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地区汉至六朝墓葬出土鎏金铜棺饰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三峡地区汉至六朝时期所出鎏金铜棺饰的时空分布、类型、来源及使用问题等进行了探讨。鎏金铜棺饰是三峡地区汉至六朝墓群中出土的一种木棺装饰物，西汉中期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而出现，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随墓葬形制、神仙思想的变化而逐步发展，东汉晚期与三峡地区民间信仰进一步结合而发展至顶峰，六朝时期已不再流行。

葬具是葬俗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是人们死后的归宿，可深刻反映当时当地人们的经济、人文发展水平及精神信仰。因此，对葬具的研究是葬俗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流行的葬具主要有木棺、石棺、陶棺、铜棺等。随着葬俗的不断发展，人们越发重视对葬具外表进行装饰，出现了饰棺行为。关于饰棺的目的，郑玄认为：“以华道路及圹中，不欲众恶其亲也。”[1]

从葬具装饰角度来看，秦和西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东汉以后葬具装饰则代表了另一个时代的风格[2]。公元前316年，秦国军队南下，灭巴、蜀两国，将包括三峡地区在内的古代巴蜀地区置于秦国统治之下。西汉建立后，沿袭了秦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策略，即羁縻政策和大规模移民[3]。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整体上呈现出由秦文化、楚文化、汉文化、土著文化杂糅并存向大一统汉文化演变的趋势，这一历史进程于西汉中期前后正式完成。文化面貌的剧烈改变给三峡地区带来了新的丧葬习俗，而用铜质鎏金器物装饰木棺则是其最重要的表征之一。三峡地区最早于西汉中期出现鎏金铜棺饰，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逐步发展、繁盛，至六朝时期大幅度衰落。

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三峡地区出土的部分鎏金铜棺饰，并对其发现和图像内涵等进行了研究，包括丛德新[4]、张勋燎[5]、蒋晓春[6]、李梅田[7]、苏奎[8]等。但既往研究主要着眼于巫山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圆形和柿蒂形棺饰，着力于对纹饰的解读。本文拟扩大地域的广度、延展时间的跨度，充分收集、整理三峡地区西汉至六朝时期出土的鎏金铜棺饰，通过系统梳理确定各类鎏金铜棺饰的类型和年代，讨论其流行时间、流行区域和文化内涵的异同，并对其来源和使用方法等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如有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 出土与发现

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目前三峡地区鎏金铜棺饰的出土地点，西至重庆合川，东至湖北秭归，以重庆主城以东的峡江地区为主，尤其以丰都、云阳、巫山等几个区县出土数量最多〔图一〕、器类最为丰富，可列表如［表一］。除已发表的考古发掘资料外，巫山县博物馆、万州博物馆等也收藏了一批纹饰图案丰富的鎏金铜棺饰[9]，但由于出土单位和共存信息缺失，本文暂不涉及，拟另行撰文讨论鎏金铜棺饰的纹饰内涵。

图一 三峡地区鎏金铜棺饰分布示意图

根据［表一］可知，三峡地区共计有11个区县出土有鎏金铜棺饰，分布区域西至渝西长江支流嘉陵江流域的合川以及重庆主城区，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分别出土于64个墓群（地）的156座墓中，共计819件。下面具体分析其形态及年代。

表一 三峡地区汉至六朝墓群出土鎏金铜棺饰统计表

二 器类与年代

从上可知，三峡地区汉至六朝时期鎏金铜棺饰主要器类包括泡钉、璜形、球形管、璧形、四神、人形（包含人形化的神）、柿蒂形、阙形、圭形等，其中圭形仅出土一例，因此暂不对其进行分析。

（一）泡钉

A型　盔形。钉帽平面呈圆形，剖面弧度较大，似头盔状。根据钉帽顶部的形制不同分两个亚型〔图二〕。

图二 A型泡钉

Aa型　弧顶。可分二式。

Ⅰ式　钉帽无沿，钉较长。如涪陵渠溪口M2:4。

Ⅱ式　钉帽有沿，钉较短。如万州大丘坪M22:83。

Aa型泡钉的变化趋势：钉帽从无沿变为有沿，钉由长变短。

Ab型　平顶。可分二式。

Ⅰ式　钉帽有沿，钉较长。如巫山瓦岗槽01ⅠM8:62。

Ⅱ式　钉帽无沿，钉较短。如巫山下西坪M15:66。

Ab型泡钉的变化趋势：钉帽从有沿变为无沿，钉由长变短。

B型　伞形。钉帽弧度呈伞状，帽径一般在3-6厘米左右。根据钉帽弧度可分为两个亚型〔图三〕。

图三 B型泡钉

Ba型　钉帽弧度较大。可分二式。

Ⅰ式　钉帽弧度较斜，钉较长。如万州金狮湾M1:35。

Ⅱ式　钉帽弧度近圆，钉较短。如巫山瓦岗槽99M7:3。

Ba型泡钉的变化趋势：钉帽弧度由较斜变为近圆形，钉由长变短。

Bb型　钉帽弧度较小。西汉中晚期出现，到东汉中期其形制变化不大，如云阳打望包M4:31、巫山双堰塘M711:21等。但钉的形制不同，有菱形钉、锥形钉等，范线也有一字形范线和“U”形等不同形制，但不具备时代意义，不同形制的泡钉在同一座墓中有共出现象，说明不同制作工艺在被同时采用。一种为菱形钉一字形范线，如巫山瓦岗槽99M19:5；一种为菱形钉“U”形范线，如巫山高唐观M18:16；一种为锥形钉，不见范线，如巫山高唐观M18:60。

C型　扣形。钉帽略弧，径小如扣，帽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可分二式〔图四:2、3〕。

图四 C型、D型泡钉

Ⅰ式　钉帽较小，钉较短。如巫山麦沱M40:14。

Ⅱ式　钉帽略大，钉较长。如云阳走马岭03M1:77-2。

C型泡钉的变化趋势：钉帽由小变大，钉由短变长。

D型　蝉形。钉帽如蝉形，边缘有四乳钉状足。可分二式〔图四:1、4〕。

Ⅰ式　素面，或用阴刻线条刻划出蝉的头部、翅等细节。如丰都汇南M22:20。

Ⅱ式　背部阴刻有卷云纹、凤鸟纹等。如巫山龙门口ⅠM23:108。

（二）璜形

根据两端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二型〔图五〕。

图五 璜形棺饰

A型　两侧均为龙首。根据龙首的形制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龙首粗短，鼻较圆。可分二式。

Ⅰ式　器身弧度较小，眼部无镂空。如云阳走马岭03M13:10。

Ⅱ式　器身弧度较大，眼部镂空。如巫山高唐观M18:20。

Aa型璜形棺饰的演变趋势：器身弧度变大，眼部以镂空形式表现。

Ab型　龙首较长，鼻较尖。可分二式。

Ⅰ式　器身弧度较小，眼部无镂空。如云阳走马岭03M1:11。

Ⅱ式　器身弧度较大，眼部镂空。如云阳故陵M8:75。

Ab型璜形棺饰的演变趋势：器身弧度变大，眼部以镂空形式表现。

B型　一侧为龙首，一侧为虎首。如丰都林口M2:82。

（三）球形管

管根据两端短柱高度的不同，可分为三型〔图六〕。

图六 球形管棺饰

A型　短柱较矮。可分二式。

Ⅰ式　短柱直径较大。如云阳张家嘴M5:28。

Ⅱ式　短柱直径较小。如云阳李家坝M14:113。

A型球形管的演变趋势：两端短柱直径变小。

B型　短柱略长。可分三式。

Ⅰ式　短柱敛口，直径较小。如云阳走马岭03M13:11。

Ⅱ式　短柱直口微敛，直径较大。如云阳大凼子M3:37。

Ⅲ式　短柱敞口，直径较大。如云阳故陵M8:73。

B型球形管的演变趋势：两端短柱口部由敛口变为直口微敛再变为敞口，直径变大。

C型　短柱较长。可分二式。

Ⅰ式　短柱直径较小。如忠县将军村黄桷树包M183:3。

Ⅱ式　短柱直径较大。如云阳打望包M4:34。

C型球形管的演变趋势：两端短柱直径变大。

（四）璧形

根据有无纹饰，可分为二型（图七）。

图七 璧形棺饰

A型　纹饰简单。可分三式。

Ⅰ式　饰有柿蒂纹，无孔。如云阳走马岭03M3-1:23。

Ⅱ式　饰有两周凸弦纹，有孔。如渝中临江支路M3:22。

Ⅲ式　饰有一周凸弦纹或素面，有孔。如云阳马沱M40:35及云阳走马岭03M13:22。

A型璧形棺饰的演变趋势：纹饰由复杂变为简单，由无孔（单独使用）到有孔（配合泡钉使用）。

B型　纹饰复杂。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纹饰呈左右构图。如巫山龙头山M4:4。

Bb型　纹饰呈整体画面。如巫山双堰塘M705:9。

（五）柿蒂形

根据形制和尺寸的不同，可分为三型〔图八〕。

图八 柿蒂形棺饰

A型　四瓣柿蒂为桃形，且等长，尺寸较小。可分为五式。

Ⅰ式　柿蒂圆润。如云阳佘家嘴北区M6:93。

Ⅱ式　柿蒂较瘦长。如云阳佘家嘴北区M4:94。

Ⅲ式　柿蒂更加瘦长。如丰都二仙堡2003AM2:17。

Ⅳ式　柿蒂较圆润，中部镂空。如丰都槽坊沟M1:9。

Ⅴ式　柿蒂较扁。如秭归老坟园M6:2。

A型柿蒂形棺饰的演变趋势：柿蒂由圆润变为瘦长，再变为更加瘦长，再到较为圆润，中部镂空，最后演变成较扁。

B型　四瓣柿蒂为桃形，一对角变长，另一对角变短，尺寸较大。可分二式。

Ⅰ式　柿蒂圆润，尖部较短。如万州礁芭石M17:19。

Ⅱ式　柿蒂较瘦长，尖部较长。如万州金狮湾M12:55。

B型柿蒂形棺饰的演变趋势：柿蒂由圆润变为较瘦长，尖部变长。

C型　四瓣柿蒂等长，两角内卷。如云阳洪家包M5:41。

（六）四神形

根据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二型〔图九〕。

图九 四神形棺饰

A型　朱雀形。根据尾部的不同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尾尖下卷。可分二式。

Ⅰ式　朱雀整体纤细，翅膀较小。如巫山土城坡ⅠM6:18。

Ⅱ式　朱雀整体粗犷，翅膀较大。如巫山土城坡ⅢM45:8。

Aa型四神形棺饰的演变趋势：朱雀整体由纤细变为粗犷，翅膀由小变大。

Ab型　尾尖上翘。可分二式。

Ⅰ式　朱雀整体纤细，翅膀较小。如巫山土城坡ⅠM6:20。

Ⅱ式　朱雀整体粗犷，翅膀较大。如巫山麦沱M47:91。

Ab型四神形棺饰的演变趋势：朱雀整体由纤细变为粗犷，翅膀由小变大。

B型　玄武形。如巫山龙门口ⅠM23:72。

（七）人形

根据身体形态的不同，可分为二型〔图十〕。

图十 人形棺饰

A型　侧身而立。如巫山麦沱M47:110。

B型　半侧身而立。如巫山龙门口ⅠM23:76。

（八）阙形

根据阙顶的不同，可分为二型〔图十一〕。

图十一 阙形棺饰

A型　单檐。如巫山瓦岗槽97M5:6。

B型　重檐。根据阙身高度不同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阙身较高。如巫山麦沱M47:88。

Bb型　阙身较矮。如巫山麦沱M47:77。

通过对上述不同类型的鎏金铜棺饰整理发现，各类器形之间有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结合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可据此将其分为七组，分组情况如［表二］。结合墓葬本身年代及鎏金铜棺饰型式的演变方向，可对其进行分期。

表二  三峡地区鎏金铜棺饰年代表

上述七组共存关系中，从器物式别来看，第二组与第三组、第四组与第五组具有较为明显的共性，据此，七组可整合为五段：第一段为第一组，第二段为第二组、第三组，第三段为第四组、第五组，第四段为第六组，第五段为第七组。

再通过鎏金铜棺饰类别的演变情况考察可知，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泡钉、球形管、柿蒂形棺饰的类型增多，新增璜形棺饰等。第三段与第四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球形管消失，璜形、柿蒂形棺饰发展出新的型式，璧形棺饰大量流行，新增四神（玄武）、人形及阙形棺饰等。第四段与第五段之间存在的差距表现为，前段流行的器物大部分均不见，仅存少量泡钉。因此，可将上述所划分的五段鎏金铜棺饰分为四期，第一期包括第一段，第二期包括第二段、第三段，第三期包括第四段，第四期包括第五段。

第一段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故第一段鎏金铜棺饰年代为西汉中期，上限不排除可早至秦代；第二段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第三段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为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第四段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第五段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为蜀汉至两晋。

综上所述，三峡地区出土的鎏金铜棺饰各期年代为，第一期为西汉中期，第二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第三期为东汉晚期，第四期为六朝时期。

三 分区与特点

通过梳理不同区县出土鎏金铜棺饰的数量、类别、形制、时代等信息，结合各个区县的自然地理因素、文化背景，可进一步划分出三峡地区鎏金铜棺饰的几个不同流行区域，在分期研究基础上对各区流行器类及棺饰分布变化做历时性考察，可了解各区之间的势力消长。

第一期（西汉中期）：

A区（渝中、合川）鎏金铜棺饰仅有渝中区临江支路M3出土有AⅠ式璧形棺饰+AaⅠ式泡钉+AⅠ式柿蒂形棺饰组合。B区（涪陵至云阳）鎏金铜棺饰较多，有AaⅠ式、AbⅠ式、BaⅠ式泡钉，AⅡ式柿蒂形棺饰等，开始出现CⅠ式球形管棺饰+AⅡ式璧形棺饰的组合。C区（巫山至巴东）仅有少量AⅠ式泡钉、AbⅠ式泡钉〔图十二〕。

图十二 第一期棺饰组合

第二期（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

A区（渝中、合川）暂未发现鎏金铜棺饰。B区（涪陵至云阳）继续流行AaⅠ式、AaⅡ式、AbⅡ式、BaⅠ式、BaⅡ式、Bb型泡钉，新出现CⅡ式、DⅠ式泡钉，AaⅠ式、AaⅡ式、AbⅠ式、AbⅡ式璜形棺饰，AⅠ式、AⅡ式、BⅠ式、BⅡ式、BⅢ式、CⅡ式球形管棺饰，AⅢ式璧形棺饰，AⅢ式、BⅠ式、BⅡ式柿蒂形棺饰等，其中以Aa、Ab型璜形+A型、B型、C型球形管+AⅢ式璧形+B型泡钉的组合最为流行，部分墓葬为BⅠ式柿蒂形+AaⅠ式泡钉或BⅡ式柿蒂形+AaⅠ式泡钉。C区（巫山至巴东）继续流行AaⅠ式、AbⅡ式泡钉，新出现CⅠ式、DⅠ式、DⅡ式泡钉，AaⅡ式璜形棺饰，AⅢ式、Ba型、Bb型璧形棺饰，Aa式Ⅰ、AaⅡ式、AbⅠ式四神形棺饰等，其中较为完整的组合有两种，分别为Aa型璜形+AⅢ式璧形+Bb型泡钉及Aa型璜形+Ba型璧形+Bb型泡钉〔图十三〕。

图十三 第二期棺饰组合

第三期（东汉晚期）：

A区（渝中、合川）鎏金铜棺饰仍然较少，仅有AaⅡ式、Bb型泡钉。B区（涪陵至云阳）继续流行AaⅡ式、BaⅡ式、Bb型、CⅡ式、DⅠ式泡钉，AbⅡ式、B型璜形棺饰，AⅢ式璧形棺饰，新出现Ba型璧形棺饰、CbⅠ式柿蒂形棺饰等。棺饰组合为Ab型璜形棺饰+AⅢ式璧形棺饰+Bb型泡钉，也见有AaⅡ式泡钉+Bb型泡钉+DⅠ式泡钉+B型璜形棺饰+Ba型璧形棺饰的组合。C区（巫山至巴东）器形、数量均十分丰富，流行AaⅡ式、Bb型、CⅡ式、DⅠ式、DⅡ式泡钉，AaⅡ式璜形棺饰，Ba型、Bc型璧形棺饰，AaⅡ式、AbⅡ式四神形棺饰等，新增Bb型璧形棺饰，Ca型、Cb型柿蒂形棺饰，B型四神形棺饰，A型、B型人形棺饰，A型、Ba型、Bb型阙形棺饰等。棺饰组合为AaⅡ式、Bb型、DⅠ式泡钉+AaⅡ式璜形棺饰+Ba型璧形棺饰以及AaⅡ式、Bb型、CⅡ式、DⅡ式泡钉+Ba型璧形棺饰+AaⅡ式、AbⅡ式、B型四神形棺饰+A型人形棺饰+B型阙形棺饰两种〔图十四〕。

图十四 第三期棺饰组合

第四期（六朝时期）：

A区（渝中、合川）和C区（巫山至巴东）本期已不见鎏金铜棺饰出土，仅有B区（涪陵至云阳）在丰都、忠县等地出土有AaⅡ式泡钉、Bb型泡钉、AⅣ式柿蒂形棺饰。C区（巫山至巴东）出土少量Bb型泡钉、AⅤ式柿蒂形棺饰。

四 相关问题

（一）来源推测

三峡地区是古代巴国的核心区域。战国晚期及西汉初期典型巴文化墓葬如涪陵小田溪墓群[80]、云阳李家坝墓地[81]、九龙坡冬笋坝遗址[82]等，均无鎏金铜棺饰的发现，说明无论是巴人高等级贵族墓葬还是一般平民墓葬，都没有使用鎏金铜棺饰的习俗，并非本地的固有传统。西汉中期以后，三峡地区已经融入汉文化圈，有的墓葬虽然仍保留了某些巴蜀文化因素，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巴蜀文化已在巴蜀地区消失[83]，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都已汉化，到西汉晚期已经成为汉文化大家庭的一部分[84]。

因此，三峡地区第一期出现的“柿蒂形+泡钉”鎏金铜棺饰组合的来源仍要从其他地区汉文化中寻找。许卫红统计了两汉时期葬具上的四叶蒂形金属装饰（即本文所指柿蒂形棺饰），这一器物广泛分布在中原汉文化的分布区，其分布地点以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最为集中[85]。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这类器物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北至内蒙古[86]、辽宁[87]，西至青海[88]，东至江苏[89]，南至广西[90]，基本与汉朝统治区域重合。其中，时代较早的出土于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群，为西汉初期，发掘者认为该墓地为汉代居延县城的墓葬区[91]。然而西汉早期，这类棺饰更多在陕西关中发现，例如西安荆寺二村M2[92]，西安北郊青门M6、M9[93]，米脂卧虎湾M100、M143、M171[94]，咸阳二〇二所M2、M5[95]，宝鸡苟家岭M1、M4、M5[96]，西安东郊国棉五厂M5[97]，西安长安区西甘河村M5、M9、M11[98]等，全国其他地区尚不见西汉中期以前的材料。因此，可以认为使用鎏金柿蒂形棺饰+泡钉组合的习俗应起源于汉朝核心区域——陕西关中地区，西汉中晚期以后才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成为当时流行全国范围的一种丧葬习俗。同时，这一时期在广西合浦[99]、贵州赫章可乐[100]等地出土鎏金柿蒂形棺饰的墓葬还出土有璧形棺饰+泡钉的组合，说明了上述器物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流行的木棺装饰物。

（二）墓主身份等级

截止目前，三峡地区发掘的汉代墓葬数量应有数千座，而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仅一百余座，说明鎏金铜棺饰尽管分布较广，但仍然只有少部分人群能够使用。渝中临江支路M3墓葬规模宏大，带有斜坡墓道与排水系统，随葬器物包括大量鎏金铜器、银扣漆器以及大量钱币，发掘者认为墓主很可能是巴郡郡守级别官员或其家属[101]。丰都二仙堡BM9为一座中小型土坑墓，墓内出土有一枚铜印，印文为“扜关右尉”，说明墓主曾身任守关的重要职责。据《津关令》记载，“扜关”为汉代重要军事要塞，位于今重庆市奉节县[102]。《史记·楚世家》记载：“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103]有学者认为，扞关与扜关、江关实为同一关隘，但传世文献讹为“扞关”，本应写作“扜关”[104]。说明“扜关”由于位置险要，战国至汉代是长江干流上控制巴蜀地区连接江汉平原的交通要道。汉代关津的长官为关都尉，后置左右辅都尉。二仙堡BM9墓主曾任守卫扜关的右都尉，属于较高级别的地方军事官员。因此，使用鎏金铜棺饰的墓主除了因盐业而生的地方豪族之外[105]，还应包括部分地方行政、军事官员。

（三）内涵的演变

随着汉代启殡下葬习俗与时人神仙思想的变化，鎏金铜棺饰的使用方式及其文化内涵也随之发生改变。西汉时期，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先秦时期的埋葬礼俗，棺椁制度以及使用棺束悬棺下葬的方法十分常见，例如长沙马王堆轪侯家族墓便是沿用先秦丧葬礼俗的典型[106]。江苏泗阳陈墩M1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棺椁及鎏金铜棺饰，为西汉中晚期泗水王的亲属或高级贵族墓。其木棺上有宽0.18米的东西向3周、南北向4周丝织物棺束。在横、竖条棺束的交界处，用鎏金柿蒂纹泡钉钉死〔图十五〕[107]。在靠近棺的东西两端，仍残留有兜住棺底的两周绳索，应是“悬封”棺木下葬时所使用[108]。渝中临江支路M3出土时仅见有柿蒂形棺饰和泡钉，不见极易腐坏的棺束、绳索等，但结合前文提及的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同一时期柿蒂形棺饰和泡钉的发现，可以认为柿蒂形+泡钉组合的棺饰主要作用在于固定棺束，当然由于柿蒂形本身的特殊性，其也应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李零先生认为其应命名为“方华纹”，象征着四方[109]。

图十五 江苏泗阳陈墩M1木棺及棺饰

西汉晚期以后，三峡地区流行的鎏金铜棺饰中璧形棺饰地位愈发重要，至东汉以后出现了纹饰复杂、有“天门”题记的璧形棺饰等组合，应与横穴式墓在三峡地区的流行及本地居民信仰、神仙思想的演进有关。

西汉时期，全国范围内发生了由竖穴木椁墓向横穴式墓的转变，例如黄肠题凑墓的出现，改变了先秦时期木椁墓“悬封”式的窆棺形式，变成了横向推进式。此外，“凿山为葬”的崖洞墓、砖室墓、石室墓等都是通过墓道、甬道、墓门将棺横向进入墓室的[110]。如此一来，墓中的祭祀空间面积较土坑木椁墓扩大了许多，在这样的环境里，棺不再处于被封闭的状态，而是被展示在开放的主室作为墓内祭祀的对象，于是对棺本身的装饰就显得重要了[111]。三峡地区的竖穴土坑墓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以前，至新莽时期开始出现墓底铺石的土坑墓为过渡形态，东汉以后砖（石）室墓、崖墓大量流行，横穴式墓的盛行及下葬方式的改变使得对柿蒂形棺饰+泡钉的依赖急剧减弱，大量墓葬中柿蒂形棺饰的数量仅有1-2件，已经失去了实际作用，仅保留了装饰意义。

西汉中晚期之后，西王母信仰在民间传播日趋广泛，至东汉早期至中期，西王母信仰基本形成完整的体系，西王母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达到了最高峰，西王母也彻底完成了其本身由仙至神的转变[112]。西王母信仰的主要内容是其握有仙药，想要死后升天成仙必须登上昆仑，拜见西王母，取得仙药和仙籍后，才能进入天门升入天界。道教大约于东汉和帝初年在以洛阳、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形成天师道后，一支由汉中传入四川，与当地土著民族文化相结合发展成为五斗米道[113]。张勋燎先生认为，巫山发现的东汉西王母天门材料是早期天师道在中原地区形成以后传入四川与本土神话传说相结合发展成为五斗米道的产物[114]。巫山位于重庆市东北部，毗邻陕西南部，中原风格的空心砖室墓在东汉时期大量流行，中原文化成为本地第二大文化[115]。此外，作为三峡地区土著巫文化最为浓厚的地区，巫山地区东汉以后逐渐成为三峡地区鎏金铜棺饰的核心地区便不难理解。总之，西汉晚期以后B型璧形棺饰、阙形棺饰等的出现正是人们神仙思想的具象化表现，棺饰更多地表达汉代人对死后世界的认识。由此，三峡地区鎏金铜棺饰完成了从偏于实用的柿蒂形+泡钉组合向表达成仙升天愿望的以西王母为核心题材图案的璧形、阙形铜棺饰的转变。

图十六 山东临沂金雀山M14木棺纹饰及铜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临沂金雀山M14的木棺上用33枚柿蒂形棺饰和泡钉装饰，木棺前后挡绘制有双阙、凤鸟、府门等画像[116]〔图十六〕。这种饰棺方法与三峡地区西汉、东汉时期流行的棺饰组合均能找到对应或相似之处。这种将柿蒂形棺饰与彩绘方法结合使用的行为，很可能是三峡地区东汉以后鎏金铜棺饰发展方向的来源，但是由于两者距离较远，仍需要更多考古材料来研究这种饰棺方法的具体传播路径、动力等问题。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李学勤《仪礼注疏》卷四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1页。

[2]许卫红《秦至西汉时期木葬具的装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21卷第1期，第55页。

[3]白九江《怀柔远人：秦国羁縻巴蜀的内涵与比较》，重庆巴文化研究会、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巴渝文化（第5辑）》，成都时代出版社，2021年，第98页。

[4]丛德新、罗志宏《重庆巫山县东汉鉴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第77－86页。

[5]张勋燎《重庆、甘肃和四川东汉墓出土的几种西王母天门图像材料与道教》，载氏著《中国道教考古（第二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755－803页。

[6]蒋晓春《有关鎏金棺饰铜牌的几个问题》，《考古》2007年第5期，第74－83页。

[7]李梅田《略谈巫山汉墓的鎏金棺饰——兼及汉代的饰棺之法》，《文物》2014年第9期，第71－75页。

[8]苏奎《东汉四灵柿蒂形铜棺饰的类型与内涵》，《中国美术研究》2020年第4期，第42－51页。

[9]前揭丛德新、罗志宏《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第77－86页；苏奎《东汉鎏金银璧形铜棺饰的图像与信仰》，《四川文物》2021年第5期，第52页。

[10]重庆市博物馆、合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重庆合川市南屏东汉墓群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第43－64页。

[11]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第230－242页。

[12]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涪陵区博物馆《涪陵渠溪口墓群2013年考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470页。

[13]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涪陵区博物馆《涪陵吴家石梁（大院子）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5页。

[1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地区文化局《四川涪陵三堆子东汉墓》，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507页。

[15]重庆师范大学西南考古与文物研究中心、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丰都空洞包汉代墓群2018年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第9期，第51页。

[16]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二仙堡墓地》，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4、49、52、68页。

[17]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丰都马鞍山墓群2013～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6期，第21－23页。

[18]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槽坊沟墓地2003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295、2308、2326页；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槽坊沟墓群2011、2012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第341页。

[19]原发掘报告中作者认为是两晋时期，本文根据瓷盘口壶、四系罐等判断准确年代为西晋。

[2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汇南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03－804页。

[2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化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丰都县汇南墓群2000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4期，第7页。

[22]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95、621、372、482、501、509、520、61、282、107页。

[23]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丰都县火地湾、林口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3年第3期，第66页。

[24]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卡子堡墓群2010年考古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一）》，第335页。

[25]重庆市博物馆、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重庆市文化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杜家坝一号墓2000年度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下）》，第1631页。

[2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706－707页。

[27]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花灯坟墓群2002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456页；资料整理中，待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忠县将军村墓群汉墓的清理》，《考古》2011年第1期，第51页；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重庆市文物局、忠县文物局《重庆忠县乌杨镇汉晋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2017年第20辑，第42页。

[28]北京大学三峡考古队《重庆忠县石匣子东汉大墓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19页。

[29]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万州金狮湾墓群》，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5、57页。

[30]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礁芭石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中）》，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60页。

[31]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万州区博物馆《万州大丘坪墓群2004年度发掘报告》，待刊。

[32]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重庆市文物局《万州柑子梁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中）》，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3页。

[33]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万州区博物馆《万州熊邵福墓群2011、2012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82页。

[34]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武陵墓群》，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1页。

[3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县图书馆《四川开县红华村崖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第40页。

[36]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云阳走马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2、97、79－81、125－127、30－32、144、173、189、209页。

[37]厦门大学三峡考古队、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2000年云阳巴阳镇佘家嘴墓群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下）》，第1525－1527页；厦门大学考古队《云阳佘家嘴遗址2002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第928－929页。

[3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云阳马沱墓地2001年度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72页。

[39]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重庆市文化局、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打望包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7页。

[4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大凼子墓群2003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三）》，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981、1985页。

[41]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张家嘴墓群2011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第178页。

[42]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37号岩坑墓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08－309页；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管所《云阳李家坝遗址Ⅳ区汉六朝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99－433页。

[43]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云阳余家包遗址2000－2001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第820－821页。

[4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四川大学考古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庆市文物局、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风箱背一号汉墓》，《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第513－540页。

[45]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北省长阳博物馆《云阳富衣井墓群2014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二辑）》，第154页。

[46]该墓在发掘简报中作者判定年代为东汉晚期，蒋晓春在《有关鎏金棺饰铜牌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其为东汉中期，本文从之。

[47]中国历史博物馆故陵考古队、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故陵楚墓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407页。

[4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三坝溪墓群（遗址）2003年度第二次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五）》，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031、3035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三坝溪墓群（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三）》，第1966页。

[49]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镇江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石家包墓群2002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第980－983页。

[50]福建省博物馆、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云阳营盘包墓群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上）》，第488页。

[51]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云阳晒经》，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8－79页。

[5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绵阳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洪家包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上）》，第458－461页。

[53]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瓦岗槽墓地2001年度考古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第170页；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重庆市博物馆、巫山县文保所《巫山瓦岗槽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165页；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瓦岗槽汉代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130－131页。

[5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高唐观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15页。

[55]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第89页。

[56]武汉市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2006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第6页，原报告中无线图，查巫山县博物馆馆藏资料得知该墓出土有鎏金铜泡钉；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土城坡墓地Ⅲ区东汉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第48－54页；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2004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第41－54页。

[57]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院、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龙头山墓群2003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第2844－2846页。

[58]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重庆市巫山县汉晋墓群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2期，第73页。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87－9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60]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水田湾东周、两汉墓葬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第142页。

[61]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巫山县神女路秦汉墓葬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第62页。

[62]原发掘简报中为龙形棺饰，经查询巫山县博物馆资料应为朱雀形棺饰。

[63]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巫山上西坪古墓地2002－2003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三）》，第1858－1859页。

[64]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巫山麦沱墓地》，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50、135、209、59、289、49、224、151、179－182页。

[6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重庆市文物局《巫山胡家包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第313页；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胡家包墓地2003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第2753页。

[66]重庆市文化局、中国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巫山县文管所《巫山江东嘴墓群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224页。

[6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秀峰一中战国、两汉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第204页。

[68]原发掘报告中未注明是否鎏金，经查巫山县博物馆资料得知。

[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山琵琶洲遗址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186页。

[70]原发掘报告中未注明是否鎏金，经查巫山县博物馆资料得知。

[7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水泥厂古墓群2003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第2804页。

[7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怀化市文物事业管理处、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下西坪古墓群勘探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第235页。

[73]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老屋场墓群发掘报告》，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74]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宝塔河古墓发掘报告》，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0页。

[75]恩施博物馆《巴东官田包墓地发掘简报》，前揭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第425页。

[76]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巴东县雷家坪六朝墓地发掘报告》，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四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恩施自治州博物馆《巴东雷家坪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六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48－251页。

[77]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卜庄河》，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78页。

[78]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秭归台子湾遗址发掘简报》，前揭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第482页。

[79]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老坟园墓群发掘报告》，前揭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第65页。

[80]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第61－80页；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地区文化局《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第14－17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涪陵地区博物馆、涪陵市文物管理所《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6－196页；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下）》，第1339－1376页。

[8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244－288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348－388页；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李家坝巴文化墓地1999年度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27－480页。

[82]前西南博物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和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第11－32页；冯汉骥、杨有润、王家祐《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第77－95页；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83]罗二虎、李映福《中国西南考古——新石器时代至西汉》，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522页。

[84]蒋晓春《从重庆地区考古材料看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进程》，《文物》2005年第8期，第76页。

[85]许卫红《论汉葬具上的四叶蒂形金属装饰》，《文博》2003年第2期，第49－56页。

[8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额济纳旗文物保护研究所《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红庙汉墓群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8年第1期，第47页。

[8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普兰店市博物馆《辽宁普兰店姜屯41号汉墓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41页。

[88]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一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2期，第19页。

[89]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后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9期，第36页；江苏泗阳三庄联合考古队《江苏泗阳陈墩汉墓》，《文物》2007年第7期，第40页；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第484页。

[9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第26－27页。

[9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盐池县文体科《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文物》1988年第9期，第23页。

[9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三爻村汉唐墓葬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第18页。

[9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郊青门汉墓发掘简报》，《文博》1998年第4期，第28－29页。

[9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陕西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第39－40页。

[9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二〇二所西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第7－8页。

[9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苟家岭西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第4页。

[97]呼林贵、孙铁山、李恭《西安东郊国棉五厂汉墓发掘简报》，《文博》1991年第4期，第11页。

[98]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长安区西甘河村古墓葬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13年第4期，第29页。

[99]前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第26－27页。

[100]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22页。

[101]前揭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第241页。

[10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3－84页。

[103]《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720页。

[104]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3－46页。

[105]前揭李梅田《略谈巫山汉墓的鎏金棺饰——兼及汉代的棺饰之法》，第73页。

[106]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107]前揭江苏泗阳三庄联合考古队《江苏泗阳陈墩汉墓》，第40页，图三。

[108]前揭江苏泗阳三庄联合考古队《江苏泗阳陈墩汉墓》，第40页。

[109]李零《“方华蔓长，名此曰昌”——为“柿蒂纹”正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刊》2012年第7期，第35－41页。

[110]高崇文《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06年4期，第457页。

[111]前揭李梅田《略谈巫山汉墓的鎏金棺饰——兼及汉代的棺饰之法》，第74页。

[112]李娇《汉墓中的西王母信仰与生死观研究》，《常州文博论丛》2000年第6期，第62页。

[113]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天师道的起源》，载氏著《中国道教考古（第一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298－306页。

[114]张勋燎《重庆巫山东汉墓出土西王母天门画像棺饰铜牌与道教》，安田喜宪编《神话、祭祀与长江文明》，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46－169页。

[115]毛倩《巫山地区两汉墓葬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56页。

[116]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第44页，图一四。

作者：肖碧瑞（通讯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陈锐（重庆市九龙坡区文物管理所）；杨小刚（陕西考工文物保护修复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文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4年 第2期

责编：昭晣　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