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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中的中国，一直是个神秘的国度。从父母谈话中听到的只言片语，还有父亲和叔叔们在家庭聚会上回忆的军旅生涯，形成了我关于那片土地的早期印象。我见过一枚废弹，父亲在中国执行一次任务时，这枚子弹穿透机身击中了他的靴子，但没有造成伤害。可是父亲很少谈起那段战争经历。从久远的童年时日起，我就对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幅员辽阔又引人入胜的国家充满了好奇，但从没想过能有机会亲睹它的风采。 终于，2023年10月末的一个周六下午，飞机抵达，我踏在了上海的土地。同行的还有我的丈夫汤姆，女儿科琳，以及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Sino-American Aviation Heritage Foundation，简称SAAHF）其他大约三十名成员。我们组成的代表团要进行一次旅行，去多个城市参观在中国空战史上留名的遗址。
1941年，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率领新组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到达中国，协助抗击日本侵略，中国人民送给他们一个光荣的雅称——“飞虎队”。那时候日军的轰炸机正疯狂攻击几乎毫无防空能力的中国军民，“飞虎”之名，是在赞赏志愿大队反击那些轰炸机时的勇气与威猛。此后陆续有美国飞行员分批前来，继续努力消灭美中两国共同的敌人，“飞虎”之美名也得以延续。 我们代表团里有两位成员，哈里·莫耶（Harry Moyer，P-40战斗机飞行员）和梅尔文·麦克马伦（Melvin McMullen，B-24轰炸机机头炮手），都是飞虎队老兵，其他成员家中也有长辈曾于二战期间在中国服役。
我是因为父亲詹姆斯·亨利·米尔斯（James H. Mills）而受到邀请。曾有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前来这遥远的世界一隅，帮助中国人反抗日本的法西斯统治，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他自愿服役，履行爱国义务，因为相信那是应该做的事。他先在陈纳德少将的第14航空队——第1轰炸大队——第3航空中队（配备B-25轰炸机的中队）担任乘务长，后来又做了飞机炮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些大炮的炮管里射出大火球，想把我们击落。”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汉克[注1]回答：“飞行时，你顾不上害怕。有些人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后会说，'我不干了。把我调离飞行岗位，我再也不干了。’我理解他们的感受，但我没那么做，我开不了口。我明白这事必须有人做，于是我就挺下来了。”和其他许多参加战斗的人一样，汉克逐渐学会了集中注意力完成手头的任务，将个人危难置之度外。 当时的“中美空军混合团”（The 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简称CACW）可谓战争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团里从厨师到指挥官的各个级别，都有中美两国人员，时时刻刻并肩作战。2012年，父亲快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意识到，为了将这支非凡部队的详细资料保留下来，我必须立即行动，于是开始问他一些问题，并查找军事档案。他回忆说，“有一支中国中队，向我们中队学习如何操作美国飞机。”我即将出版的新书《空军中队：扫射与祈愿》（The Spray and Pray Squadron）就全面详实地记述了父亲的部队以及当时史无前例的中美合作，会在4月下旬上市。书中展示了两个在语言、意识形态、哲学理念和文化上大相径庭的民族，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摒弃分歧的坚定决心。在两国政治关系起伏不定的今天，这样的故事亟需讲述。关于父亲在中国的军旅生涯，我曾写过大量文章，但都是通过他人的所见所述。此番我终于行至中国，得以追随父亲曾经的脚步，亲眼看看他见过的许多景象。旅途中的每一天，都让我对他在战时中国的真实生活有了新的洞察。 北京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展出了数百架退役的军用飞机，最令人震撼的是，有大量飞机存放在一个巨大的洞库当中。我们乘坐电动观光车进入，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批参观者。接近一架有标志性“鲨鱼嘴”涂装的P-40时[注2]，司机停了下来，梅尔文和这架战斗机合了影，后来又决定将他的二战战服捐赠给博物馆。与他结婚已经77年的妻子詹妮弗（Jennifer）透露，这身军装对她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梅尔文从战场归来后不久与她相遇时，穿的就是这身军装。 在云南驿古镇有座四合院，它曾是第14航空队最西面机场的指挥部。父亲最欣赏的一位飞虎队飞行员——马克·希克莱斯特（Mark T. Seacrest）机长曾从这里经过。1944年8月14日，他的飞机在缅甸东部腊戍附近被敌军炮火击中，紧急迫降，刚好落在云南境内。中国村民为他们提供了饮食和马匹，此后的十一天里，他和机组人员沿着缅甸公路跋涉至云南驿，登上了一架运输机，飞往桂林与中队会合。西克莱斯特在给妻子和母亲的信中描述，迫降的飞行员在沿途的村庄受到了“热情招待”。我站在这个院子里，有种超现实的感觉，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更为清晰地目睹了我笔下写过的那些事件。
我们这次的旅程还包括好几个父亲熟悉的城市。到人生的晚年，他逐渐透露军旅生涯的更多故事。他清楚地记得从印度发起的行动——“我们进入中国，在昆明降落。我们飞越了'驼峰’。”飞越“喜马拉雅驼峰”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飞行行动之一——以至于每一次飞越“驼峰”都会被记录为战斗任务。缅甸沦陷前，滇缅公路（the Burma Road）曾用于运输中国军队的补给，而昆明就是这条公路的终点。缅甸沦陷后，大多数飞越“驼峰”的航班也以昆明为终点站，于是当时的巫家坝机场就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1944年8月末的一个阴天，在通过运输机完成那场危险的穿越后，汉克和他的中队抵达巫家坝机场。 如今，昆明的新机场名为“长水”，我们抵达的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代表团立即被带到昆明博物馆，在导游的带领下进行参观。我觉得尤其引人瞩目的是“长空飞虎——飞虎队文物展”。重要的展品不胜枚举，但最让我开心的是那些专门介绍中美联队贡献的陈列品，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人们都对这个团队知之甚少。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小克里夫·朗（Cliff Long Jr.）发现了一张他父亲的照片，动情地描述心中的自豪。梅尔文在一众展出照片中找到了有自己的那张，非常高兴。嘉兰惠（Nell Calloway）看到与祖父陈纳德将军有关的展品，也同样百感交集。当晚，我们用餐的店址就在抗战期间美国人常常聚会的地方。接着我们又从那里去了原第14航空队指挥部，我确信，父亲来到中国时，足迹也曾经过这里。因为他给家里寄过一张“金马碧鸡坊”的照片，照片里的街道上，当地的中国人和美国空军士兵熙来攘往；月光下，我瞥见附近的那些历史地标，真是心潮澎湃。
在昆明外国语学校，校方在一场音乐表演的开头播放了原版影像素材，记录了日本飞机空袭城市，之后是人们喜迎飞虎队的到来，飞虎队员勇猛地击溃了对手，中国人民看在眼里，欣喜若狂地欢呼着。敌机袭城的画面让回忆涌上心头，观众席中很多人都双眼含泪。 呈贡机场的旧址在郊野，二战期间，这个机场曾被用于运送物资和部队越过“驼峰”，轰炸机和战斗机沿途巡逻也会在这里起降。当时村民们修建跑道时用来压实石块的巨大“石碾子”就伫立在附近。父亲回忆过修建的过程：“他们开出了一片空地，铺上大石头，又铺上些小一点的，更小一点的，一层层铺上去，直到平整为止。”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在没有机械化设备的情况下，为战争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的功绩不可估量，因为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对敌军发动空袭。那些普普通通的村民，真是让我钦佩，他们完成了修建几十条跑道的艰巨任务，而飞机就从这些跑道上起飞，向侵略者发动攻击。
我父亲所在的中队转战桂林（当时的英文名称不是如今的“Guilin”，而是“Kweilin”），于1944年9月初抵达。他曾回忆说：“他们称桂林为'东方巴黎’”。他保存的众多资料中，有照片和其他军事纪念品，还有一篇《时代》周刊的文章，将桂林称为“满目疮痍却依然迷人的城市”。彼时桂林有三个军用机场，其中之一叫做“二塘”，士兵们就在这里短暂驻扎，住进了旅馆。虽然没有见到任何敌机的影子，他们每晚却都被空袭警报惊醒。中队的B-25轰炸机被藏进周围小山上开凿的洞穴中，以防夜间遭受敌机轰炸。就连陈纳德的指挥中心都在一个大山洞里，就是为了防空袭。大部分官兵会找任何能躲避的地方作掩护，不过也有少数人选择稳如泰山地待在床上。父亲曾经告诉我，“我总是往一条泥沟跑。”9月中旬，日军按照“一号作战”计划[注3]推进，第14航空队基地被迫疏散，日军占领后以此为据点，成功发动多次空袭。中队的一些人员随火车、卡车队和队里的B-25战斗机撤离，不过我父亲则在随货机撤离的队伍中。中队的另一名机械师，曾任空中炮手的詹姆斯·麦肯（James E. McCann），参加了中队撤离桂林的最后任务，他曾回忆起在漓江上空轰炸和扫射舢板上日军部队的情景。“我们最后一次起飞，在装备升空和我方人员轰炸后方基地的同时，对他们进行了低空扫射。”他在战后的一次采访中如是说。 我们乘坐的火车，一路经过了桂林、衡阳等曾在战时被放弃，任由敌军占领的城市。我们经过美丽的乡村，看到了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我发现梯田农业技术至今仍在应用，非常着迷，因为父亲当时寄回家的照片里也有这种梯田。看着农民们一派祥和地照料农田，旅客们匆忙地登上火车，还有一些人在处理日常事务，我不禁联想到，以前当残暴的敌军迅速袭来，这个地区的居民每天都生活在持续的威胁之中，现在与那时的生活相比，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第3中队的全体人员从桂林出发，前往重庆东北部的白市驿。当时这里的设施之简陋实在令人失望。飞虎队曾经使用过该基地，但它在改造再利用之前，大约有两年一直处于被弃之不顾的荒废状态。基地拥挤不堪，令人不适，各种物资严重匮乏。由于汽油有限，驻扎白市驿期间，中队的飞机也很少执行飞行任务。只要是能在当地找到的食物，士兵们都吃。“我们吃的是中国人做的中国菜。”汉克曾回忆道，“在那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豆芽，但真的很好吃——对了，还吃了很多很多的米饭。”战后，汉克几乎完全不吃米饭，因为他实在是在中国吃了太多米饭。“我简直把一辈子的米饭都吃完了。” 白市驿对我意义非凡。因为在那里，我觉得自己终于来到了父亲所熟悉的那个中国。我曾在文献中读到，如今的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其修建基础就是二战时期的白市驿美国空军基地跑道。但飞机降落时我的反应，却连自己都始料未及。我父亲及中队其他战友从桂林的基地撤离后来到这里，一直驻扎到1945年1月，才转移到离敌军活动更近的基地。我从自己的研究以及与父亲的谈话中得知了那段时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他曾回忆说，有个美国剧团来基地为他们表演节目，中队的中方人员还进行了中国戏曲表演；陈纳德将军参加了中美联队一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机轮摩擦着跑道，我竟出乎意料地情难自禁起来。我想象着父亲在同一条跑道上降落，后来在附近的护岸上修理和维护中队的轰炸机。将近八十年前，那个年轻人在远离家乡和亲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出生不久从未见过的小女儿）的地方参战，他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1945年4月，日军又重新开始攻占空军基地。作为当时第14航空队最东面的基地，芷江遭到了攻击，第3轰炸中队参加了反击行动。中方拥有十多万人的地面部队，后备部队人数甚至更多，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那之前，还没有事实证明过这种优势足以抗衡敌方的装备和训练优势，但芷江保卫战[注4]表明了重振旗鼓、反击敌人的决心。父亲向我回忆过当时的一次任务。那是4月24日，他像往常一样担任空袭的尾炮手。他跪坐在一个自行车式的座椅上，双膝撑在驾驶舱两侧的垫子上。那是个装有高强度宝克力顶篷的狭窄舱室，他操纵着安装在灵活支架上的两挺.50口径机枪。他有固定的装甲胸板保护，位于飞机上最暴露的作战位置之一。 尾炮手要负责“清理”，即目标被轰炸之后对观测到的一切敌人活动进行扫射。父亲解释说，那次任务中，当轰炸机飞临敌军上空时，一些士兵正在营地上做体操。飞行员低空扫射时，他们立即四散开来，跑到树丛下躲避。汉克从机尾位置朝他们扫射了一轮，然后把枪口对准了另一个逃跑的人，正准备再次射击时，他突然意识到：“那不是日本兵，而是个中国平民”。多年后，他坦言：“那件事让我深受震动。我明白自己只差一点就要朝那个人开炮了。”日军重启对第14航空队基地的攻势后，情报部门报告说，一些日军增援部队穿着中国农民的衣服，在美军飞行员对敌军纵队进行扫射时加以误导。汉克差点击毙的那个“中国平民”其实很可能是一名日本士兵，为了躲避美军的侦查而伪装成了一个贫苦农民。到5月中旬，保卫芷江的行动很明显已经成功了。这是自1937年的侵略战争以来，日军第一次没有完成重要作战目标，全盘来看，芷江战役显然是中国战场的转折点。 芷江的飞虎队纪念馆对我有非凡的个人意义，因为父亲不仅曾参与过芷江保卫战，还在这里执行过支队任务，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从机场起降，进行轰炸和扫射。纪念馆的控制塔依然保持着战争期间的配备，令人叹为观止。我总想着，父亲是不是也曾站在我站立的地方。馆内的许多展品和照片都生动直观地展现了当时的战争场景。1945年8月10日下午，父亲执行了第3轰炸中队最后一次有记录的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以及许多其他任务）是与同样驻扎在芷江的第4轰炸中队分队合作执行的。我眼前浮现出那天的场景：他像往常一样担任尾炮手，随一架B-25J轰炸机起飞，打击南昌的敌军补给区。每架飞机都携带了六枚绰号为“东京电话卡”（Tokyo Calling Cards）的燃烧弹。多年后，父亲依然记忆犹新：“战争末期的一次任务中，我们投下了燃烧弹。”不过他没有回忆起其他太多细节。当时他们遭到了了小型武器和机枪规模中等的精准打击，但轰炸机只是轻微受损。 第二天，我父亲再次担任尾炮手，这次的目标是与第14大队的其他部门合作，摧毁日军用于兵力和补给运输的黄河铁路桥。这座长达两英里、宽十英尺的桥曾多次遭受轰炸，但日本人总是能够迅速修复它，在几天内就恢复至关重要的京汉线铁路交通。这次是对桥梁的最后一次攻击，试图将其彻底摧毁。但是日本人在桥面铺设了1.25英寸厚的钢板，并在河流北岸的平地和南岸的高地上安装了防空炮，数百英尺高的山上开凿出的洞穴配备了防空炮和大口径机枪，这使得任何低空轰炸的尝试都必定是自杀性任务。 丹尼尔斯中士是父亲的战友，他和第一轰炸中队的机组人员在前一天听取了任务简报。多年后，他描述了当时对这个计划的反应：“当我听到这次任务的内容时，真是毛骨悚然……我不愿意回到那座桥上，尤其是在战争如此接近尾声的时候，尤其是像这样一个噩梦般的任务。”但丹尼尔斯最后的结论是：“我的任务不是去争论为什么有这个轰炸计划，我的任务只是去执行，即使可能因此会牺牲。” 汉克也知道他们活着回来的希望非常渺茫，这是因为轰炸目标“两边都是山，山上都架了炮”，“日本人只需要开火，而我们为了飞向目标，就得穿越炮火”。但他和丹尼尔斯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我想通了，不成功则成仁。” 轰炸机已经来到跑道尽头做好了准备。就在起飞前，飞行员收到塔台通过无线电发来的讯息，用汉克的话说，塔台指示飞行员“不要起飞；取消任务！”飞行员调转机头，滑行了回去。有人冲到跑道上高喊着，“日本投降了！”汉克和同机战友们这才知道，战争结束了。停战命令已经下达，行动中止[注5]。这看起来像是典型的好莱坞电影的一幕场景，但它真实地发生在1945年8月11日的芷江机场。 后面的几天，飞虎队投放了数十万份印有日文和中文的传单，部分内容如下：“中国朋友们，日本已经投降了！它已经接受了由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提出的投降条件。敌对行动将立即停止。你们经历的八年的阴郁而痛苦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现在黎明已经到来……因此，中国朋友，最终的胜利就在这里。你们快乐，我们也快乐……” 父亲的战友、中国飞行员少尉都凯牧[注6]后来回忆道，在8月15日，“整个芷江空军基地陷入欢腾的氛围。中国和美国队员们兴奋地拥抱着彼此……空军基地和城市的上空都是烟花绽放的巨响，直到所有的烟花都被用光。” 8月21日，驻华日军正式投降时，我父亲已在五天前返回了大本营，但中队的其他战友仍在芷江。我从父亲的一位战友罗伯特·罗根中尉的女儿那里得到了日军投降时的照片，又把这些照片以及在基地拍摄的其他老照片副本交给了飞虎队纪念馆馆长。
在我心中，中国仍然是个神秘的国度，因为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探索发现。然而，如今的我想起中国，就会觉得那是一片热情好客，充满慷慨情谊的热土。科琳说最打动她的，是所有遇到的中国人对我们所有人真诚的兴趣，他们也由衷地关心我们的福祉，想要了解我们在美国的生活以及我们对此次中国之行的感受。从路上的行人到接待我们的政府官员，他们对飞虎队表现出深深的敬意，还有对我们这些飞虎队后代的尊重。 在中国，我有种奇异的“回家”之感，不仅因为一路对我们照顾有加的随行人员，还可能是因为父亲曾有一年多的时间把那里当做家园。我相信，他和其他的美国空军战士们对中国人民施以的援手，为如此先进的今日中国做出了贡献。 这是如梦如幻的一次旅行，而我已经在畅想下一次的中国之行，去更多地了解我父亲曾如此熟悉与热爱的那片土地。 （本文图片及说明由作者提供；译者何雨珈。） 注释： [1]汉克（Hank）是亨利（Henry）的昵称。 [2]关于“飞虎队”名称的由来，一种解释是，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P-40战斗机在机头画着醒目的鲨鱼头像，但昆明民众很少见过鲨鱼，将这个头像错认为老虎。在一些记者将航空队称为“飞老虎”后，陈纳德将军及其队员们也很喜欢，于是在设计军标时就以“Flying Tigers”为图案，飞虎队因此扬名。 [3]日军称之为“大陆打通作战”，即“豫湘桂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末期日本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在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攻势。 [4]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名“芷江作战”。此役日军被击毙3万余人，以彻底溃败告终，这也是芷江被选为日军受降地点的重要原因。 [5]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终战诏书》的播出代表日本的正式投降，但在1945年8月10日，日本在此前的御前会议决定投降的信息，已经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驻日大使馆传递至中、苏、美、英四国政府。 [6]都凯牧（1922-2021），吉林省集安市人，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就读空军官校赴美受训，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一轰炸大队少尉飞行员，历经抗日战争时期的印缅会战、桂林会战等战役，官至国民党空军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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