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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杨虹 语言文字报 2023-09-28 16:00 北京 编辑说 《促织》是蒲松龄创作的文言小说，与卡夫卡的《变形记》同为人化为虫的“异化”主题故事，被选入了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杨虹老师将《促织》与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改编作品木偶戏《蛐蛐》、汪曾祺的《蛐蛐》的内容进行对比，提出了《促织》的教学建议。一起来看——
 《促织》原本的结尾是成名儿子变成的促织屡战屡胜，成名一家“以促织富，裘马扬扬”；木偶剧的结尾是皇帝要求成名再进贡蛐蛐，成名当场倒下；汪曾祺的《蛐蛐》则在结尾安排蛐蛐死去，成名的儿子也死了。我们通常认为，悲剧比喜剧更加深刻，讽刺批判意味也更浓；对于《促织》，悲剧性结尾更贴近原文的情感色彩。那蒲松龄为什么不通过一个悲剧性的结尾来加深作品的批判性，偏要设置一个大团圆结局呢？ 《促织》的写作，涉及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手法——曲笔。和《聊斋志异》中的很多作品一样，《促织》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作者蒲松龄所处的封建社会，但他难以直接抨击，因此采取曲笔写法。文本开篇的“宣德间”说明故事发生在明朝宣德年间，而蒲松龄生活在清朝康熙年间。对于古代的王公贵族来说，斗蛐蛐是一种常见娱乐形式，康熙朝正值盛世，统治集团追求声色犬马，酷爱“斗鸡戏虫”之人不在少数，康熙年间更有不少制作精美的蛐蛐罐流传后世。因此，蒲松龄借讲前朝故事来揭露自己所处“盛世”的黑暗现实，借古讽今，既可以放开去写，又可以避开统治集团的迫害。 蒲松龄一生多次参加科考，但始终郁郁不得志，到了72岁仍然只是个贡生。屡次遭受落榜打击的他，看到了科场的黑暗现实，感受到了封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异化”，写书作文成了他抒发一腔孤愤的出口。《聊斋志异》中，抱怨科举不公、揭露科场黑暗的故事不在少数，比如《叶生》《司文郎》等。 《促织》的主人公成名也是个“操童子业，久不售”的失意文人，最后竟然因为儿子变成促织而得以入县学、中秀才、封官职，这是对当时科举制度的一种莫大讽刺。《促织》中，虫的价值远远大于人的价值，促织影响着人的前途，甚至能够决定人的生死，人只有异化为虫，才能过上好的生活。这种对于人的价值的否定，是社会价值观扭曲、变态的反应。结局的“喜”，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是一种荒谬的“悲”。 与《促织》相比，木偶剧《蛐蛐》将封建社会由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展现得更加鲜明。全剧在“成名，皇上有旨，限你三天之内再上交上品蛐蛐一只，违令者斩”中结束，层层压榨形成循环，人的命运永远和蛐蛐挂钩，底层百姓永无止境地被剥削。这种悲剧性结尾使人感到浓重的无力感。  汪曾祺的《蛐蛐》则遵循“小改而大动”原则，变成蛐蛐的儿子再也变不回来了，只能在梦里与父母告别。成名最后家破人亡，他们一家是黑暗社会无数悲苦家庭的缩影。这样的悲剧性结局合情合理，与原文情感脉络相一致，增添了真实性，但荒诞虚幻的色彩减弱了，和科举制度的联系也变弱了，这方面的讽刺批判力度随之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结尾为成名的儿子安排了一段临死前的内心独白，“我想变回来。变不回来了”展现了个人的精神困境，人在异化过程中产生了自我认知，挣脱了传统的伦理观念。这种设计与卡夫卡的《变形记》有相似之处。 高中语文新课标鼓励学生开展情境式、任务式学习。笔者通过分析比较不同作品的结尾，为《促织》教学设置了如下教学情境与学习任务： 任务一：根据课文，给连环画《促织》中的图片配文字，讲述这个故事。 任务二：对于《促织》的结尾，同学们有不同的意见。观看木偶戏《蛐蛐》片段，并阅读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蛐蛐》结尾，说说你更喜欢哪个结局？为什么？ 任务三：请结合你的阅读体验，给连环画《促织》编写一个结局。 任务四：《促织》描写了社会对人的异化，你还读过哪些类似的作品？请写一篇文学评论。 四个学习任务体现了理解性阅读、创造性阅读、评价性阅读三个层次，循序渐进。任务一目的是梳理文本情节，全面理解内容。教师可以标出影响人物命运的突发事件，探讨其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引导学生关注小说结尾。任务二和任务三重在探究不同作品结尾的内涵。在学生比较、分析的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发表观点，尊重观点的个性与多元，同时引导学生在比较中了解课文的写作特色、文本的现实意义等，让学生创编结尾，做到读写结合、学有所用。任务四是对课文学习的延伸，重在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提升其审美鉴赏能力。 总之，在比较阅读的基础上设计教学情境和学习任务，能够促进学生对于《促织》的理解，实现深度阅读。 （改编自《语言文字报》2023年8月16日文章《结尾不同 悲喜各异——〈促织〉比较阅读》；作者：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杨虹；） （文字编辑、校对：过超；微信编辑：贺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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