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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后，我曾分工管过两年多的中医工作。 让我管中医工作，我又得从头学起。我找了几本有关中医发展史的书籍看了一下（中医本身我是不可能钻进去的），大致知道了中医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伤寒论、本草纲目、金匮要略等）是哪几部，并且也在大略知道这四大经典著作，也不是一开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经过了几代人的修改。 当时，部里十几位正副部长，只有两三个不是学医的，但中医出身的一个也没有，只有一个中医局长参加部党组。因此，总地说，对中医方面的呼声是反映、重视不够的。 而中医内部，也是门户之见颇深，不能各自发挥所长，团结协作，共同为全国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相反，却互相攻击，在扯皮中消耗了不少精力。 中医领导干部中，也有的对气功有点走火入魔，相信什么隔着墙可以运气打死兔子，可以把几千里地以外的花运到北京来等等，也给一些人反对中医的口实。 中医工作的矛盾，集中暴露在1983年夏天在烟台市召开的中医理事会上，这次理事会主要讨论召开下届中医代表大会的问题。为顺利召开这次理事会，我作为卫生部主管中医工作的副部长，在会议开头就作了一个加强中医界团结的主旨讲话。希望中医界同仁都要各自发挥出自己的长处，他人从别的方面去探索，不应去反对，看谁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贡献更大。如果全国的中医都搞成一个模式，中医事业怎么能得到更好发展呢？ 我的这一篇讲话，没有批评谁，也没有支持谁，没有人出来反对。所以，头两天的会还是开得顺利的。不料这时，烟台市副市长张积惠（就是那位空军战斗英雄）跑到我房间来，想邀我到威海卫、石臼等地去看一下当地的中医工作，实际上是想争取部里对他们的支持。我惟恐会议出问题不想去。张积惠说：'这两天不是很好嘛，我们只是去一天，明天上午走，晚上就回来，总不至于出什么问题吧。'在他的热情邀请下，我去了一天。 当天晚上回到烟台，刚进房间，中医学会秘书长魏福凯急急忙忙跑进来说：'今天出问题了。'我吃了一惊，果然我说不去的，这回真出了问题。我问是什么问题，魏福凯说：'原来为准备开中医代表大会不是已有一个筹备小组吗？今天的会上，有些人提出开代表大会只是筹备小组不好，应该成立一个筹委会。'我一听是这个问题，就放了心，说：'我们完全可以同意这个意见。但筹备小组已成立了一年多，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另起炉灶对工作不利。我们可以建议在原筹备小组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吸收各方面不同意见并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成立筹委会。'魏福凯同意这种处置。 为便于取得一致，由我出面，连夜直接找了观点不大一致的三位领头的代表人物个别酝酿。好在那时不过晚上9点钟的样子，大家还没有睡觉。我逐个拜访，表明：'今天一些理事们关于成立筹委会的建议非常好，我们建议在筹备小组的基础上扩大一下，请你参加并任副主任。'他开始客气，经我劝说，就同意了。然后我又提出：'除你之外，是否还应该请某某等同志参加，也作个副主任。'他已同意自己参加，不好意思反对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同志参加，虽然有点勉强，也只好表示同意。接着我又去找第二位、第三位，如法炮制，这样就基本一致了。 第二天开理事会，我又讲了一下，说大家的建议很好，经过同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医老前辈协商，建议大会成立筹委会，保留原筹备小组人员，增加哪几位为副主任。得到理事会的一致通过，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 关于中西医结合，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老同志也很关心此事。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在东北时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第三书记，听说我在卫生部管中医和中西结合医工作，还专门找我到他家里谈了半天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时，对中西结合医有两种各走极端的意见：一种是主张纯中医或纯西医，认为中西结合医啥也不是，没有必要大力去发展，引起对中西结合医的很大不满；一种是中西结合医，有些人搬出毛主席曾经讲过的某些话，说中医和西医以后都得走中西结合医的道路，纯中医和纯西医将来都不会单独存在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这个问题，我经过了一些调查研究，又同部分同志交换过意见。我的这些意见，集中地反映在1984年8月在北京西山召开的一次中西结合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我认为，在旧中国，就有一些有识之士自发地开始做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后，开始有计划有领导地发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的出现和发展，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不是哪个人主观臆想出来的，有广大的发展前途。现在不少疾病，光用西医或中医的办法效果都不太好。这些年，采两家之长，在急腹症、骨伤科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980年卫生部提出并经国务院批准，提出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三支力量长期并存，都要大力发展的方针，我认为是正确的。 有的同志认为：中西结合医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三支力量的提法不科学。我认为，中医一开始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也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西医同样如此，它也经过了两三百年的发展历史，从解剖学、细胞学、基因工程等等，现在这个发展也远没有完结。就是形成了一个体系，也会继续展。 我认为，自然科学、所有的科学，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不是一万年以后还是三支力量并存呢？还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医学？我们不能去算这个命。这完全要看医学科学本身的发展。不该合的时候硬要去合，是办不到的；该合的时候你硬不准合，也是办不到的。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作这种无谓的争论。 1982年春，党组分工，要我兼管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并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血防办公室设在上海，因组长由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担任。组员有国务院有关的8个部委的副部长，还有南方12个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副书记或副省长参加。而陈国栋工作很忙，不可能以更多的力量具体抓血防工作，我这个惟一的副组长责任就更重了。并且，在我调到中国红十字会（简称红会）工作以后，还继续管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86年夏才解脱。 血吸虫病的防治，像我对其他卫生工作一样，又得从头学起。我找了几本'血吸虫病防治手册'之类的书看，请教一些搞血防工作的同志，才知道血吸虫是怎么回事，它在什么条件下由卵孵化成尾蜥，尾蜥又怎样找到钉螺寄生，然后通过什么渠道危害人畜。 第一次我到上海参加全国血防工作会议时，我提前半个多月，到安徽的无为、安庆、贵池、春阳及上海郊区的青浦县作了一些实地考察。以后又到鄱阳湖的星子县、主席写过'送瘟神'诗词的余江县以及湖南的洞庭湖等重点疫区作了调查。 经过考察以及几次血防工作会议（包括几个省区联防工作会），我才对血吸虫病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觉得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短时期，更不是哪个部门能独自解决的，使我深深感到卫生部门必须主动积极地同有关部门、地方共同协作的必要性。 在将近三年半的过程中我以为有些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以尽可能事半功倍地与血吸虫病作斗争，并最终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要消灭血吸虫病，有几个大的环节，从血吸虫卵的传播、孵化、寄生、尾蜕进人人畜体内，只要我们切实隔断了其中一个环节，血吸虫就不能危害人类。当然，孤立地要做到完全切断某一环节，是不能办到的，必需几个环节同时抓，并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突出重点。 在我管血吸虫病的三年半中，我认为我们过去在处理这几个关系上，当时过于偏重于消灭钉螺，而放松了其他几个环节。当然消灭钉螺是主要环节。但是钉螺是很小的，又是土黄色，藏在泥土中很不容易发现的。江西省血防办的同志给我说，他们弄了几百只死钉螺，染成了红色，撒在三百多平方米的地方，让几个人去找。找了半天，也才找到不过百分之六十。当然，结合水利工程改造水渠，填死钉螺群集的水渠可以大量消灭钉螺，但随着上游的水的流入，也带来钉螺，它还可以繁殖。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日本也消灭了血吸虫病，但并未能消灭钉螺。我还听生物学家说，要消灭一个低级的物种，也是十分困难的。 要消灭血吸虫病，必须一条流域一条流域地去抓，上下游一齐动作，特别是上游。这就要整体作战，统筹规划，不能只是各自为战。涉及到几省、几个地区、几个县的，要由上一级主管单位，召集有关地区，建立协作区，以协调动作。 河流中的﹣大传播源是江河中的大小船舶。我国一般的船只甚至有的大型客轮也都把粪便排入江河中，如果有感染血吸虫病的人，就会排出大量的血吸虫卵，它就可以在水里孵化。这一条现在基本上还没有管起来。特别是江河里的船民渔民，天天在水中作业，感染血吸虫的可能性更大，并且几百、几千万人一年到头把粪便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泊中。如何收集船上粪便，不使之排人水中，又如何集中起来，杀灭血吸虫卵，又如何利用这些粪便肥田，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的办法，并制订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 我还请教过生物学家苏德隆、毛守白等同志，询问有什么防治的办法。苏德隆对我说过，'文革'前曾有一个药方，很简单，几种药按比例放到大水缸里，加水搅开，然后把用布做的水袜子（齐大腿根的，袜底刷一层胶）泡在药水里，一天后取出晾干，血吸虫尾螃一接触很快就会死亡。他还说，这次会议之前，他把'文革'以前做的这种水袜子抽出几根纤维用水泡上，把血吸虫尾呦放进去，很快就死了。像这种简便易行的办法，现在完全没有人提倡了。我想，血吸虫病的治疗，完全是免费的，为什么不可以用些布做一些水袜子，免费发放，而要等到有病了去免费治疗呢？并且，在南方，靠水的地方，群众打鱼摸虾是少不了、禁不了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调查中我发现，许多血吸虫病人都是在治好以后，继续多次感染。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政策是免费治疗，致使群众不注意，明明岸边写着大牌子'此处有血吸虫，禁止下水'，但他还是下。我提出，是否可以把费用办法稍微改一下。比如说首次感染免费，第二次感染收费百分之三十，第三次感染收费百分之五十呢？这样也调动了群众防治血吸虫病的积极性。大家认为可以考虑。 在已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地方（那时已有近四分之一左右的县达到了这个标准），原有的血吸虫病防治专门机构（血防办，血防医院）是否继续保留的问题也提了出来，因为在那些地方，任务确实不多了。考虑到根治血吸虫病的不易，考虑到病情可能的反复，是否可以把血防办公室的领导关系调整一下，不由各级党委领导，而把它改为卫生厅、局的下属机构，如防疫站、血站一样；如果任务太少，可以适当精简人员，或者同时承担一些其他地方病的防治任务。 我在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同样处于南方，四周省、区都有血吸虫病，惟独贵州省没有。所以，贵州省就干脆没有派人参加中央血防领导小组。我曾打算到贵州去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但以后我不管血吸虫病了，没有去成。 【谭云鹤（1922年5月～2014年5月），生于四川万县。1940年在陕北公学60队学习，任党支部书记。1946年先后担任永安、鸡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东北局民运部干事、巡视团团员。后任林彪近1年的政治秘书，1949年4月随林彪赴北京，后又调回沈阳。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兼组织指导处处长、东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1953年奉调松江省（即今黑龙江）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后历任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77年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后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党组书记，2000年12月离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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