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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敌李文兵团被我晋察冀主力阻于张家口东，我平汉北段战场捷报频传时，蒋介石再次玩弄他的手腕，把张家口地区划归第十二战区，促使傅作义出兵。 傅部出动四个师，绕道张北，从背后偷袭张家口。 晋察冀教导旅在郑维山同志指挥下，在张家口以北、张北以南阻击傅部，掩护我党政军机关最后从容撤离。  郑维山 傅部于十月十一日进入张家口市。 十月十三日，延安《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说： '我们全解放区一切军队，一切人民，一定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张家口、承德、集宁、菏泽、淮阴以及一切失地，而蒋介石今天的一切罪恶必将自食其果。' 敌人以为占领张家口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气焰益发嚣张，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慨，竟说'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 蒋介石在傅部占领张家口的第二天就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 我们主动撤离张家口，是中央军委和聂司令员早已计划的方案，撤离以前，聂司令员对部队和地方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但有的同志对于撤离张家口还是思想上不大通。 为了统一认识，搞通思想，鼓舞士气，提高胜利信心，召开了涞源会议。 会议传达贯彻了毛主席《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三个月的总结》等指示，进一步明确打歼灭战、打运动战的思想，强调指出只要我们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大踏步进退，主动寻求战机，继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就能够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取得最后胜利。 这次会议，为尔后的作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然后，我们满怀信心地迎击向我们腹地进攻的敌人。 聂司令员指示我率领三纵队第八旅和独立第四旅、独立第八旅还击向易县进攻的敌第九十四军，保卫易县和紫荆关。 保卫易县、紫荆关，击退敌人的进犯，是个严峻的任务。 易县位于涞水、满城、涞源之间，东临平汉铁路，西接晋察冀解放区，是解放区的咽喉要地，也是阻敌西犯我解放区的屏障。 这些年来，易县一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 早在一九三九年，日本师团长桑木就说过，欲扫荡晋察冀军区，须先肃清满城以北地区即易县一带。 日本侵略军'扫荡'晋察冀，第一个步骤经常是进攻易县地区，八年抗战期间，这里的战火始终没有熄灭过。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对易县垂涎三尺，今天又来重蹈日本侵略军的覆辙，企图在侵占易县后，西击紫荆关，与察南之敌东西呼应，把我解放区分割成南北两部分，陷我于不利地位。 再出保北，与一出保北有个很大的不同。 一出保北时我们的对手是杂牌部队，而这次的对手则是美式机械化的主力部队。 军情紧急！ 这是退出张家口后，敌我双方主力头一次交手。 集宁失利，对部队的情绪有一定的影响。 撤出张家口这一战略决策，在一些同志的心理上不是没有一点震动，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所能透彻理解的。 如今，我们不会也不能再往后退了。 为此，我们必须在保北三角地带与敌人进行一场厮杀。 按上级指示，部队很快集结起来。 我一看，发现有一个旅的旅长和政委都没有到，部队由副旅长和副政委带来。 大敌当前，主官不上前线，这是不能允许的。 首先是整个形势不允许这样做。 部队情绪本来就受到了影响，在这个时候，多么需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用高昂的战斗精神去鼓舞部队，用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去教育部队。 干部的个人表现，对于整个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加强部队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 我们这支从游击队编成的正规军，组织纪律建设是极其重要的课题。 从这件事，还使我联想起另一件事。 那是日本刚刚投降时，我们从日军手中解放了张家口，傅部从归绥东犯，袭占我卓资山、集宁，直到柴沟堡，妄图侵犯我张家口。 我们为了自卫，对傅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 部队到了十八台，在那里等火车，由于大同、归绥我们没有控制，火车不能准时到达。 我和李志民同志一起到车站去，见战士们聚集在那里，议论纷纷。 一个连长说： '一次没上车，二次没上车，今天又没能上车，杨司令还不如我这个游击队长。过去我在冀中打游击，要走就走，要打就打。杨司令说要走三次了，就是走不了！' 这位冀中平原上的老游击队长不认识我，又是晚上，对我和李志民都没在意。 我们停住了脚，严肃地批评了他的游击习气。 后来，这个同志进步很快，也提拔得很快。 我们从等车的指战员身边走开后，这位连长的话仍响在我的心头。 我思索起三纵队的建设问题。 三纵队的历史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为了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上级命令我们把冀中军区第七、第八、第九军分区的主力和第六、第十军分区各一部集合起来，组成冀中纵队，后来按序列编为第三纵队。 它是在冀中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欲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企图首先确保冀中，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纠集五万兵力，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发起了'大扫荡'）后，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撤销，十几个团的主力部队转移了。 一九四四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恢复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开展高度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在被敌人分割的两千多块立足点上，打麻雀战，打地道战，与敌人周旋。 成百上千股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胜利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拢成一支几万人的纵队，在进军中才把便衣换成军装，并补充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调整了步枪口径，批判了家庭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号召大家树立不怕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想。 但是，去掉游击习气，不是靠突击就能解决问题的，要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游击队有它的特点，再好的游击队也还是游击队，我们需要的是冲不垮、拖不散、有着坚强组织纪律性的铁军。 几十年的戎马倥偬，使我知道部队要想打胜仗，就要有铁一般的纪律。 没有纪律、纪律松懈的部队，是一盘散沙，是经不起严重考验的。 我们三纵队毕竟还很嫩，需要整顿、需要加强纪律观念。 从绥远归来，形势那样紧张，我们还是把部队拉到沙城，办营以上干部训练班，我和李志民、陶汉章同志亲自讲课、做示范动作。 大同战役后也是基于这种思想硬抽出时间来进行战役总结的。 不错，部队有了很大的提高。 回想大同外围战之初，不少连队夜间打进据点，攻克堡垒，天一亮又被敌人逼出来，看着实在叫人心疼。 可是在平汉战役中，连克四座县城，势如破竹，漕河战斗一仗歼敌四千六百多人，震慑敌胆。 我高兴地看到，部队在前进、在发展。 我也清楚地知道，离上级的要求，革命的需要还差得很远。 我们这支部队，不仅要能够消灭敌人的杂牌部队，还要能消灭敌人的美械化主力兵团； 不仅要能一仗歼敌数千，还要能一仗消灭数万。 对于部队正规化建设一点都不能放松。 打一两个胜仗容易，而要培养一支能够经常克敌制胜的铁军，确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当前，我们面临着的就是一个考验：如何战胜美械装备的第九十四军。  海南三郑：郑介民、郑挺锋（时任94军军长）、郑庭笈 那时，我们再三思索，觉得这两位都是老同志，经过严峻的考验，对革命是有功的，但在这个时候必须严明军纪。 军区首长给了他们必要的处分。 我又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帮助。 我们传达了这个处分决定，对部队教育很大。 我对全纵队营以上干部说： 不积极，不坚决执行命令的，不努力完成任务的，不仅要总结教训，还要给予必要处分。 建设部队，必须做到有功必奖，有错必罚，严明军队纪律，不姑息，不感情用事。 此事，对部队震动很大，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对存有畏葸不前思想的极少数人，也及时地敲了警钟。 这一行动，对于三纵队的纪律、作风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志们群情激奋，盘马弯弓，准备杀敌。 敌第九十四军正向我易县进犯，我即命令八旅在正面采取运动防御，诱敌深入，主力集结在南北桥头、二十里铺、门墩山两侧地区，准备全歼九十四军一部。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的是歼灭战。 我们提出响亮的口号： '打好美械化敌人第一仗，歼灭蒋军主力，粉碎敌人进攻，保卫易县！' 十一月三日，敌一二一师三六一团继续西犯，当晚被独八旅诱到南北桥头、二十里铺、门墩山等预定地区，遭我主力阻击，被迫停止前进，龟缩在上述各地待援。 这时，我独七旅已按预定计划进到南北秋兰地区，摆好两面防御的阵势，阻敌援兵，断敌退路。 至此，敌人一个完整的美械化团，完全落入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我立即命令独八旅、独七旅一个团和独四旅，乘敌立足未稳，采取突然的动作，于当日晚向敌发起进攻。 敌人的美械装备果然名不虚传，火力很强，一发现我们进攻，各种火器同时开火，只见夜空里到处都是照明弹，到处都是曳光弹划下的稍纵即逝的弧线，到处都是炮弹爆炸时闪烁的白光，忽闪忽闪的强光一秒不停地闪烁。 步枪声、机枪声、炮声……所有这些声响交织在一起，就象平地骤起的狂飙。 在枪炮声里，隐隐可辨我们战士冲锋的喊杀声。 激战竟夜，至次日拂晓，终于突破了敌人前沿阵地。 这时，敌人仓惶地向东北突围，与增援他们绕过我七旅阵地的一个营汇合一起，向涞水溃逃。 八旅、独四旅展开追击，北面七旅又迎头挡住，至九点钟，一个美械化团和一个美械化营，共两千六百余名无一漏网，被我干净利索地歼灭掉，缴获各种火炮二十门，轻重机枪七十九挺，大批步枪、弹药；击毁坦克、汽车各一辆。 在灿烂的阳光下，部队押着两千多俘虏，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是我们打敌人美械化主力的头一仗，首战告捷是对敌九十四军一个有力的打击，给在察南窥伺着我根据地的敌十六军一个震慑，迫使敌至蔚县后不敢继续深入。 三纵队第九旅，是这次战前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刚刚成立起来的部队。 这样，三纵队编制内就有了三个旅。 第九旅的前身是察哈尔军区独立第十一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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