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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年的县太爷
平江番薯的故事 作者：张步真 作者序言 去年冬天，《潇湘原创之家》接连发表了郑保光、曹奖君、喻奇驹、方绪南、邓国平诸位方家的佳作，详说平江“洞夹里”的番薯。如歌如琴的往事，充满温馨的回忆，让人难以忘怀。眼下春风已过，番薯又该下种育苗了。作为一名在平江山区工作生活了25年的老乡亲，谨以旧作一篇怀恋之。另据网上披露，本文在广东省阳春市的谢氏祠堂亦有收藏。
谢仲埙是乾隆五年（1740）由常宁县令调到平江去当县太爷的。平江距长沙不过两百多华里，但那里是山区，很是偏僻。那时还没有火车和汽车，当然不会有小车接送，南方也极少有骡马可以代步。谢太爷是沿湘江从衡阳乘船到达长沙，转道去岳州拜会了知府大人，然后船经汨罗江而去平江上任的。那时的汨罗江是平江的交通大动脉。两岸丛林茂密，河中水净沙澄。载重万斤以上的木帆船，不仅可以直抵平江县城，还可以溯流而上，走一百多里水路，在汨罗江上游的长寿街码头靠岸。设若是在春江水涨时节，木帆船上的货物，甚至可以卸在与江西修水接界的龙门镇。可惜的是，由于历年的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沿途又拦河筑坝，往日汨罗江上的轻舟白帆，船工号子，如今已成为一个遥远的故事！ 谢仲埙是广东省阳春县人，出身寒门。因他自幼苦苦攻读圣贤，雍正元年（1723）参加会试，以全省第一名成绩而成为广东的解元。此后，他便进入仕途。先后在广东惠州和湖南常宁担任过县令，在这些地方都有很好的表现。据典籍记载，谢仲埙“爱民重士，自奉如寒素”。那时的官员，其实也是很注重自己的操守的。 平江原属古罗城，东汉末年设县，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谢太爷上任的时候，全县人口接近十万。县府衙门的官员编制为五人，即：县令、主簿（类似办公室主任）、教谕（主管教育）、典史（负责缉捕、监狱）、长寿司巡检（驻长寿镇）。另外还有衙役三人。谢太爷除了日常公务之外，花的时间最多也最费精神的，就是刑侦和审案。谢太爷上任之前，新编县志的初稿已经写出，编纂人员请新来的县太爷写序，谢仲埙拖了好长的时间才交卷。他说：“仲埙审案公出，奔走于省郡之间，刻无暇晷。随携志稿，于馆舍车舟之空隙，朝暮数页……”这样才把志稿读完。可以想见，那时县太爷的工作是多么的繁忙！ 然而，谢仲埙并不满足于这些没完没了的文牍公案。他是一位有抱负、想干点事的。他把手头那些最紧迫的公务理出个头绪之后，就由一位衙役领路，携带一把油纸雨伞，脚蹬一双麻杆草鞋，下乡巡视，时下叫调研。绵亘于平江境内的连云山和幕阜山，昔称有四十八条洞。所谓“洞”，实际上是山的峡谷，当地人自嘲为“洞夹”里。人们在“洞夹”里聚族而居，繁衍生息。谢仲埙走村串户，风尘仆仆。古老的山梁沟壑，历经沧桑的田畴阡陌，破天荒地留下了一位朝廷命官的身影和足迹。山区百姓的生活状态，在县太爷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山民们住的房子，多数是以竹片为墙，杉皮或芦苇盖顶，有的还住在山上的岩洞里。岩洞里面潮湿，虫豸和野兽时常来光顾，与原始洞穴无异。耕作条件也十分困难，田土在半山腰，鱼鳞坑、挂壁丘，又毫无水利灌溉条件；刀耕火种，靠天吃饭，谈不上精耕细作，因此产量低下，山里人的温饱都成问题。在春荒时节，许多人家以野菜果腹。遇上荒年，常有卖儿鬻女者。真是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悲惨！ 身为父母官，谢仲埙觉得既要尽职，还要尽心。尤其是在三闾大夫屈原以身殉国的汨罗江上游任职，他更不能碌碌无为。他想起了家乡的番薯。番薯原产于南美洲，大约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由吕宋（菲律宾）引进，在中国沿海地区种植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番薯有红白两个品种，具有耐旱、耐瘠、耐风雨和抗病虫害的特征，适应性很强。但由于信息不灵，无人推广，山区鲜有人种植。当然，没有现成的经验，谢仲埙也不敢一拍脑袋就下命令。他去请教老农。老农告诉他，有广东和福建来平江落户的移民，他们栽植了番薯，听说都长得很好。谢仲埙立即前往考察，果然不假。他顿时情绪高涨，回到县衙，连夜起草告示。一篇收录在清·乾隆版《平江县志》中的《劝种杂粮示》，就是出自于谢仲埙的手笔——
“照得平江，环处万山。承平百年，硗确尽垦。田只此数，岁只一收。偶值不登，啮蕨茹藜，啼饥者众。为今之计，惟有推广杂粮。闻两粤农家，多种番薯一物，青黄不接，藉以济荒。番薯种植时为夏末，此时垅有闲地，农有余力，正好乘此播种。……番薯原系蔓生，截蔓为秧，约以尺长。起土作列，秧横列中。上盖浮土，拌以灰粪，初种浇水数次，此后听其蕃昌。十月掘之，亩收数担。充饵作羹，杂米为饭，且可熬糖。费功甚微，收获甚大。……此系本县念切民食，梦寐萦怀。务宜各奋其始，勿怠其终。”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这篇《文告》也文情并茂，通俗易懂，又琅琅上口。更难得的是，他还详细介绍了番薯的栽培方法以及如何食用，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县衙将《文告》发到四乡，广为张贴。天高悬日月，地阔载群生。细读《文告》，一位情系苍生、把黎民百姓时刻挂在心头的社会公仆，仿佛正在历史的隧道里向我们频频招手！ 为了把推广番薯落到实处，谢太爷的工作方式也很独特。在番薯种植季节，他派人到外地购买薯秧，无偿地发给百姓。在当时，这是一项难得的惠农措施。但他规定，发放薯苗的事，得由保甲和当地耆老协同办理。把年高德劭的老人请出来进行现场监督，相信就不会有人忽悠县太爷了。这时，谢太爷和县衙的五位官员全体出动，分头到四乡，“躬行阡陌，慰劳辛勤”。既是鼓劲，也是检查督促。以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为推广一项农作物，能够造成如此浩大的声势，做出如此周密而细致的安排，谢太爷殚精竭虑，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 番薯栽下去了，谢太爷的工作还没有完结。他了解到往年稻谷收割之后，农家有放牧牛马的习惯，这对正在生长的番薯很不利。他于是通告全县：“秋耕伊始，所有牛马牲畜，概行严禁，毋许放纵践踏生芽。倘敢违反，从重责处。并赔苗价，决不姑息。” 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如是者连续抓了两年。 谢仲埙在平江任职三年半，到他离任时，平江的番薯可谓是“家家广植，户户丰收。十亩田土，可增五亩之入。”从这时起，番薯也就成了山区仅次于稻谷的重要农作物，最高年产量达三万余吨，并且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因为有番薯藤作猪饲料，带动了山区的养猪业；猪多肥多，又促进了粮食的丰收。而薯粉和薯丝，也丰富了山区的食物结构，薯丸、薯片、薯粉丝……可煎可煮可蒸可炒。由此还衍生出许多与番薯有关的民谣，比如，茴丝茴拌饭，茴粉煎鸡蛋。又比如，辣椒配茴坨，日子慢慢悠……既有调侃，当然也包含了某种无奈。然而，一种独特的山区风俗风情因此而形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番薯的战略性意义逐渐凸现。只说在荒年，番薯就拯救了无数嗷嗷待哺的饥民。一百二十年之后的清朝同治年间，还有平江读书人著文怀念谢仲埙：“平江山多田少，无特殊之产。近来生齿日繁，虽丰年不敷民食。乾隆初，阳春谢仲埙劝种番薯，至今仍赖其利。”（见《平江县志·同治版》） 又过了一百多年，到了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因为天灾人祸，广大农村陷入饥饿的深渊，啃树皮，嚼草根，饿殍遍野。平江却因为有番薯，饥荒的程度才没有那样骇人听闻。当苦日子刚刚缓过劲来，又要支援世界革命，山区以四百斤番薯折一百斤稻谷，将番薯发给社员当口粮，腾出稻谷交公粮。舍命陪君子，勒紧裤带过日子，如此才有支援亚非拉、支援第三世界的本钱。 不想到了全民奔小康的年代，番薯却备受营养学家的推崇，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绿色食品名录中，番薯排在首选的位置。番薯和番薯制品，于是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小超市，搬上琳琅满目的货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从土疙瘩里长出来的番薯，闹饥荒时解人危难，逢盛世锦上添花。就推广番薯一事而言，公元1740年代的平江县令谢仲埙真是功德无量！ 农历丙戌年春节，潭州人氏张某从清·同治版《平江县志》上读到《谢仲埙小传》，最后的两句是：“功侔诞降，邑人祠祀之。”那意思是说，谢仲埙对老百姓有很大功劳，如同有上天再生之恩，当地人为他设立祠庙，常年祭祀。那地方叫谢令祠，民间又叫“茴王庙”。在老百姓心目中，谢仲埙已经成为神仙了。 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在一个难得的晴天，张氏迎着早春暖洋洋的太阳，去平江城郊寻访典籍中的茴王庙。然而，走了很多路，问了很多人，都不得要领。末后，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先生说：“前两年因为修路，庙被拆掉了。不过，一个小小的县令，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他，这说明只要为黎民百姓办了好事，哪怕是一件小事，总会有人记得他！” （原载《江湖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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