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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险峰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2期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图源：中华古籍资源库） 在清代学术史的天空，乾嘉学派和桐城派是两颗璀璨的明星，这一几乎“结伴”而生文化现象的出现及其关系值得深入研究。章太炎在《原学》一文中认为，“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乾嘉学派和桐城派能从清代学术史中凸显出来，大概也不出于“地齐、政俗、材性”三端之外。但大凡能名为一代之学，无外乎传承与创新：“传承”则学有渊源，犹如江河，吸纳百川方能波澜壮阔；“创新”则学有发展，犹如树木，广展枝叶才能遮云蔽日。至于汉学（朴学）何以至清代卓然轶于前代而冠之以年号曰“乾嘉”？古文何以至清代结以邑名曰“桐城”？以上疑问，涉及二者的发生、内涵、嬗变、特点及其发展方向，这或许通过乾嘉学派与桐城派关系的诸面相的探讨可窥其崖略。 一、政治与文化关系视角下的面相 乾嘉学派以年号（时间）名派，桐城派以地域（空间）立名，二者彰显了年号与地域的关系。在清代学术天空，乾嘉学派与桐城派之所以能“在天成象”，其产生固然有时代因素和文化因素。置于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视角下，可以揭示乾嘉学派与桐城派发生的原因。清朝是满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所以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视角可以通过“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互动关系来呈现。具体而言：“北方之强”，指满族入主中原取得政权，代表朝廷、政治；“南方之强”，指士人及其代表的文化。这涉及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而君臣（夷夏）关系，更进一步讲是新型君臣（皇帝与士人）关系的建构。在这一视角下，探讨“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的碰撞、冲突和磨合，并以此来认识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发生。 从时代因素上看，清朝是少数民族在“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碰撞中建立的，满族代表“北方之强”取得了政权，入主中原，君临天下，对“南方之强”进行统治。在这一碰撞的过程中，清统治者致力于建构朝廷与代表“南方之强”的士人及其文化的新型关系。 首先，清统治者认同“南方之强”所代表的文化，并以之为统治工具。“至有清圣祖仁皇帝，以乾德之中，躬儒素之业，少而好学，至老而不休。御经筵者四十年，成图书者万数千卷。观摩朱子之言，撷其纲领，推其说以治天下，而天下治矣。”代表“北方之强”的清统治者把“南方之强”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的完美结合，维护家天下政治。“五三之盛，君天下者即师天下者也，故政教合于一，而俾天下之人心悦诚服。” 其次，清廷对代表“南方之强”的士人，采取了怀柔和高压两种手段，意在建构新型的君臣关系。清统治者对“南方之强”所代表文化的认同，并不代表“南方之强”士人对代表“北方之强”清统治的认同。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清廷在文化和心理上消解夷夏之防，是巩固其政权的重要目的，同时也会遇到文化和心理上的障碍。清统治者在文化上认同“南方之强”，但面对体现“南方之强”的士人中怀有对“北方之强”所代表新政权不认同的这一现实，则采取怀柔和高压手段，既以科举为士人参与政治提供出路，也以屡兴文字狱镇压政治上的异己，在文化上为士人划定红线。而关乎桐城派的《南山集》案作为清代文字狱之一，因桐城人戴名世使桐城籍士人多被牵连其中。康熙皇帝在处理这一“案子”时，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手段，除了诛杀戴名世之外，其余涉案者均得到宽大处理。据方苞《两朝圣恩恭纪》云：“始戴名世本案牵连人，罪有末减，而方族附尤从重。狱辞具于辛卯之冬，五上，五折本。逾二年癸巳春，章始下，蒙恩悉免罪，隶汉军。苞伏念狱辞奏当甚严，而圣祖矜疑，免诛殛，又免放流。臣身叨恩待，趋走内廷近十年，教诲奖掖，虽无过亲臣，蔑以加也。此圣祖之仁，所以如天，而皇上肆赦臣族，揆之圣祖迟疑矜恤之心，实相继承。顾臣何人，任此大德？自惟愚陋衰疾，欲效涓埃之报，其道靡由。”这样，获得赦宥的桐城籍士人就与康熙帝之间建立了“再生”的关系。而得到“再生”的桐城籍士人与当朝的关系，自然消解了夷夏之防，泯灭了“故国”之念，而变为君臣之际。 再次，清朝皇帝仿照前代大一统王朝的先例，用文治呈现武功，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康乾以来，朝廷大兴“考文”之事，开馆纂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和丛书。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体现“南方之强”的士人做了这看似相反却相成的两种事，目的在于分化、规训士阶层，使之为朝廷所用：一部分士人参与朝廷的考文之事，由野入朝，在这一过程中，这部分文人因其考据的专长得以发挥，推动专门之学的形成，出现了乾嘉学派；而受文字狱打击的另一部分士人，特别是桐城籍士人，在朝廷恩威并施的策略下，其中一部分士人与当朝建立起新的关系，他们秉持文章与政通的古文传统，并认为文章作为华夏文化的道统所系，提出了服务于时代的文学主题，使古文注入了时代性，反映清代的时代特征，由于这部分士人的转变、坚守，推动清代文学的创新发展，影响超越桐城及于天下，遂使同邑诸贤传承古文之道，得以以邑名之为“桐城派”。 在“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的碰撞中，清代学术天空中升起了乾嘉学派与桐城派两颗闪耀的明星。这既与清代政治推动相关，又符合中国学术内在的发展逻辑。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已至巅峰。至明清之际，实学在民间渐渐兴起，又值乾嘉时期考文之事的需要，以考据为特征而建立严密的专门之学，进而推动清代学术特别是经学的发展。因而，乾嘉学派的出现也是儒学发展的历史必然，至于冠名于“乾嘉”则反映了清代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而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赓续唐宋古文，一脉相承，在倡导古文的同时，开始总结古文文法，提出了具有一定理论性的古文创作原则，成为清代文章的正宗。由于桐城籍士人孜孜以求的古文创作和坚守，这不仅推动中国古代古文的发展，也使清代文学发展出现新气象。 以上通过“北方之强”和“南方之强”这一体现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视角，对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进行解读，分析二者发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原因。在乾嘉学派和桐城派这一文化现象发生的过程中，还潜在地存在学术、士人朝野关系转换的过程：一方面，汉学及汉学者的由野（民间）入朝，为清代文化政策所使然，其成就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和政治的印迹；而桐城派并非完全没有得到朝廷的推动，但其地位不能与乾嘉学派同日而语，因而桐城籍作家则以经世致用的追求，通过在民间建构桐城派，力求朝野的互动，使文章与政通，进而达到以野观朝的目的。“年号”与“地域”作为学术史梳理的各自特征得以彰显，因而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出现，符合唯名定义、发生定义的逻辑。乾嘉学派正如其名所体现的时间特征一样，乾嘉之后考据之学渐衰，而其学术方法体现的工具性特征是超越时代的；桐城派虽异于乾嘉学派，随着清朝灭亡以及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桐城派也处于毛将焉附的境地，但文之不用，其理犹在，故其文学理论的探索和经世致用的精神仍然超越了朝代和古文的界限。 二、中国传统目录学视角下的面相 对于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内涵的认识，既离不开从“派”的发生上考量，同时也必须秉持责实的态度。而所谓的“责实”是指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应建立在各自核心主张的基础上，以此确定各自的藩篱和边界。四部分类法，作为中国传统图书目录学分类方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清代章学诚认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清代四部目录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四库全书》的纂修标志中国传统目录学发展到巅峰。在这一中国传统图书分类的视角下，探讨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归属与创新、源流与取向和内涵与特征，这更便于了解二者的核心主张、内涵及其关系。 1.归属与创新：经、集之别 从四部归属上看，乾嘉学派与桐城派有经、集之别。乾嘉学派以治学的方法立派，以考据为基本特征，其要有二：一是以小学为治经的门径。“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此治学方法秉承汉学，至清代经部小学之学已发展成为专门之学。二是以求是为治经的目的。“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辨以排击前贤。”“求是”为事实判断，对经学的“前言往行”进行事实判断；就“义理”而言，乾嘉学派以小学治经学，主要目的在于解经。“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至乾嘉时期，秉持这一治学方法的学者，因朝廷“稽古右文”政策推动下《四库全书》为代表的丛书、类书的修撰，而得到朝廷推崇，汉学一时成为引领时代的学术思潮，其成就由经部的附庸渐成大国，遂有乾嘉学派之称。乾嘉学派由治经方法流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治学方法，大体以文字辨析、经史考证为治学路径，其要在于事实判断，以经部小学为工具，以此推动经学的发展，在推崇汉学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专门之学，其内涵具有显性的指向，即以“考证”为特征而建构的纯学问。在成就上涉及“治经”“训诂”“考史”“金石”“校雠”“述学”等，有明确的主张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具有学派特征，这向来学界争议不大。从乾嘉学派坚持的治学方法及其工具上看，应归属于四部中的经部。而对桐城派内涵的认识颇有争议，桐城之名闻于天下，始于桐城籍士人的文章之擅，“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突出贡献在于古文法理论的建树，进而以推崇古文的文章特色和建构古文法的理论特色彰显于时代，并被后世称为桐城派，其主张为文应经世致用，达到文与政通、文与时济的目的。从四部分类视角上看，桐城派是以创作古文的方法立派，虽然渊源于经史之学，但其文从狭义的角度看应归属于集部，其古文法与集部“诗文评类”接近，其内涵的明确指向为古文法。以古文为对象的古文法，是桐城派作家运用宋学于集部，通过古文的义法使宋学的空疏得以改造，桐城派的基本内涵应界定为文派，更为确切地说是古文法，这是由桐城籍作家的主张及其理论建构所决定的。桐城籍作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皆以文章名于当世，以文章、古文法为天下士人效仿，“三人相继，为学者所宗，称桐城派”。所以，从四部归属上，乾嘉学派与桐城派有经、集之别。 从对四部的发展上看，乾嘉学派与桐城派理路有所不同，因而各自学术肌理不同而成就迥异。乾嘉学派发展了经部附庸小学，并以考据为工具，其成就遍及四部，因其具有科学性，在学术成就上有新发展和新突破。桐城派古文法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体理论的发展，这一理论推动集部“诗文评类”的进步。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集部·诗文评类》：“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列入四库集部“诗文评类”之书，是关乎文章的“论文”“文体”“师承”的典籍。“诗文，艺事也，而通于道。作之固难，解亦不易，鉴之偏正好恶系焉，古人所以有取于评论也。”而桐城派对古文法进行总结，发展了“诗文评类”，提出了新的理论，其主要贡献在于古文理论的建构。至于桐城派作家所涉及的领域也是遍及四部，但不能以此来说明桐城派的学术特征和内涵。因此，桐城派对集部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总结了古文法，使集部的文在理论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二是由于运用经学（宋学）、史学建构古文理论，这不仅加强四部的整体性，同时提出新的创见使桐城派具有“子”一家之言的特征。尽管桐城派作家的文章尚不能与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相提并论，但其古文理论的成就已远迈前代，当是不争之事实。由此来看，桐城派的贡献主要在于古文法这一理论的建构，其影响和价值也主要在于此，这体现了清代学术特点。 从四部视角上看，乾嘉学派属于经部，桐城派归于集部，那么乾嘉学派与桐城派二者的地位也自然可以从学问的本末关系来判断和认定。“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柢也，词章其枝叶也。翰林以文学侍从，近年来因朕每试以诗赋，颇致力于词章，而求其沉酣六籍，含英咀华，究经训之阃奥者，不少概见。”在乾隆皇帝看来，“至文词本属游艺末节，然亦须根柢经训，有裨身心，方为载道之文”。圣贤之学其要在知行合一，而行与文、经术与词章的本末关系表明：从学上看，行为本，文为末；从文上看，经术为本，词章为末；从知上看，汉学推崇事实判断，宋学主张价值判断。同时，也可以看到，乾嘉学派主张的考据，推崇事实判断，而桐城派讲究的义法是价值判断，二者之别已很明显。汉学作为乾嘉时期学问的主流，其原因既有明清时期学术史发展的内在线索，也有清代政治助力的外部因素：一方面，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出现了新动向，学界检讨宋明学术，知弊而返，“实学顿起”，浙江毛奇龄、万斯大、胡渭，江淮之间的顾炎武、阎若璩等反对“空文讲学”，这在民间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乾隆时期以修《四库全书》等一系列“考文”之事的推动，“考文”作为《礼记·中庸》中非天子不作为的三事之一，具有引领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此判定，桐城派作为文派，秉承汉唐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既继承了古文的精髓，也发展了古文理论，其主张的经世致用，则以文观政，以野观朝，体现了朝野关系的互动，这正是其古文法建构的主要原因。而桐城小邑作为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一端，则赋予了古文以时代的新命，桐城派作家置身于政统和道统之间，承担书写清代历史的使命。 四部分类法为探讨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提供了新视角，而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经集之别可以深入认识二者的内涵。乾嘉学派属于经部，以考据见长，并在乾嘉时期达到巅峰，形成了专门之学，推动了儒学在清代的发展；而桐城派属于集部，以文章、古文法为天下所效仿。从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经集的各自归属看，乾嘉学派发展了经部的“小学”，使汉学（朴学）在清代达到顶峰，有严格门户和专门之学的特征；桐城派发展了集部，使集部的古文在文法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虽然二者在四部分类上归属不同，但都对各部有所发展，而且都体现了清代学术特征，这样在四部分类视角下依据经集关系可以准确地界定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内涵。 2. 源流与取向：汉、宋之争 在四部分类上，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各自名派的立足点有经、集不同，但这一不同若置于经部，从经学的视角上看，二者又都可归于经部、经学。乾嘉学派推动了经部小学的发展，而桐城派古文法建构的理论来源于经部、经学，因此探讨二者之理，还应置入经部和经学视角来理解，进而认识二者的殊途同归之处以及清代经学的演变。 从经学上看，乾嘉学派与桐城派有汉、宋之别。乾嘉学派推崇汉学，以考据为学问门径，初显科学精神。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方苞在“学行”上推崇程朱理学，追求“尊德性”的学问，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宋学对社会人伦的结构作用，而“文章”则归向于韩、欧倡导的唐宋古文，其古文法的主张是其学和其文的反映，也是其学在其文上的反映。因此，在经学视角下，乾嘉学派的汉学主张与桐城派的宋学坚守，则又呈现为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的面相，这一面相使汉学和宋学历时性的经学演进到共时性朝野地位的转化，进而促使宋明儒学发展的转向和清代学术的生成。 虽然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各自立派之理同属经学，但二者立足于经学的不同治学方法，既有各自继承和发展，也各有畛域和门户。乾嘉学派沿着儒家“道问学”这一纯学问的方向继续发展，其对汉学的贡献在于推动了清代儒学进入专门化发展阶段。而经验性和内省性作为儒学知识的基本特征，历经汉代以降特别是至宋元明时期发展，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使儒学学问进一步哲学化，儒学发展臻于极致。明清之际，儒学发展已经在民间出现了由“正义”到“求是”迹象，影响经学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至此，儒学进一步发展必须使经注更符合求是的精神，即注疏这一工具本身应具有科学性，乾嘉学派标志儒学进入专门之学。桐城派坚守儒学的“尊德性”，在经学上推崇宋学，而宋学作为桐城派的理论来源，奠定了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基础，宋学倡导的“义理”之说，成为桐城派的核心价值。 既然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在经学主张上存在不同，那么二者关系就不可绕过清代汉宋之争。所谓汉宋之争，主导了清代学术思潮流变的一个阶段。梁启超把有清一代学术思潮嬗变分为三段，“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梁氏这一划分，犹如观澜，绝非臆度，大体勾勒了清代学术演进的基本脉络。将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纳入汉宋之争去审视：一方面，在汉宋之争中，汉学由野入朝，登堂入室，成为乾嘉时期学术的主流，推动了汉学在清代的发展，乾嘉学派代表了一个时代；另一方面，桐城派在汉宋之争中，意识到与其固守宋学，不如转到辞章开宗立派。汉宋之争是乾嘉学派和桐城派一个重要面相，在汉宋之争的过程中，汉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乾嘉学派，而笃守宋学的桐城派也华丽转身，建构文章之学，在集部别开生面。 尽管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在经学上有各自的主张，有汉宋之争，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倡导的无门户意识，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兼容。这主要体现在桐城派主张上，从方苞的“义法”说到姚鼐认为“义理”“考证”“文章”学问说，后者以“义理”为价值判断，以“考证”为事实判断，而把“文章”视为学问，使桐城派的主张在学问中占据其二，这成为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基本标准，可以说桐城派的学问观充分吸取了经学成果，也包含乾嘉学派的成果。由此，桐城派以义理、考据和文章概括清代学问特征，体现了汉宋之争以及兼容。“……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其实，汉学、宋学在经学上各有其长，既不可迷失于门径，又不可茫然于天际，对此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云：“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汉宋之争促使汉学和宋学朝野地位变化，引起清代学术思潮嬗变。从地位上看，桐城派力主宋学，乾嘉学派以汉学为宗，由于朝廷崇尚和学术演进逻辑，在汉宋之争中宋学已处于劣势。从学术史上看，桐城派兼综汉宋，但其学术主张则推崇宋学，其实也不完全排斥汉学，这恰恰反映了清代中期宋学与汉学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因而从学问渊源流变上看，乾嘉学派与桐城派关系的经学面相体现为汉学与宋学的对话，乾嘉学派推动了汉学在清代的新发展，而桐城派则为清代古文注入了宋学的新精神，这与唐宋时期的古文不同（唐宋时期，古文在前，宋学在后；清代，宋学在前，桐城派古文在后）。在经学视野下探求二者之理，汉宋之争推动了乾嘉学派与桐城派的产生及其地位的变化。 3. 内涵与特征：经、史之间 四部中的经部和史部的分类，使经史关系成为解读中国古代学术演生的一个重要线索。对于这一关系的研究，清代章学诚揭橥甚明：“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氏“六经皆史”思想，阐释了儒家学问的人文性和经验性的特征，使政—事—理三者融为一体，提升了经学的学术地位。这里所谓经史关系的视角，是指中国传统学问大多源于经史，而经史关系，以经为史，理、事合一，突出经验性，意在经世致用。在这一视角下，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理论建构深受经史之学影响：乾嘉学派以考据为工具对“前言往行”进行事实判断，并形成专门的学问和方法，主张考事为实，则载理不虚，解决具体问题，形成专门的学问，如训诂、音韵、文字等语言文字之学，其成就遍及四部；而桐城派主张文以载道、文与政通，著文以事，事与政应，则理无虚处，使“前言往行”的“言”的书写能够反映“行”。桐城派经世致用则源于经史之学，许福吉认为“方苞的义法说，源自经史，依六经为起点”。方苞阐释其“义法”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及《货殖》《儒林传》，则于其言之乱杂而无章者寓焉。岂所谓'定、哀之际多微词’者邪！”方苞提出的义法说，其理源于《易》。方苞认为孔子修《春秋》制义法，《史记》发挥《春秋》义法，其义法说源于经史之学，并没有超出经史关系这一框架。相对于文章而言，“有物”是内容，是第一位的，符合经史的要求；“有序”是形式，是第二位的。以文言事，著文有序，这样“有物”和“有序”才能使文章成体；以义为经，以法为纬，经纬分明，这与民间小说的虚构艺术手法截然不同。从经史关系上看，方苞主张的义法说就是要使古文符合经史的要求，义要有物，使文具有史的特质，法要有序，这为古文理论建构提供了空间。而乾嘉学派运用考据这一工具，对“前言往行”进行事实判断，使之符合史的求是要求。经史关系对乾嘉学派与桐城派的发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种关系不仅是乾嘉学派的学术旨趣所在，也是桐城派古文理论内涵建构的理论来源，并奠定了桐城派创作实践的基础和边界。 在经史关系视角下，乾嘉学派与桐城派有皆受经史孕育的面相，依据这一面相可以分析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学术特点。“六经皆史”阐释了道与事的关系，从这一面相上看，乾嘉学派通过语言文字之学的考证，意在“前言”与“往行”合，这种对“前言”与“往行”关系中的“求是”，体现了实证精神；桐城派通过古文法的建构，以文叙事，这样文章应反映现实、反映时代，其所记“前言往行”，符合经史要求，故能与政通，达到理、事合一。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学者分别从经史关系之学汲取为学之道和为文之法，既共归于“事”，又各得其所。乾嘉学派在朝廷“考文”之事的推动下，成为一时显学，而桐城派通过古文的推崇及其主张克服了宋学空谈义理之弊，因经世致用拉近了士人与清朝统治者的距离。经史之学不仅注入了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学术内涵，也形成了二者的学术特点，这作为经学的人文性和经验性的反映，展现了儒学服务于政治的“生生不息”的学术魅力，同时也消解了夷夏在国家和士人之间的阴影。 综上，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视角看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经、集之别，表明各自的归属和创新；汉、宋之争，揭示各自的源流和取向；经、史之间，分析各自的内涵和特征。传统目录学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为揭示和释读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的不同面相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三、清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面相 任何一代学术发展皆离不开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离不开对前代学术的整理和总结。朝代有长有短，国家也有统一和分裂，而清代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完成了大一统且统治长达近三百年的王朝，在西学东渐的学术冲击下，其对前代学术整理和总结的成就尤为突出、意义尤为重大。仅从《四库全书》的编撰到其总目提要的撰写，足以管窥清代学术整理和总结的盛况，这也表明清代学术发展离不开清廷“考文”之事的推动。清代学术总体上呈现整理和总结的时代特征，乾嘉学派和桐城派也不例外。 在清代学术史的视角下认识乾嘉学派和桐城派，二者皆体现了整理和总结的特征，其中乾嘉学派最为明显。“清代学术，以整理和总结中国数千年学术为其特征，而最能体现此一历史特征者，则为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整理”和“总结”这一清朝学术总特征的形成，是空前大一统的武功在文治上的反映，在这一过程中，夷夏关系的消融以及士人和朝廷关系的调整，是清朝“稽古右文”政策和“考文”之事推动下完成的。历代对前代学术皆有整理和总结，而清代学术的“整理”因乾嘉学派而其功甚巨，“总结”因西学东渐而空前绝后。乾嘉学派以考据见长，虽被讥为琐碎之学，但其建构的专门学问，推动了儒学乃至清代学术发展到了新阶段。乾嘉学派以考据为工具，对数千年学术的整理，其考据学理论的总结和建构，使其学问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派性质。而桐城派也具有整理和总结特征，与乾嘉学派相比，桐城派在总结上可以和乾嘉学派相提并论，在整理上难以企及乾嘉学派，但在文法上对数千年古文进行整理和总结，其有卓异于以往古文的贡献：一是对古文提出了具有家法和门户性质的原则，体现了清代古文上的创新发展；二是把被讥为空疏的宋学落实在古文及其法上，依文言理，使文章的价值判断归于经学，在清代文学发展的版图上，桐城派独踞一席。可见，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具有整理和总结的清代学术总特征。对此，梁启超在梳理清代学术史时也极为赞叹：“由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梁氏通过知人论世的方式，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种种“因缘”，而对清代学术的“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剥春笋、啖甘蔗之喻，这表明清代学术具有整理和总结的特征。再据《清史稿》卷四八〇《儒林传》云：“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而卷四八四《文苑传》曰：“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呜呼盛已！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亦随之而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而魏、侯、申、吴，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尤盛一时。自王、朱以及方、恽，各擅其胜。文运盛衰，实通世运。此当举其全体，若必执一人一地言之，转失之隘，岂定论哉？”不论是《儒林传》还是《文苑传》，都是以政治与学术关系来阐释清代学术发展的因果，这种解读符合清代学术发展的实际。乾嘉学派把汉学发展到了专门的学问，其核心考据学具有专门之学的特征，而以此专门之学对经学的整理和总结，则推动了经学的发展。桐城派对古文的发展，提出了具有理论意义上的古文法，是数千年古文发展的总结和升华。相比较而言，乾嘉学派对汉学的总结和发展，其成就整理突出，整理和总结相得益彰，而桐城派是对古文法的总结，其成就偏于总结，而整理之功无法与乾嘉学派相比拟。比如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一书中所列文体共有十三类，从分类的角度梳理古文辞的渊源流变。 据下表（表格省略），从文体形式和内容上看，姚鼐《古文辞类纂》所列十三类文体是对先秦以来的文体渊源流变进行总结。从表中分类可以看出，十三类文体大多渊源于经，也有渊源于史、子者，还有未明确指出渊源的，如箴铭类。姚鼐梳理了不同文体的流变及其代表者和代表作，特别是选本内容的时间范围直接到清代，并列入方苞、刘大櫆之文，使桐城派成为清代古文辞的代表者，选文如缀玉联珠，文统、道统相互表里。姚鼐不仅对古文辞有了整体和长时段的把握，同时也对文体内容和形式关系上有进一步的认识：“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姚鼐在经、史、子、集中总结文体渊源流变，与经、史、子、集皆有关系，可谓综合四部，并认为经为文源，文体之别多归于经之《易》《书》《诗》，抑或出于子、史，至于集部则专以文为类。姚鼐的古文理论虽具有文学创作、评价的工具性，但事实上则体现了经集、史集、子集之间的关系，使古文法更具有系统性，具有理性的张力，因而桐城派文派具有总结和整理的时代特征。 四、视角、面相与展望 以上从政治与文化关系、四部分类和清代学术史的视角，依据所见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的多重面相，来深入探讨二者发生、内涵、嬗变、特点及其发展方向。 视角不同，为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自然科学之理，宏观世界的观察，离不开望远镜，而微观世界的认识，同样也离不开显微镜。人文学科研究也是如此，视角不同，聚焦点亦异，而不同视角下所解决或阐释的问题更为具体和精准。如果认识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发生，不借助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视角，就无法清晰地认识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发生所体现的清代时代性，更难以认识夷夏关系和士人与朝廷的关系的新发展和新建构；假如不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视角审视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内涵，就找不到二者各自在四部中的归属和创新、源流和取向、内涵和特征，更何谈其界定和概念；如果不是从清代学术史的视角上看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就很难估计和评价二者各自的影响和成就。不同视角为研究、揭示和阐释乾嘉学派和桐城派提供了不同的视域，也看到二者关系的不同面相。 面相不同，为研究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确定了清晰的研究对象。在不同视角下可以看到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面相的多维性，而这些面相有助于推进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研究的深入。仅以中国传统目录学为例，按照四部分类法，置于这一视角中的乾嘉学派与桐城派，其产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一结构功能的体现，这就为我们研究二者关系提供了学术本身的线索，而经、史、子、集四部结构及其关系，清代姚永朴认为四部之文，其体裁可约为子、史两类，文无外乎“说理”“述情”“叙事”三类，“经于理、情、事三者，无不备焉，盖子、史之源也”，“集于理、情、事三者，亦无不备焉，则子、史之委也”，指出了四部的学术源流关系。至于经、子关系，“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由此可以说桐城派所体现的经（主要是宋学，从经上可以探讨其发生）、史（古文理论主张，从史上探讨其理论构成）、子（相对于乾嘉汉学而言，从立说的角度）、集（内容的属性）不同面相，而乾嘉学派若定位于经学的小学上，则与桐城派之间具有经经、经史、经子、经集等诸多关系面相，这从姚鼐主张学问的构成即“义理”“考证”“文章”上隐约可以看到这一观照。在不同面相内对二者关系探讨，更能体现清代学术的整体性、复杂性。因而对桐城派的内涵及其界定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桐城派的发生、主张、内涵核心是古文义法，其界定应为文派。这不仅是研究桐城派与乾嘉学派应当注意的，而且也是清代学术研究深入下去应当注意的，不可泛滥无际，失去本身的河道和堤岸。 在不同视角下，对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多重面相的释读，可以提出新的学术问题，进而开辟二者关系研究的新境界，推动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回顾以往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传统学术独自理路的思考、反思和总结，特别是发掘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学术演进的路径和语境，探讨两者关系所反映的传统学术的知识体系、思维结构和演生逻辑，并认识清代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历程及其局限，这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盛险峰，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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