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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主讲：三喵先生 策划：三喵先生 责编：马戏团长 全文约2800字 阅读需要8分钟 讲到这里就有人问了，古人是如何处理少年犯罪的？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未成年人宽大处理的共识，比如最早在《礼记》中就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就是说在古代，将八十岁以上老人和七岁以下的幼童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些人如果犯罪就不会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宽宥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则发生变化，当时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那对未成年人也不能轻饶。比如李悝在《法经》中规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不存在什么宽宥的说法，即便只要你犯罪，即便是十五岁以下，也只能相应减免，不能完全取消处罚。
到了秦朝，天下一统，宽宥未成年人的原则得到恢复，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说自己未成年凭啥，朝廷的做法是看身高，秦法规定：男身高六尺五寸以上，女身高六尺二寸以上要承担刑事责任，换算到今天大概是男的150公分，女的140公分，在这个身高之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就不用受罚。 后来汉初的统治者推崇休养生息，“德主刑辅”的“慎刑”治国理念，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宥原则又从身高改回了年龄。不过，这时期对少年犯也不是无底线的宽宥，比如汉景帝时期就曾规定，“八岁以下犯罪者，宽大处理，不必用刑具和囚禁”，如果不满七岁的孩子犯了死罪，那也得要地方长官向廷尉报告，再由廷尉判决，才可以减免死罪。换句话说，那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这种对社会中弱小群体的“宽宥恤刑”原则深入人心，形成中国古代律法的特色传统。即使胡人入主中原，也是遵循这个原则。北魏孝明帝时期，冀州有一个叫王买的神棍聚众谋反，在跟着他造反的人里面有个叫刘景晖的九岁孩子。由于过了朝廷赦免令期限，掌管廷尉的裴延俊认为应该判刘景晖死刑，以儆效尤。而另一个官员崔纂觉得这孩子年幼无知，跟着造反都是大人带坏了。再说之前朝廷已经赦免就不该判他死刑。当政的灵太后知道此事后，同意崔纂的意见，于是下令把刘景晖流放到洛阳去做顺民。 到了唐代，对少年犯有了更为详细的划分和规定，比如《唐律疏议》中规定，七岁以下的孩子，即使犯了死罪也会免于刑罚；八到十岁的孩子，即便犯了谋反、杀人等十恶不赦的大罪，也有权“上请”，就是奏请皇帝裁决；而十一岁到十五岁，流罪以下可以通过缴纳罚款顶罪，但这个年龄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处死。《唐律疏议》是以后历朝历代立法的基石，如此原则也被继承下来。
唐玄宗时期，雟州都督张审素被监察御史杨汪以谋反之罪处斩，并籍没其家，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瑝和张琇被流放岭南。几年后，时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逃回洛阳，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社会上都很同情这哥俩的遭遇，呼吁给予两人宽宥处理。但丞相李林甫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就连玄宗也这样认为，于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此时对一定年龄的少年犯，不是不杀，而是慎杀，而且就算能够减免少年犯的刑罚，该赔的也得由家长赔偿。 宋仁宗年间，濠州有一个叫王沣奇的九岁孩童，在与人争抢木柴的时候，用镰刀将人砍伤致人死亡。因为王沣奇年龄太小而免于刑罚，不过，王家里得赔一百二十斤铜给受害人家。在宋代罚铜有十八个等级，罚一百二十斤算是顶格处罚了。总之一句话，以为年少犯罪就能完全不负责任，那是不可能的。
到了清代，法律进一步严苛，对少年犯的处理也变得更为具体，《大清律例》规定：七岁以下未成年人杀人，可以免罪不加刑；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而十岁以上的少年杀人，虽然可以免于死刑立即执行，但仍需被判“斩监候”或者“绞监候”，而且不得“上请”减免。不过，有一个案子却打破了这个规定。 雍正十年，十四岁的丁乞三仔和十八岁的族兄丁狗仔一同挑土。丁狗仔仗着自己年龄大又是长辈，就开始霸凌年幼的族弟，还用石头砸他。忍无可忍的丁乞三仔用石头还击，结果丁狗仔太脆皮，被石头打中腹部就死了。按法律规定，一般这种斗殴杀人的，只有十岁以下的孩子才可以上请免死。因此，刑部给了丁乞三仔一个“绞监候”的处理意见。不过，当案子摆到雍正帝的御案上时，丁乞三仔的命运就此改变。
雍正帝认为十四岁的丁乞三仔是在被霸凌下，被迫反击才将人打死，属于“情有可原的正当防卫”，于是下旨免去丁乞三仔的死罪，再赔受害人家属20两银子的丧葬费就完事了。有雍正帝的亲自批示，少年犯的适用宽宥政策的法定年龄得到扩大，甚至在乾隆十年专门规定：对于十五岁以下杀人之犯，只要案情和丁乞三仔一案基本相同，就按先帝爷的批示办。 当然了，杀人这件事还要看动机，对待这种涉及青少年的恶性犯罪，大清皇帝在具体案件上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乾隆皇帝就亲自判了一个九岁孩子死刑。 乾隆四十三年，四川地区同是九岁的刘縻子与李子相在河坝上放羊，李子相抓出一把葫豆烧熟当零食吃，刘縻子眼馋葫豆，反复向李子相索要。一来二去，两人就争吵打斗起来。就在这时，刘縻子一把把李子相推到在地，导致李子相垫伤腰眼，旋即晕死过去。而刘縻子还是不肯罢休，又朝着李子相狠狠地踹了几脚，才赶羊离去。等李子相父母赶来，这孩子早已气绝身亡。按以往惯例，当地知县拟判九岁的刘縻子“绞监候”，四川总督文绶与幕僚看过卷宗后，也认为 “绞监候”的拟罪合理。不过，依律对这个年龄的杀人犯，案卷要进呈给皇帝亲自过目，由皇帝圣裁。于是，四川总督文绶派快马将刘縻子案卷宗进呈进京。
不过，乾隆帝看过案子经过后认为，刘縻子因为葫豆而将小伙伴杀死，这是主动寻衅，即使是无心之过，但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社会危害性极大，若不严惩，就此放过，日后长大必成一害。而且，乾隆帝发现一味地对少年犯“宽宥恤刑”并不能遏制这些孩子犯罪，反而对受害者不公。有了乾隆帝的圣裁，此后，大清的少年犯不能因为拥有“免死金牌”的年龄而肆无忌惮。 从以上事例看出，“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虽然“幼”的标准不断变化，但统治者用“恤幼”彰显自身仁德，由此可见，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合法性，才使得“矜老恤幼”成为延续千年的立法传统，这和现代法律的理念有本质差别。 到了现代，保护未成年人，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法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宽容不能等同于宽纵。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事件屡屡登上热搜。归根到底，是因为大量未成年罪犯由于年龄限制，受到法律保护而逃脱制裁。因此，“恤幼”传统非常好，但不能放弃“惩恶”原则。前面讲到的那些发生在古代的少年犯案例，也许能给今天的人们一些启示。 *本文首发于「循迹晓讲」公众号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配图源于网络，若有侵权，后台联系删除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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