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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60万字的《梅州文化通史》举行首发式。（图片来源：梅州日报 《梅州文化通史》编纂组 供图）
梅州院士广场一景——客家楣杆（图片来源：梅州日报 廖智 摄） 晋、宋年代，中原流民大规模向南方迁徙，宋朝的“给客”制度，将住民分成主、客身份，从而有了“客民”，这是客家人的前期称谓。 客家研究始于何时，从文献纪录来认定，则始于19世纪末。本文作者从事客家文史研究50余年，对于客家研究的认知还是坐井观天，难得其奥。对于客家研究的成果和时序界定，冀在通过这篇文章“抛砖引玉”，希望学界能友好地提出各自的观点，引发客家研究的热潮，提升客家研究的格局。 一 客家研究的历史背景 1.客家研究的形成期（约1815-1904） 清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廿日，在惠州“丰湖书院”授课的惠州和平县客家人徐旭曾，对学生们就土著和客籍人的问题提出的“何谓土与客”“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等询问，发表了专论《丰湖杂记》。在《丰湖杂记》里，徐旭曾用1000余字对客家人的称谓、源流、分布、民性、语言、妇女、风俗等进行了论述，提炼出了客家族群的概念，对客家文化做了提纲挈领式的总结，开创了19世纪初客家研究的先河。是故，《丰湖杂记》被后世誉为“客家宣言”。 梅州最早的地方志——明朝正德十一年（1516）由祝枝山编修的《正德兴宁志》中，在正文中还没有列入“方言”篇，但《正德兴宁志辑佚》中，列入了“方言”篇，内文只有141个字，没有客家方言熟语。在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编修的《嘉靖兴宁县志》中，虽然将“方言”列入志文中，仍然没有客家方言熟语。 镇平（蕉岭）人黄钊（香铁），在清咸丰三年(1853)成书《石窟一征》，将客家方言中的“俗语”和“熟语”正式列入地方史志“方言”篇中，为客家方言立名，从此，客家文化在汉民族文化中登堂入室，有了文字载体。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温仲和编修《光绪嘉应州志》，在“方言”“礼俗”篇中，列入大量的客家方言和客家礼俗，成为后世研究客家文化的重要依据。 在此前的明、清史志中，客家民系一直没有正式的称谓。《新会县志》将土客械斗中的客民称为“贼”；《四会县志》则以中文无“犭客”字，“或曰'客’乃之讹释之”。 1850-1904年，关于客家研究的主要论著有：英国学者爱德尔的《客家人种志略》《客家历史纲要》；基督教传教士肯比尔的《客家源流与迁移》由南华大学校长钟鲁斋翻译为中文，发表在民国年间的《嘉应》杂志。此后，还有大埔县人林达泉的《客说篇》，钟用和的《土客源流考》，黄遵宪的《书林太仆客说后》及《梅水诗传序》等。这个时期，学界正式提出“客家文化”这一概念。 2.梅州客家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期（1905-1949） 1905年，顺德人黄节在《广东乡土历史》载：“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二族，非粤种，亦非汉种。” 1915年，上海中华书局新编《中国地理》教科书，将客家人列为“非汉族”。 1905-1919，有关客家研究的论著主要有：大埔人温廷敬《与国学保存会论种族问题书》《客家非汉种驳辩》，邹鲁《汉族客福考》；兴宁人胡曦《广东民族考》；著名学者章太炎《岭外三州语》，以及钟同和《客家考源》、杨恭桓《客话本字》等。 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乌耳葛德的英文版《世界地理》，于“广东”词条，称“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 这一阶段，增城客家人赖际熙等人编修《崇正同人系谱》、韩廷敦著《种族的品性》、史禄国《中国东部及广东的人种》、王力著《两粤音说》、李绍云《岭东地理与客家文化》等近30种，他们均在论著中认定客家人的汉族民系属性。梅州学界受到他们的影响，开始有实质性的客家研究论著。 1930年7月，广东省建设厅编辑的《建设周报》第37期，发表了一篇关于客家风俗的短文，谓“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 为此，梅州客家学人积极发表著作文章，驳斥这些奇谈怪论。在1931-1949年间，客家人和其他学者的主要论著有：罗香林著《客家研究导论》（1933版）、《国父家世源流考》（1942版）； 古直《客人对》《客人三先生诗选》；陈国桦《中国拓荒的功臣：客族》；邹鲁《广东语言说略》；杨佣（徽五）《榕园琐录》；张资平《粤音与客音之比较》；日本山口县造《客家与中国革命》等。 这一时期的客家研究方向主要是探询和证明客家源流及民族属性。因客家人的民族属性问题，海内外和梅州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是为梅州客家研究的肇始，催生了一批客家研究文章和著作，将客家研究推上第一个高潮。虽然高潮发生地不在梅州，但参加者大多为梅州学人。 二 梅州客家研究的高潮期 1.客家学形成时期 20世纪80年代，客家文化成为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课题。约在1980年后，全国许多报刊议及“客家学”这一话题，许多大学学报辟出专栏，安排版面刊登客家专题论文。嘉应学院等许多高等院校的学报都经常刊登客家研究论文。 一些省市成立了客家联谊会、研究会等组织，出版刊物或举行客家研讨会，一些省、市、县（区）侨刊也经常刊登客家专文或开辟专栏发表客研文章。十几年间，中华大地出现了客家研究第二次高潮。它比20世纪30年代的客家研究高潮更热烈、更具广泛性，产生一大批客研专著和无数的客研论文。 第二次客家研究有较强的组织性，表现为政府的参与、公开出版了大量专著、开始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2.梅州在客家研究方面表现的优势 ①编修新地方史志，为客家研究提供方便。梅州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客家研究的氛围。1984年冬，相继成立地、县地方志编修机构，开展县志、专业志、部门志的编纂工作。先后出版有《梅州市志》《梅州教育志》《梅州妇女志》《梅州军事志》等。 在此期间，陆续有《客家姓氏渊源》《梅州人物传》《 梅州客家风俗》《兴宁姓氏堂号堂联》《梅县客家方言志》《丘逢甲研究》《梅州风华》《锦绣梅州》《梅州客家风情》等上百部各类地方史志资料出版问世。此外，梅县侨联《侨声》杂志、地区侨联《侨史研究》（后改《嘉应侨史》，即今《梅州侨史》）和《梅州侨乡月报》等也相继复刊和出版。 上述著作、资料的出版和刊物的兴办，为梅州的客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田野素材和依据，大大地推动了客研工作。 ②成立客家研究机构推动客研工作。1988年7月，在深圳大学举行了中南四省客家问题座谈会。会后成立了“中国客家研究会”。梅州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联名写信给梅州市委、市政府，建议梅州市成立客研机构，把客家研究搞起来。 1988年，嘉应大学成立了客家文化研究室，主任为陈修副教授，出版《客家文化研究文集》期刊。 1989年春，梅州市成立“梅州市客家研究中心”；同年冬，市领导根据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的建议和海外梅州籍乡亲的要求，成立“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使客研活动有序地开展起来。 1989年12月，嘉应大学把原来的客家研究室升格为“客家研究所”，2006年再升格为“客家研究院”，定期出版《客家研究辑刊》；《梅州日报》专门开辟“客家”专栏。期刊和纸媒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大大推动了梅州客研事业的迅速发展。 3.梅州客家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向 ①研究成果。1980年以来，梅州学人结合本职工作，或业余从事客家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报刊发表或出版了一批论文和专著。初步统计，专著有300部以上，文章数千篇，为客家文化研究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21世纪以来，梅州学者编著《客家与梅州》书系和《客家文库》丛书系列，陆续出版了《客家文化概论》《梅州文化通史》《客家山歌大典》等300多部著作。 ②主要趋向。就当前情况看，梅州客家研究呈三个趋向： 一是客学研究者从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人文地理等方面来探讨客家问题，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客家研究模式和新的研究体系。 二是围绕客家研究课题，撰编出版专著。如《客家姓氏渊源》《梅州客家风俗》《客家历史和传统文化》，及《客家人》大型画册、《客家话字典》等。 三是客家研究还注意到如何加快构建“客家学”问题。华东师大“客家研究中心”王东博士在《客家学导论》中，议论“客家学”系列问题和项目。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副所长陈修教授发表了《客家学构建之我见》一文，为“客家学”的构建作好必要的准备。 4.梅州客家研究的主要动态 当前，客家研究在梅州比较活跃： ①建立有一批客家研究组织，如专业研究客家文化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还有一批民间客家研究社团，如客家文史研究会、客家香花文化研究会等。 ②由梅州市社科联牵头，规划了《客家文库》丛书课题，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世界客家文库》相衔接。 ③出版了一批《客家文库》丛书资料。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发挥客家研究主力军的作用，除编印《客家研究辑刊》杂志外，每年还出版大量的客家研究著作。 ④院校和民间举行了多种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 嘉应学院常年举行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民间客家研究组织不定期举行各种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如客家文史研究会在2015年举办全国性的“客家香花佛事学术研讨会”，在2017年举办“客潮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三 当前客家研究的问题 一是客家研究组织松散。院校与社团之间、社团与个体学人之间较少融通。二是研究课题部分雷同。三是没有经费支持，收集资料过程和出版著作靠自费。四是民间研究人员老化，年龄结构形成断层。（李国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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