推脱地担起来这个重要角色。完成了典礼，进入了结婚宴席，这个宴席基本没有外人，除了玉森家人就是我们这些朋友，我们这些人都是抱着不醉不归的态度，因为张玉森是我们这些人最后一个完婚的人，而且也是我们这些人当中最不易的一个，因此没有理由不由衷地为他庆幸，为他祝福。 至于张玉森怎样到的沈阳高法，由于这些年自己行色匆匆，在老家的时间很少，只是最近才得知，而且也是相当不易的。按照当时那个年代，部队的规矩是哪来的回哪，按张玉森当时的级别顶多回来做个乡镇一级的一般干部，如果那样那张玉森下辈子恐难以有出头之日。而张玉森的岳父即小白的父亲是一个军事研究部门的教授，不知是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女婿主动找到，还是张玉森部队上司的推荐，总之是张玉森的岳父的运作把张玉森调到了沈阳，并将其送进了沈阳高法，如此不但使玉森成为了自己的女婿，而且这也给玉森日后的出路打开了途径，至少是铺平了道路。在日后的日子里，张玉森的如何，即使包含了多少自我奋斗的努力，但如果没有小白父亲给其创造的前提条件，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以后这些年的交往中，我们也曾听到过玉森的两个弟弟的一些怨言，抱怨张玉森只顾小白那边，而不顾自己的兄弟情义，但对于这些我们一般都不置可否，一笑了之。至于实际情况又是如何，我们也很难作出考察和公允判断，毕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如果即使如此，我认为张玉森的做法似乎也是对的。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世上之人都应努力做到这点，至于自己的兄弟之情，只是酌情办理的事情。比如，在玉森他们家的户口改正之事上，玉森也是尽了全力，其三弟从看书所的犯人一跃成为了看守所的厨师，即说明了张玉森的努力。然而，世上一切事情都想办得顺风顺水，八面玲珑，恐怕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纷纭复杂的。 沧海桑田，岁月如梭，几十年的光阴在燃指之间过去，我们在各自的事业上有了不同的成长，张玉森成为了省高法的一名庭长，我也成为了一家几万人企业的行政办公室主任，我们中间的另一位也成为了一家大企业的劳动模范，多次进京观摩和参加会议。在这几十年中，我们的联系从来也没有中断，谁家里有大事，有消息必到，孩子的婚事，我们没有一次，没有一人漏过。在同学之间，大家都对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在同学们如讲起我们，一般都是一脸的敬佩之情。 退休生活，这也是人生的必游之路。我们不管在什么岗位，退休的时间也是大致差不多。在一次联系中，张玉森向我透漏了想与大家一聚的意思，我立马照办，在我的召集下，我们五人加上各自妻子，齐聚我家附近的酒家，我们畅谈了近一天，有聊不完的事情，有说不尽的心里话，而从此之后，以此形成了惯例，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位张罗大家的聚会，路途有近有远，却挡不住我们彼此联系的脚步，家事有繁有简，但挡不住我们一成不变的未泯童心，我们以为尽可以这样欢情享受我们未尽的年华和生命。 “人间不如意之事，将会有十之八九”，但人们对此都会认为可以侥幸的躲过去。正视现实的人则会很少。忘记是哪一年，也忘记了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张玉森的妻子小白患上了乳腺癌，我们几个人约好共同到沈阳去探望，玉森请我们到附近的饭店吃饭，但他的妻子白艳菊却没去，并且说明自己由于患病不敢闻到饭店的油烟味，虽然表面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这病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之后过去了十年，我们感觉这病似乎是消失了，好像还为玉森他们老两口而庆幸。然而在2018年，好像是口罩的前一年，由于孩子放暑假，我们回到了故乡，到家没几天，我们就接到了来自沈阳的噩耗，是小白不幸过世了，我们几个打车来到了沈阳，听到玉森的介绍：这十年，也算挺得可以了，钱也花了二百余万，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小白想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一种不治之症，花了几百万，挺了十余年，这也是人力能够达到的极限，谁又能够说些什么呢？第二天，在告别会上，我们看到了复盖着党旗，面容消瘦，睡在花丛之中的白艳菊，刚六十有余的她就与我们阴阳两隔，除了慨叹人生的残酷，病魔的无情，我们奉上的只有眼泪和怀念，其他已失去了意义。 2012年，属于提前退休的我，应邀前往新疆吉木莎尔一家油厂打工，二年后的2014年，打工结束的我，来到了北京通州，我的儿子生了孩子，需要我们老两口来这里带孩子，而这一带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们只是在孩子的假期中才得以回老家看看，而这新冠流行这三年，担心病毒的传染也一直未敢回去。2023年的年初，我在与几位朋友的通话中得知了张玉森得病的消息，本来他在妻子过世后，他和我们在外地的职责是一样的——都是尽一个爷爷的职责，在帮助儿子接送小孙女，他是于2023年的年初得的病，他得的应该是血栓病，得上就相当重，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几次想到沈阳去探望都被他的老母亲阻拦，是的，如果是形同不醒人事，探望也是无益，而且是徒增烦恼，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听说是玉森的儿子张宁为他雇了一名护工，送他到了一个康复中心，然而，愿望都是好的，但结果却与愿望背道而驰，这同当时许多人的境况是一致的，许多人失去了生命，连很多地方的火化场都骤感能力极为不足，许多人患上了莫名其妙的的疾病，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最后也很难说得清楚。直到24年的二月份，邻近春节我们回到老家，与朋友联系，这位朋友也是刚刚与张玉森的老母亲的通话中才得知，玉森已于2023年的12月份凄惨离世，玉森的家人也只有一个妹妹参加了送行。就连他的老母亲也没让去。至于我们这几个朋友，玉森儿子也没让告诉，玉森就这样孤零零地离开了人世。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有生就会有死，这是是世间一切生物的共同属性概莫能外。人世间，生老病死，也是人之常情。但人生一世，其各自的苦难和幸福那也是天壤之别的。有的人可以改写历史的进程，有的人可以在其一生中做到惊世撼俗。然而，人世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庸之辈，所谓的百姓之流而已。只不过是在油米酱醋柴之中摸爬滚打混着日子。在这样的行列中，遇着好的年头环境，能够在温饱中亦无大的忧患，也就在年事稍高的状况下暗念阿弥陀佛了，至于在未得到世间公认的寿禄而殀亡之人，只是得到亲属和朋友之间的悲痛与怜惜，也只能是仅此而已。而张玉森就是这样的范例。 得知张玉森过世后，我们这几个朋友也做了联系沟通，我们又重聚了一次。一位去年做了较大手术，今年冬季在广西北海避寒，以有利于手术后的养病。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聚了一次。除了对张玉森的怀念之外，其他的感慨还是很多的，其中的一位，家事多年不顺，年近不惑又与妻子离了婚，而他的儿子在结婚后不久后又离婚，至今还是独身，也没留下任何子裔，他在慨叹自己什么都没留下之余，失态更为明显，直至到聚会的最后。另一位倒没有什么大事，家庭也是顺风顺水，可是就是脸上的黑斑十分突出，问及才得知是多年的电解工作形成职业后遗症，也不知对生活生命有无大碍，其次是由于其女儿从来就没有出去工作过，一直在家相夫教子，在经济上只好由这老两口逐月打钱5000元，以补贴女儿家用，两人的退休金只剩一人的份了，最后是我，十年流浪在外乡，经济还可以，只是感觉老伴的精神头在逐年下降，自己的血压和血糖也高了上来，步履也是大不如前。通过这次重聚我们发现自己再也不是意气风发，目空一切的一辈，至于我们的脚步能走到哪里，也只好是信马由缰，听天由命。 至于为何写这篇文字，我们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过惊世撼俗的业绩。张玉森是我们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我们的近七十年都连在了一起，他的一生比我们都坎坷，比我们都有着人生的大起大落，他的自我努力好像比我们这几人有着更大的人生决定因素，更重要的，他与我是同岁，看到了他，也就看到自己，兔死狐悲，恐怕也是重要因素，人死不能复生，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不管这对与不对，明天是什么，这是谁也不知道的事，听天由命，好像是别无良策，在此，对于张玉森的离我们而去，我们只好拿世俗的话来讲，天堂无痛苦，天堂无烦恼，玉森一路走好，人世间如有来世，我们再做好朋友，好兄弟……。 2024年三月改毕于北京通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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