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乐观到怀疑的自由主义：在危机中重塑欧盟外交政策  作者：Christine Nissen，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Jakob Dreyer，哥本哈根大学博士生、研究助理。 来源：Christine Nissen and Jakob Dreyer , “From optimist to sceptical liberalism: reforging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amid cris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2, 2024, pp. 675-690. 导读 为了应对俄乌冲突，欧盟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增强欧盟的“战略自主权”，即欧盟定义、捍卫和追求自身理想和利益的能力。欧盟历史上首次向外国直接资助致命武器，大多数成员国都制定了将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或更多的计划。针对俄罗斯的十项制裁方案在一年内获得一致通过，欧洲还在迅速结束数十年来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但随着反西方情绪的显著兴起，尤其是俄罗斯、欧洲和美国内部，观察家越来越多地认为自由秩序正处于危机之中。现实主义和批判性分析都认为，欧洲对乌克兰冲突的反应标志着欧洲秩序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那么理想主义的欧盟外交政策。 然而，在俄乌冲突中，欧洲国家提供了高水平的人道主义和难民支持。这场战争还使得欧盟有了新的东扩进程，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现已跻身欧盟候选国之列。欧盟的安全、国防以及贸易政策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公众支持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意识。 这构成了一种看似矛盾的发展，欧洲的自由主义计划既受到谴责，又得到维护。因此，本文的首要研究问题是：欧盟如何应对俄乌冲突和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更广泛的抵制？应对措施如何重塑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本文认为当前欧洲的变化并不是背离自由主义。相反，这其实是自由主义“行动者”从乐观到怀疑的转变，而基本的自由主义理想却保持不变。这种向更加怀疑的自由主义态度的转变是基于对国际事务轨迹的更加悲观的解读，这不仅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也是由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以及对国际事务的怀疑造成的。这种悲观情绪激发了政策改变的意愿，强调欧洲社会和经济不同部门拥有更大的战略自主权。 然而，这种转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欧盟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相反，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更大欧洲主权的更广泛追求，意味着比乐观自由主义或纯粹利益驱动的做法要接受更多的安全风险和物质牺牲。这并不是说欧洲政治地图上不存在非自由分子，也不是为当前的形势辩护。然而，要理解这些，有必要认识到自由主义理想继续决定性地影响着欧洲的决策。 国际关系中的怀疑自由主义 在欧盟学术界，自由主义理论通常与对国际事务的积极看法联系在一起。其假设，自由形式的组织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和平与繁荣。在这种乐观的自由主义观点中，制度合作、自由贸易和民主实践会带来更加和平的国际关系。欧盟传统上被视为“典型的”自由主义行动者，它将制度化合作、个人自由和权利以及自由贸易结合起来，以追求和平与繁荣。 然而，乐观的历史观和自由主义的前景并不一定齐头并进，这忽视了部分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经济和世界的看法更加悲观和更加怀疑。这股自由主义理论较少关注自由主义价值观如何传播，而更多地关注自由主义价值观如何受到破坏，这既是自由社会内部紧张局势的结果，也是非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的结果。这一传统的学者在实际或潜在的大规模暴力事件期间和之后进行写作，包括法国大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其中包括本杰明·康斯坦、汉娜·阿伦特、以赛亚·柏林、朱迪思·什克拉等学者。 这种怀疑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助于表明，当代欧洲形势的关键特征和困境主要不是自由主义或非自由主义秩序之间的选择，而主要是自由主义本身所包含的困境。一般来说，这里所理解的怀疑自由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对国际秩序的认识黯淡；其次，愿意监管市场并干预国际事务，包括使用军事手段，以防止或限制不受欢迎的未来的实现；第三，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不仅仅是积极的影响，更是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观点。 对欧盟行为变化的分析：从乐观到怀疑？ 在上一节中，本文概述了对自由主义的两种理解，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怀疑的，本文将在分析中使用它们来概念化欧盟行为的本质变化。首先，本文讨论欧盟作为全球参与者的轨迹，明确了中心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些理想而采取的行动。其次，本文讨论这种自由主义方法如何以及为何朝着更加怀疑的方向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 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后，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其主要目的是“促进欧洲的和平、价值观及其人民的福祉”。几十年来，该项目成功地将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从国家间不安全的关系转变为安全共同体的关系。因此，许多观察家将欧盟视为一个近乎乌托邦的康德式“永久和平”计划。 冷战的结束成为欧盟在全球舞台上的机会之窗。1992年缔结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条约）为欧盟提供了正式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旨在从制度上帮助欧盟管理与联盟安全相关的任何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也借鉴了自由主义理想，包括：维护欧盟的价值观、利益和完整性；促进国际合作；发展和巩固民主；法治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在现代历史上，欧洲主权国家第一次在没有外部威胁迫使它们结成传统安全联盟的情况下制定正式的、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迄今为止，在所有CSDP任务中，只有少数任务触及了欧洲安全利益。因此，虽然 CSDP 本质上可以是军事性的，但它们的定义是其不具有的性质，即执行和平，而不是出于战略目的使用武力。正如一位在 CSDP 机构内工作的欧盟官员所言：“欧盟任务——即使是军事任务——与我们所知的双边联盟或北约的军事任务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他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和平工作来促进欧洲价值观。”总之，当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作为安全参与者出现时，推动欧盟行为的政策选择和工具是在乐观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指导下进行的。它们并未被视为对抗外部威胁，而是作为促进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和权利以及自由贸易等自由价值观的欧洲和平项目的组成部分。同样，政策工具是在欧洲边界之外开展的小规模军事和民事行动，旨在促进自由价值观，而不是狭隘的欧洲安全利益。 一个令人怀疑的转折点？ 如今，欧盟最初对外行动的乐观情绪正面临压力。整个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机构都在谈论“范式转变”、Zeitenwende（“时代的改变”）、“终结天真”。乌克兰冲突爆发几周后，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表了《凡尔赛宣言》，作为欧盟的回应。 尽管乌克兰冲突被视为一个转折点，但欧盟行为性质的变化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事实上，2022年2月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自由主义至上的基本进步和乐观观点推向了更加悲观的方向。冷战后初期看似遥远的俄罗斯“威胁”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重新出现；此外，欧洲邻国地区的暴力冲突导致移民增加，最近又发生了多起袭击欧洲首都的恐怖袭击；2016年6月的脱欧公投也提醒其他欧盟成员国，欧盟的前进道路不再是“更加紧密的联盟”；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导致美国安全保障持续存在不确定性。正是因此，在2016年，欧盟更新了2003 年安全战略，指出：“我们联盟的目的，甚至存在都受到质疑。然而，我们的公民和世界前所未有地需要一个强大的欧盟。我们更广泛的地区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我们境内外的危机直接影响着我们公民的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确实必须重新思考欧盟的运作方式。” 然而，虽然这一转变确实意味着更加重视对欧洲的外部威胁，但欧洲决策者仍然强调，他们有责任捍卫超越欧洲的自由价值观。因此，俄乌冲突极大地强化了欧洲政治中已有的趋势，核心焦点是“建设我们的欧洲主权”。欧盟转向强调欧洲主权和独立的必要性，这标志着其与以往通过相互依存与合作实现安全与繁荣的政策原则的决裂。尽管新的重点意味着欧盟作为全球参与者的重要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自由。相反，这种转变是由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悲观看法所推动的，这种观点要求欧盟实现更大的战略自主权，以追求其自由主义理想。 在更加乐观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中，对和平与繁荣的追求往往被纳入经济贸易和政治合作。然而，持怀疑态度的自由主义前景有助于暴露政治困境，而乐观的自由主义和平态度的欧盟外交政策则掩盖了这一困境。一个决定性的怀疑自由主义困境是，面对黯淡的政治困境，决策者愿意采取何种激进的政策行动来实现自由主义理想。例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以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为首的欧盟成员国最初拒绝效仿美国，立即全面抵制俄罗斯能源。他们通过提到对稳定和廉价能源的需求来证明这一举措的合理性，这种能源被定义为“对公民的公共物品和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这种形式的犹豫是基于对欧洲公民眼前福祉的考虑，在这里，它不仅被视为物质上的自身利益，而且被视为通过确保消费者稳定来维护自由民主国家。 欧洲现在在广泛的政策领域追求战略自主权时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怀疑态度的代价将意味着欧洲消费者付出巨大的物质成本。欧盟现在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涉及从安全和国防到气候、生物多样性、工业和能源的政策。然而，欧洲人所做出的物质牺牲以及对所有这些议程采取果断行动所必需的，可能会引起自由乐观主义者和非自由反对者的政治反弹，从而产生具有挑战性的政治平衡行为。 结论 本文借鉴自由主义理论的怀疑论，探讨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的行为如何朝着更加悲观、防御和自主的方向转变。欧盟继续受到自由主义理想的推动，但目前正在调整其外交政策行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 实证分析比较了从 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作为外交政策参与者崛起至今的早期理想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行为已经从主要由乐观主义驱动，转向对国际关系及其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持更加怀疑和防御性的理解，但仍然具有强调人权、法治和民主的自由主义理想。 因此，尽管自由主义理想仍然是欧洲全球行为的核心，但为追求这些理想而采取的行动已变得更加干预主义、危机导向和风险承担。尽管人们可以有很多理由批评这些政策，包括更加乐观的自由主义观点，但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些决定是基于捍卫的愿望，我们就不会理解为什么要做出这些决定。欧洲领导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本国公民的成本和风险，将是欧盟是否会对其日益怀疑的前景采取行动的关键决定因素。 词汇积累 strategic autonomy 战略自主 paranoia 偏执狂 CSDP 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vindicate 维护 vitiate 诋毁 译者：吴谨轩，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 校对 | 李源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钟汝熙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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