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种批判用语， 19世纪初德国新人文主义学者虽然开始使用“职业教育”一词，但是，它并没有很快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一方面，尽管教育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然而，它却成功地将“职业教育”排挤出了普通教育体系之外，而留给了企业和经济界。洪堡改革前（1820以前），普鲁士的技术教育和工业学校归内务部宗教·教育局管辖，而1820年管辖权则转移到商工局。“职业教育”也因此从这些教育家的视角里消逝了。另一面，企业界显然并没有接受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用语。这点从当时的学校名称和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当时的学校名称，多为“工业学校”、“技术学校”，例如柏林技术学校（1821）、汉诺威高等工业学校（1831）、卡尔斯鲁厄综合技术学校（1825）等，由此可以推测，当时企业界对该类教育的称呼应该是“工业教育”或“技术教育”。例如1785年，启蒙教育家与工业教育家塞克斯特罗发表的对工业社会职业训练的发展有根本意义的文章题目就是：《论青年的工业教育》。 “职业教育”一词的盛行是在19世纪末。这时“职业”和“职业教育”一词，开始在一些教育家的论著中频繁出现。例如，比歇尔在1877年发表的一篇标志着德国“双元制”开端的文章——《艺术教育问题与工业的衰落》里，主张按“职业”训练工人。在这之前，真正从“职业”出发安排的职业训练还未有过。而进一步推动“职业学校”产生的一个人物是工程师和教育家吕克林。他在1888年发表的论文《民众工艺技术学校》中，认为这种学校应有助于振兴中小手工业，它应是一种“职业学校”，一种“振兴我们中小手工企业”的义务教育学校。吕克林把民众工艺技术学校的教学理解为“职业教育”，并认为这种教学应与学徒所训练的具体实践活动联系起来。[441]另一位教育家帕赫也于1893年发表文章，与吕克林和比竭尔一样，要求进修学校实施一种在客观上使工人地位稳固化的“专门职业训练”，并主张把学徒与青年工人的“职业”放在教学的中心。 将19世纪末德国教育界关于职业教育这些见解整合成一种系统的理论的，是德国“职业学校之父”凯兴斯泰纳。1904年，他发表题为《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的文章。1895-1909年间，他将慕尼黑继续教育学校改革为专业分科的职业学校并改革了国民学校劳作课程的课程设置，提出和阐明了“劳作学校”的概念。1912年出版了《劳作学校要义》，标志着他的职业教育理论的形成。1918年他关于劳作学校的主张正式被国家采纳并具有法律上的地位。可以说，正是凯兴斯泰纳在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对这一概念的流行产生了几乎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就在教育界积极推行“职业教育”这一名称的同时，企业界却仍在使用“技术教育”一词。例如，1908年在柏林，机器制造业的企业界为协调企业中乃至公立学校中的企业训练政策而创立的联合组织的名称叫“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没有使用“职业教育”。当时，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把进行专业工人训练的部分时间制学校称作“技工学校”。然而，在职业教育理论影响下，人们并没有接受这一原本恰当的称谓，一个与其性质并不相称的“职业学校”的名称反而流行起来。[442]德国技术委员会是由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社团组织组成的，其中较有权威的机构有德国工程师协会、德国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协会和德国机械制造协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德国的教育界和企业界在职业教育称谓使用上的差异。 “职业教育”这一词蕴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意涵。19世纪末的德国对一般民众的教育提出了双重要求：一方面，要把他们训练成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需要的专业工人，另一方面把他们训练成为忠实于现存制度的国家公民。而“职业”一词正是表达这种双重含义的再恰切不过的词汇。1920年，主要由保守官员组成的帝国学校工作会议委员会建议工人学校采用“职业学校”这一名称。这一建议，在1921年普鲁士的一项法规里得到确认。从此，在德国，“职业教育”成为指称该类教育的主导性名称。1939年，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也改名为“帝国工商业职业训练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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