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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赵冬梅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返京就任翰林学士，次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正式接替了张方平的角色。 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反对的人不少。神宗曾经告诉王安石：“吕诲曾经诋毁你不通时事。赵抃和唐介也多次进言，说你的坏话，生怕我要再提拔你。”神宗的东宫旧臣孙固则直言王安石“文章行谊都很高明”，然而“狷介偏狭肚量小”，非宰相人选。 这些反对的人却不包括司马光。司马光后来追忆，王安石初入中书，“众喜得人”，显然，他本人是与众同喜的。让司马光的态度发生逆转的，是唐介之死与郑獬之去。 三月二十九日，副宰相唐介去世，得年六十。很多人相信，唐介是被王安石气死的。唐介的学问、行政能力和政绩都算不上一流，他能够登上参政高位，一多半是凭了性格中的刚烈正直。想当初，仁宗要给张贵妃的堂伯高官厚禄，殿中侍御史唐介坚决反对，言辞激烈。仁宗气不过，把他贬官外放，结果却让唐介成了举世瞩目的直言标杆。神宗提拔唐介做副宰相，便是要借重他的“刚劲之名”来表明尊重舆论的态度。 天子用我以直，我当以直报之。熙宁元年七月，在王安石的极力主张下，神宗下诏宣布司法新规，允许在谋杀罪中适用自首减刑原则。在反对无效之后，大多数人像富弼和司马光一样，持保留态度。而唐介则拒绝保持沉默，他几次当着神宗的面与王安石争执不下。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落了下风的唐介撇开王安石，转向神宗喊道：“谋杀罪大恶极，全天下的人都认为自首不能减刑，说行的就只有曾公亮和王安石！陛下，陛下！” 面对面红耳赤、浑身颤抖的辩论对手，王安石发出了致命一击：“那些认为谋杀罪不能自首减刑的，都是朋党！他们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并不关心法律的真谛和国家的安宁！” 此言一出，满座皆恐。要攻击高级官员，没有比“朋党”更为恶毒的罪名了。当天傍晚，唐介突然一病不起，不久，“疽发于背”而卒。 唐介之死震动了司马光。在他的主持之下，一百五十八名参议官员一致通过了太常礼院为唐介所拟的“质肃”谥号。“质肃”者，“正而不阿，刚而能断”。刚正之人，何来朋党？司马光为唐介鸣不平。 开封知府郑獬的离职同样与谋杀自首减刑新规有关。开封百姓喻兴伙同其妻阿牛，谋杀阿李，案发后自首。郑獬拒绝按照新规来判决此案，并扬言要面见皇帝，重启讨论，公开叫板王安石。然而，就在郑獬跃跃欲试，准备上殿面君之时，却被调离了开封知府的岗位，失去了面圣资格。趁着两位宰相不在家——富弼请病假，曾公亮在洛阳出差，副宰相王安石越俎代庖，签署调令，以明目张胆的违规操作，驱逐了素不相能且公开反对自己的郑獬。这是司马光断断不能安然接受的。 熙宁二年的秋天，司马光与王安石对开封政局的感受是迥然不同的。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安石与神宗有过数次一对一的长谈。神宗聪明颖悟，超过王安石之前所有的学生。在往复问难之中，王安石完成了对神宗的“讲学”，神宗完成了“择术”。王安石确信，接下来朝廷的政策将沿着自己制定的方针路线前进。对于那些反对派，王安石相信，把他们赶走是必要的。本朝的传统是“异论相搅”，允许甚至鼓励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在朝堂上争论——王安石不否认这样做可能有些好处，但那只是在正确方针确定之前。方针既定，留着反对派说东道西，只会让皇帝动摇，让政策摇摆，让政府丧失效率。是时候结束吵闹、摇摆，大踏步向前了！ 这正确方针，可以分为“最高目标”和“现阶段最迫切的任务”两部分。最高目标是“恢复汉唐旧境”，“依照汉唐两代的幅员规模，由宋王朝再一次实现统一全中国的大业”。要实现这一伟大壮举，就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而强大的国防，必须以强有力的财政为支持。所以，“现阶段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富国”，就是“理财”。 在财政问题上，王安石与当时大多数人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形势判断，而在于解决方案。宋朝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困境，这是常识，是共识。大多数人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核心是“节流”，“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王安石解决方案的核心则是“开源”，向富人下手，由政府出面，直接接管那些原本由富人所把持经营的事业，把原本富人“蚕食细民所得”的社会财富变成政府的直接收入，由政府来统一掌控使用。 王安石的政府将排除异见，从财政下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熙宁二年二月十三日，变法领导小组“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知枢密院事陈升之（1011-1079）、副宰相王安石担任组长。制置三司条例司直属于皇帝，在用人等方面拥有极大的灵活性，王安石是其头脑和灵魂。在王安石的主导下，条例司就像是一个高效率的孵化器，各项新法不断酝酿、出台。 头一个要改的就是东南地区供应中央物资的管理制度。宋朝的经济重心在东南六路，政治重心在北方。顺着运河，东南物资源源北上。按照当时的制度，各地供应中央物资的种类和数额都是固定的，三司只管收，地方只管送，毫无灵活性，碰上大丰收、价格便宜也不敢多送；赶上歉收、绝收，却要从外地高价买进再转送开封。如此一来，老百姓吃亏，政府也不占便宜，白白把大把的银子送给那些“乘时射利”的大商人。怎么改？在东南设置“中央采购代表”一职，给本钱，给政策，让他根据开封的库存和需求信息，以及东南各地的生产情况，综合考虑价格、运输成本等因素，实时调控，根据就贱就近的原则决定政府购买和物资征发的品种及数量。这个“中央采购代表”就是“东南六路发运使”，发运使并不是新职位，只不过它本来的职责只是简单的催收督运，而王安石赋予了它新生命，希望它成为东南物资与开封需求之间的枢纽，为政府创造效益。这项新法被称为“均输法”。 均输法是在七月颁布的。接下来还会有青苗法，这是王安石早在鄞县试验成功了的。有关科举制度的改革、有关劳役制度的改革，也都在酝酿之中。大宋王朝，必将摆脱贫弱之姿，国富兵强，指日可待。熙宁二年的秋天，王安石信心满满，脚步坚定，意气风发。 熙宁二年秋天的司马光却忧心忡忡。他还是翰林学士，是神宗的经筵老师，皇帝依然尊重他，享受跟他在一起谈史论今的时光，遇事还愿意听听他的意见。可是，司马光的内心深处却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痛苦折磨。他眼睁睁看着大宋王朝政治传统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就像是黄河岸边的泥沙一样，正在快速流失。 那些胆敢反对王安石的人被一个一个地驱离了中央。在重大人事任免案上，王安石表现出高度的“任性”。按照宋朝制度，重大人事任免案必须由皇帝和宰相共同商定，宰相、副宰相集体签署，以防止皇帝、宰相、副宰相中的任何一方、任何个人独断专权、非理性决策。可是，王安石引导着神宗，轻轻巧巧地就把制度给绕过去了。自二月初进入宰相府以来，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其他宰相意见不一致，王安石就会单独求见皇帝。而每一次，他都能成功说服皇帝，拿到“御批”，以“御批”来搪塞其他宰相，压服公众舆论。变法领导小组“制置三司条例司”，“制置”的是“三司”的“条例”，三司长官却不在其中；如此重要、关系政策未来走向的机构，也没有其他宰相的参与。
▲《宋人耆英会图》（局部） 司马光更担心王安石的这种作风对神宗的影响。神宗本身就是一个对制度缺乏耐心的年轻皇帝，他需要一个负责任的宰相从旁提醒。作为经验丰富、富有智慧的资深政治家，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本应在皇帝发昏的时候拦着他，而王安石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他在利用皇帝的不耐烦，怂恿皇帝冲破传统、打碎制度。那么，除了列祖列宗留下的制度传统，还有什么是能够束缚皇帝的？打破传统与制度、失去制约的皇权是可怕的，它将会吞噬一切！ 在司马光看来，本朝的确需要改革，但改革绝不是草率的全盘否定、另起炉灶。他利用经筵进讲的机会，苦口婆心劝说神宗：“天下就像是个大房子，有破败的地方就要修，只要房子本身没有大毛病就不需要拆了重造。真出了大毛病，要翻盖，没有好的设计师、没有最优质的材料，也是不行的。现在这两样都没有却要硬生生拆了没大毛病的老房子盖新的，只怕这新房子连遮风避雨都做不到啊！” 司马光眼睁睁地看着王安石与他最初所标榜的立场渐行渐远。“变风俗，立法度”，开放言路，引用君子，振作风气，这是王安石最初的说法。司马光全都同意。然而，王安石的调子变得是那样快，快得简直让司马光回不过神来。他说“引用君子”是在二月三日上台之初，可是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他却说：“如今想要理财，就必须提拔能干的人。”当德与才不能兼备时，王安石选择舍德而取才。他提醒神宗，要提防社会舆论的批评：“天下人只看见朝廷优先提拔能力突出的，看不到朝廷对道德君子的奖掖，只看见朝廷把理财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还没来得及整顿礼义道德、社会风气，可能会担心风俗败坏，流弊无穷。各种意见都会出来。所以，还请陛下首先确定治国之道的先后缓急（'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这是什么话？因为理财是迫切的，所以脸面、体统、规矩、道德秩序都可以暂时不要吗？问题是，当你想要的时候，还能不能要得回？就算是能，在风俗败坏、丧失了底线的社会废墟上重建道德秩序，得多花多少力气？ 二月，王安石说“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主张广开言路。三月十八日，他还说“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可是，四月间，他挤走了滕甫；五月间，他挤走了郑獬；到六月，又赶走了吕诲。神宗想要安排青年才俊苏轼到宰相府工作，王安石反对的理由无比直白：“苏轼和我的所学（思想）及议论（观点）都不一样，无法共事。”而那些仍然留在核心机构中的“异议分子”，对于政策，已经没有置喙的余地，剩下的就是两条路，要么改弦易辙，跟王安石走，要么离职。比如，神宗皇帝钦点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苏辙，其财政观点与司马光接近，在条例司如坐针毡地熬了五个月之后，只得主动请辞。 王安石对于异己思想、观点、人物如此极端的排斥和打击，让司马光感受到强烈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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