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 第五章　地主阶级内部的一场厮杀——楚汉战争

第五章　地主阶级内部的一场厮杀——楚汉战争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的灭亡，同时也宣告秦末农民战争结束。当咸阳城头高悬起刘邦军队旗帜的时候，事实上就标志了另一场战争的开始，这就是反秦队伍中两个势力最大的军事集团领袖——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全国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这一场地主阶级内部的厮杀，史称“楚汉战争”。

第一节　农民战争性质的变化

秦末农民起义，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推翻秦王朝的农民革命战争；项羽和刘邦的“楚汉战争”，是封建地主阶级为争夺农民战争胜利果实而进行的一场厮杀。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是何时转化的？刘邦、项羽从何时由农民起义领袖变为地主阶级代表的？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　“约法三章”——农民战争结束的标志

刘邦的变化　秦王子婴投降以后，有人劝刘邦杀掉子婴，被刘邦拒绝。他说：怀王派我率兵入关，就因我“宽容”，“且人已降服，杀之不祥”（《史记·高祖本纪》）。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与后来的项羽有很大不同。不过，当他以战胜者的身份进入咸阳以后，见到秦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的时候，也不能自持了，这个一贯“好酒及色”（《史记·高祖本纪》）的刘邦对如此辉煌壮丽、姹紫嫣红的场面，真是眼花缭乱，恋恋不舍，“意欲留居之”（《史记·留侯世家》）。这时樊哙提醒他说：你是欲有天下，还是欲当“富家翁”？若欲有天下就立即离开这里，还军霸上。秦宫内的美人妇女以及奇物等等正是“秦所以亡天下也”（《史记·留侯世家》引《集解》徐广曰）。樊哙所说是有道理的，无奈刘邦听不进去。最后，张良对他说：正因秦“无道”，“故沛公得至此”，现刚刚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请刘邦相信樊哙之“忠言”（《史记·留侯世家》）。这时，刘邦才大悟，立即“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退出咸阳，并非放弃当皇帝的欲望，而是由于当时还存在一个比他实力更强大的项羽。他不敢、也不能贸然登上帝位，只好“还军霸上”，准备与项羽一决雌雄。虽然刘邦并没有在此时称帝，但历史发展表明：他们在起义推翻秦王朝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重建一个封建政权。因此，在刘邦势力所到之处，就已开始建立封建秩序，改变了农民起义军的性质。

收秦图籍和“约法三章”当刘邦率军刚刚进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史记·萧相国世家》）争分财物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先至丞相御史府，将载有全国形势、户籍和档案资料、法令文书的“律令图书”保存起来，这个具有深谋远虑的人就是萧何。

萧何与刘邦同为沛丰人，参加农民起义前“为沛主吏掾”，是地方小吏，史称其“素有方略”（《史记·萧相国世家》），随刘邦起事后“为丞督事”，成为刘邦的得力助手。由于萧何将秦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使后来的汉代统治者很快地掌握“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史记·萧相国世家》），为建立西汉地主政权做了重要准备。

刘邦还军霸上以后，即发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84]

对于刘邦的“约法三章”，历来在史学界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这一法令“安定关中的封建统治秩序，从而得到地主阶级的广泛欢迎和拥护”（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第157页）；有人则认为：约法三章的宣布，“深得那些饱受残酷压迫的人民的欢迎”（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第41页）。同是一个“约法三章”，却有这样截然相反的意见，正反映了它本身具有复杂性质。

实际上，“约法三章”正是刘邦由农民起义领袖向地主阶级代表转变的标志。首先，这道法令在于保护地主阶级的生命财产，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乃是针对农民起义中“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汉书·张耳陈余传》）的情况制定的。至于“盗”更是明显地指贫苦的人民而言。在此之前，农民战争过程中，贫苦人民杀地主、官吏，劫夺官府、地主财物，在刘邦所率的队伍中视为合理的，但“约法三章”公布后，这些行为都被视为“犯罪”，要处死或“抵罪”。而这些秩序又都靠原来秦朝地主政权的官吏维持，“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可见“约法三章”在本质上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说“得到地主阶级的广泛欢迎”，应当是符合事实的。

但是，“约法三章”比起秦代的残酷刑罚来，毕竟是轻简得多，在秦的严刑酷法下，一些地方官“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因此，“约法三章”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法令，但它对人民说来也还算是“仁政”。所以，它也得到受尽“秦苛法”折磨的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出现了“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刘邦）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的场面。

总之，“约法三章”是推翻秦王朝后，刘邦发布的第一道法令，这一法令的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由于它较“秦苛法”对人民的束缚轻简得多，因此，也受到广大人民欢迎。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标志着刘邦已经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二　项羽入关和“鸿门宴”上的刀光剑影

“新安坑卒”当刘邦率兵进入咸阳时，项羽也率在巨鹿城下得胜之师向关中急急赶来。本来，在楚怀王遣刘邦和宋义两路军向秦军进攻时，曾约定“先入关者王之”（《汉书·高帝纪》），刘邦先入关，当然应为关中王。但项羽对此甚不满，他将章邯击败后，即封降将章邯为雍王，雍即在关中，表明项羽根本不愿让刘邦在关中为王。这就是他如此匆忙向关中赶来的原因。

公元前206年十一月，项羽所率的六十万大军来到三川郡的新安（河南渑池）。在项羽所率的六十万士兵中，有二十万秦军降卒，项羽任秦降将长史司马欣为上将军，率领降卒为全军先导。原来，关东人民到关中服徭役者，常常受到这里的吏卒虐待，所以这些秦军投降到项羽部队来以后，以关东人民组成的项羽军士卒，也就“乘胜多奴虏使，轻折辱秦吏卒”（《史记·项羽本纪》）。这样，在项羽军内的两部分士卒中，就产生很深的隔阂和猜忌。这些隔阂和猜忌归根到底是秦王朝统治阶级政策造成的。到新安后，那些新降的秦卒忧心忡忡地窃窃私议，他们担心：入关后若不能取胜，项羽必“虏吾属而东”，而“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史记·项羽本纪》）。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古代兵家早已总结出：“（降）卒善以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孙子·作战篇》），然而对“兵法”“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的项羽，对秦卒不仅不知用心安抚“善以养之”，反而因害怕“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竟下令将这些降卒全部“击杀之”。于是，在一个晚上就将二十万秦降卒统统坑杀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城南。只留下统兵的秦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三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新安坑卒”是历史上除白起在长平坑杀降卒以外[85]的最残酷的一次屠杀降卒事件，这是项羽在秦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项羽由农民起义领袖变为地主阶级代表的标志。如果把它同刘邦在秦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约法三章”来比较，恰恰反映了这两个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具有完全不同的作风。

屯兵戏下　在新安将二十万降卒坑杀之后，是年十二月项羽率兵直抵函谷关。在关中的刘邦听到项羽率兵前来，就接受臣下建议：“稍征关中兵以自益，拒之”（《汉书·高帝纪》），派人关闭函谷关，将项羽军拒在关外。项羽领兵至函谷关下，不得入，大怒。立即下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天中记》卷16引《楚汉春秋》），又下令黥布等攻关，关乃开，大军长驱直入，至于戏下（陕西临潼东）。

当时，刘邦仅有兵十万，屯于霸上。项羽之四十万大军驻兵新丰鸿门（陕西临潼东），两军相持于咸阳城东，气氛十分紧张。恰又有刘邦属下之左司马曹无伤暗地向项羽报告：刘邦入关后，任子婴为相，并独吞秦宫珍宝。这一密报，当然有夸大之处，不过反映刘邦有野心，倒也属实。项羽的谋士亚父范增则向项羽指出：刘邦一贯贪财好色，但入关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可能想当“天子”，劝项羽“急击勿失”（《史记·项羽本纪》）。范增的这一分析显然是正确的。[86]在范增的鼓动下，项羽准备消灭刘邦及其所部，咸阳之东战云密布。

正在项羽紧张地部署消灭刘邦之时，其叔父项伯却连夜将这一消息透露给刘邦军中的张良。项伯，名缠，在项羽军中任左尹，后被封为射阳侯。早年同张良相识，当秦未亡时，项伯因杀人犯罪被张良所救。所以在他得知项羽欲灭刘邦之时，即连夜驰往刘邦军营劝其速去。但张良得此重要情报后，并未逃走，立即向刘邦报告。刘邦大惊，不知所措。张良献策：请项伯为刘邦说情。刘邦闻计大喜，立即宴请项伯，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以便托项伯在项羽面前表白“沛公不敢背项王”（《史记·项羽本纪》），辩解“所以距关者，备它盗也”（《汉书·张陈王周传》）。项伯接受请托后，当夜归营，力劝项羽改变初衷，并鼓吹说：项羽军之能顺利入关，皆因刘邦先入关中，“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这番话果然将缺乏主见又具“妇人之仁”（《史记·项羽本纪》）的项羽说动，暂时放弃消灭刘邦的计划。

剑拔弩张的“鸿门宴”项羽决心虽动摇，咸阳上空的战云仍未消散。次日清晨，刘邦率张良、樊哙等百余骑，亲至项羽营中拜谢。刘邦向项羽表白：自己决无野心。项羽则告诉他说：这都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言之”（《史记·项羽本纪》），一时气氛似趋于缓和。

但范增对刘邦之表白仍抱怀疑态度，依旧极力主张趁机杀掉他。所以，当宴饮之时，范增再三示意令项羽下手，但“项王默然不应”（《史记·项羽本纪》）。范增又令项羽之从弟项庄在宴前舞剑，以便趁机刺杀刘邦。这时，项伯亦拔剑起舞，以掩护刘邦。鸿门宴上顷刻剑拔弩张，刘邦处境危险。张良见状立即至军门召来樊哙。樊哙带剑拥盾冲入，对项羽怒目而视“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见樊哙如此威勇，忙赐此“壮士”卮酒一斗，生猪肘一块，樊哙端酒一饮而尽，“拔剑切而食之”。项羽又问樊哙还能饮酒否？樊哙借题发挥：“臣死且不避，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史记·樊郦滕灌传》）樊哙的行动和言论进一步动摇了项羽杀刘邦的决心，无言以对，只好请他入坐。

此时，刘邦见空气稍缓和，即借口如厕离席，并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逃出项羽军营，归霸上。回营后，刘邦的第一件事就是处死卖主求荣的曹无伤。

当刘邦逃离鸿门时，张良尚留在项羽军中。张良自忖刘邦等已脱险境，即向项羽言明刘邦已归，并将白璧、玉斗各一双代表沛公献给项羽。项羽见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白璧、玉斗。范增则气愤地将给他的玉斗击碎，并叹道：“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史记·项羽本纪》）

鸿门宴上的刀光剑影，预示着刘、项不两立，一场争夺对全国统治权的较量势不可免，但究竟鹿死谁手，尚待揭晓。

第二节　割据形势的重现

一　咸阳大火和项羽的分封

项羽火焚咸阳　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兵入咸阳。在这里，他大肆烧杀，“屠咸阳，杀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汉书·高祖本纪》），他放的大火“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项羽的野蛮行径，留下严重后果，将这座自商鞅变法以来营建的城市，烧成一堆瓦砾，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可以证明，整个咸阳的全部宫殿、陵墓以及其他一切建筑，均焚于项羽的这把大火，很少有幸免者。如《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记录：“通过试掘发现秦俑坑原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土木结构建筑，因火焚塌陷。”《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报告》也记录：“二号俑坑……与一号俑坑基本相似，系土木结构建筑，经火焚塌陷。”这都是在项羽施放的大火中被焚的。又如《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记录：“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有被焚毁的痕迹，墙壁壁画多被大火所烧，有的壁画甚至因烈火灼烧而剥落殆尽，可能毁于项羽的一炬。”尽管如此，“其火毁程度似不如第一号宫殿遗址严重”。不仅劳动人民创造的无数宝贵的物质财富和艺术珍品被这场大火焚光，而且自古流传下来的许多重要图书古籍也毁于这场浩劫之中。因为，秦始皇虽下令焚书，使“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官府藏书尚能安全无恙，刘邦入关，萧何入丞相府收其所藏图籍律令，但对博士所藏之书并未过问，仍由他们“收而保之”。只有项羽放的“三月不灭”之大火，终将绝大多数图书付之一炬。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项羽入关，杀秦王子婴，收其宝货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灭烬。”（刘大：《焚书辩》）这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项羽的烧、杀是不得人心的，使“秦民大失望”（《汉书·高帝纪》）。这就埋下了项羽日后失败的种子。

面对已成为一片废墟的咸阳，项羽拒绝了在“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史记·项羽本纪》）的关中建都的正确建议[87]，而急于归江东耀武扬威，他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项羽本纪》）于是，决意恢复秦统一前割据的局面，分封诸侯，割地自据。但如何分封，在当时还不能不在形式上得到各路义军名义上的首领怀王照准。公元前206年春，项羽派人向怀王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如约”，即照原来约定的先入关中者王之办事。这当然不能为傲慢跋扈的项羽所接受。于是，他在关中召集诸将领，宣布拒绝怀王指令，并于正月将怀王迁往江南，尊为义帝，都郴（湖南郴州），这种阳尊阴贬的手段，实际是把可怜的义帝流放于此。然后，项羽就按自己意图，实行分封了。

分封诸王　二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江苏徐州）。刘邦为各路义军最先入关者，依前约应王关中，但项羽不让刘邦据此要地，而将其封至偏僻的巴蜀之地为汉王，都南郑（陕西南郑）还强词夺理地说什么“巴、蜀亦关中地也”（《史记·项羽本纪》）。又把秦朝三降将封在关中：章邯为雍王，据咸阳以西，都废丘（陕西兴平东）；司马欣为塞王，据咸阳以东，都栎阳（西安市阎良镇附近）；董翳为翟王，据上郡，都高奴（陕西延安东北）。以此挡住刘邦出巴、蜀之路。其他诸将也被分封各地，列表如下：

项羽分封诸王表

此外，项羽进封番军将领梅为十万户侯，将南皮县旁之三县封给陈余也为侯。于是，秦统一前的割据局面又重新出现了。

这是一次历史的倒退！

不少史学家认为项羽的分封是无可非议的，如清人恽敬说：“陈涉首难，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汉之际诸侯之法也。”（《大云山房集》初集，卷1）现代的一些史学家也认为：“项羽的分封，基本上是承认既成事实，是'恐诸侯叛之’的实际形势所决定，而不得不分”（吴枫、宋敏《勿以成败论英雄》，载《东北师大社会科学丛书·中国古代史人物论集》第10页）。应当说，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

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分封并非“不得不分”，割据的形势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各路诸侯虽各自拥兵据地，但毕竟皆尊义帝为共主，若项羽能拥义帝而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并非不可能。项羽之急于分封，实出于不甘居人下，又念念不忘“富贵”而“归故乡”，可见其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不能成大业。

二　割据战争的开始——田、项火并

分封的必然结果就是割据战争，尤其是项羽的分封，乃是按照亲疏关系和利害程度为标准进行分封的，这就加速了割据战争的出现。果然，矛盾首先从东方开始激化了。

田荣首举反楚旗帜　在公元前209年反秦起义的高潮中，在齐地有故齐国王族田儋及其从弟田荣、田横杀狄令，召“豪吏子弟”占领当地，田儋自立为齐王，成为反秦义军中的一支。公元前208年，在救魏的战役中田儋被章邯军所杀。田荣收其余众，东走东阿。齐人又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王、田角为相，田角弟田间为将。不久，田荣率兵逐走齐王假，立田儋之子田巿为王，而自封为相，田横为将，取得秦地。田假被逐后逃至楚，田间、田角至赵。田荣劝赵、楚杀假、间、角等。楚、赵不杀，以此同田荣结怨。公元前207年田荣部将田都叛齐投楚，后来齐王建之孙田安亦降楚，在项羽麾下。可见，田荣与项羽结怨甚深，只是在推翻秦王朝过程中因大敌当前，这种矛盾暂时潜伏下来。

田荣和项羽的矛盾，在推翻秦朝，尤其是在分封以后迅速激化起来。项羽因田荣不从自己调遣，在分封时不仅不封田荣，而且连田荣拥立的齐王田巿都不承认，而将田巿封为胶东王，却把跟随自己的齐将田都立为齐王，将田安立为济北王。当田荣得知项羽封田都为齐王以后，于公元前206年五月发兵击田都，将他赶走，田都逃回楚。田荣又留田巿在齐地不放他去胶东，田巿惧项羽威势，不敢抗命，企图暗中逃出田荣控制，后被田荣发觉，六月被田荣杀于即墨。于是，田荣自立为齐王。

此时，在反秦战争中曾配合过刘邦攻昌邑的彭越也未被封，他在巨野（山东巨野东北）拥众“万余人无所属”（《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田荣就趁机授彭越以将军印，令其向济北王田安进攻。公元前206年七月，彭越杀济北王。从此，田荣将齐王、济北王、胶东王的所谓“三齐”之地全部并吞，消灭了项羽所立的三齐王，接着又令彭越击楚，大败楚将肖公角。[88]

陈余投靠田荣　田荣举起反项羽旗帜，不满项羽分封的诸侯将领纷纷向他靠拢，陈余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原来，陈余同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后来一起投入到陈涉领导的义军中，在巨鹿之战时，张耳与赵王歇被围困于巨鹿城中，陈余率数万人驻巨鹿北，与巨鹿南之章邯军对峙。在城中“食尽兵少”危急之际，张耳曾数次派人召陈余来救，但陈余“自度兵少”不敢出兵。从此“张耳大怒，怨陈余”。项羽率兵解巨鹿之围后，张耳曾多次责斥陈余。陈余一怒之下解印绶归张耳，张耳佩其印绶“收其兵”，陈余则与亲信数百人离开队伍“之河上泽中渔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从此，张耳、陈余由“刎颈交”变为不共戴天之仇敌。

项羽入关时，张耳随在项羽左右，故被封为常山王，陈余未随项羽入关，项羽不予封号，经人劝说才勉强答应将陈余所占之南皮附近三县封给他。这当然使陈余更加不满，认为“张耳、陈余功等也，今张耳王，余独侯，此项羽不平”（《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由于这样的原因，当田荣与项羽开始火并之后，陈余即派人与田荣联系。田荣当然十分欢迎，派兵支援陈余。陈余有田荣为后盾，倾全力攻张耳。张耳被打败后，听从星相家甘公劝告，去投靠刘邦。

陈余将张耳赶走后，就从代（河北蔚县西南）迎回故赵王歇，使之王赵。赵王又立陈余为代王。这样，项羽所定的分封局面，一开始就被完全打乱了。

田荣、陈余同项羽的火并，仅仅是秦末农民战争后，封建割据战争的序幕。序幕拉开，紧接着是地主阶级内部两大主要军事集团——楚、汉争夺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厮杀，就要正式登场。

第三节　楚汉战争的全面展开

当田荣和陈余在东方与项羽火并之际，刘邦在西方也公开向楚展开了进攻。楚、汉战争正式开始。

一　刘邦进入汉中及还定“三秦”

刘邦进入汉中　刘邦所率义军是最早进入关中的一支，他的野心是称帝，就是不能称帝也应如约在关中为王。不料，项羽却将他封至秦朝流放罪人的巴蜀之地为汉王。这使刘邦愤怒异常，他甚至准备立即同项羽拼命。但在萧何等群臣劝说下，刘邦自忖力不能敌，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分封。他又请求将汉中也划归自己，得到项羽允许，还派三万人随刘邦入汉中，实际是监视他。刘邦率军离开关中时，竟有数万民众自愿随刘邦而去，反映了人们对项羽及项羽分封的三秦王的厌恶。汉军从杜南入蚀中，过褒中（在秦岭太白山内）时，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烧掉栈道“示天下无还心”（《史记·留侯世家》），以麻痹项羽，也兼有断绝追兵的用意。

刘邦进入汉中后，一方面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一方面等待时机，准备反攻。他派张良利用旧关系投奔韩王成。韩王成本被项羽封在韩国故地，但当时尚在项羽身边未就国。张良自汉投来，使项羽疑虑重重，索性不放韩王成走，而将他们带在身边。张良趁在项羽左右之机，向他鼓吹：“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史记·留侯世家》）时恰值东方田荣反楚，项羽果然放松对刘邦防范，而集中兵力应付东方。刘邦就趁此机会整顿兵马，准备与项羽一决雌雄。

韩信拜将还定“三秦”刘邦在南郑整顿兵马，对以后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措施，就是拜韩信为将。

韩信本淮阴人，少时家贫，不得为吏，也不愿从事生产，曾乞食于漂母，并受过本县少年的袴下之辱。[89]秦末农民起义开始后，韩信曾随项梁渡淮，后在项羽营中任郎中，曾多次献策，均未被项羽重视。当刘邦由关中入蜀时，韩信由楚投汉，随刘邦入汉中，初为连敖，后拜为治粟都尉，亦未被刘邦所重。但萧何对韩信颇为赏识，曾向刘邦力举。无奈刘邦无所表示，韩信怀才不遇，决心亡去，遂不辞而别。萧何得知韩信离开汉营，立即亲自策马追赶，终将韩信追回，并向刘邦保荐：“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史记·淮阴侯列传》）刘邦接纳萧何建议，择日设坛具礼，以隆重仪式拜韩信为大将。

被封为大将后，韩信向刘邦分析与项羽争天下之条件，他指出：刘邦“勇悍仁强”虽不及项羽，但项羽仅有“匹夫之勇”，不能“任贤属将”；仅有“妇人之仁”，不能论功行赏，逐义帝、滥烧杀，封秦人恨之入骨的章邯等三将于关中秦地，均不得人心。这就造成对刘邦之有利形势，利用这一形势“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的分析虽欠全面，但他能透过军事实力这一表面现象，从人心向背来分析刘、项双方条件对比，这无疑是正确的，表现了韩信的政治洞察力和军事才能。刘邦即据韩信策划，部署出兵关中事宜。

公元前206年七月，东方的田荣已并三齐之地，彭越又率兵击楚。刘邦见时机已到，就留萧何收巴、蜀粮食以给军饷。八月，他一面派人大张旗鼓地修理栈道，引吸三秦军队注意；暗地则组织大军从陈仓（陕西宝鸡东）道出兵。这“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果然有效，汉军顺利地进击关中，猝不及防的章邯军一触即溃，刘邦一举占领雍地，兵至咸阳。又趁势向东、北进击，塞王欣、翟王翳望风而降。项羽所封秦地三王遂被汉军消灭，关中之地全部为刘邦占有。

此时，项羽已归彭城。在那里，他也正在自食分封的恶果：殷王司马卬欲举兵反楚，项羽派陈平为武信君率魏王咎在楚地的亲兵前往镇压（《史记·陈丞相世家》）。殷王卬刚刚被镇压下去，汉军占领关中并已出关的消息就传来，项羽连忙派故吴令郑昌拒汉。正在韩地的张良闻讯急向项羽上书为刘邦解脱，说刘邦目的无非是想“王关中”，其目的已达到，决不敢再向东进兵。项羽闻张良所言，又加之北边之田荣未定，无暇西顾，只好任刘邦势力发展。

二　刘邦还都栎阳和对楚宣战

还都栎阳——奠定政权基础　刘邦在关中立定脚跟以后，迅速巩固基地，建立和健全汉政权的组织机构，为对项羽的楚军直接作战做好准备，并为西汉封建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

汉军的势力发展到关中以后，不少文臣、武将纷纷来归。如公元前206年沛郡人王陵率部众数千投奔刘邦。[90]公元前206年十月被陈余战败的张耳也来归汉[91]，被遣往韩国的张良也暗中潜回关中。在这期间，刘邦开始健全政权机构，如将新收复的地区按郡县制重新划分，又任命曾为秦代泗水卒史的沛人周苛为御史大夫，以周昌为中尉（《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公元前205年十月，刘邦确定将“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史记·货殖列传》）的栎阳定为国都，这里是由关中东出函谷关的战略要地。汉建都于此，反映了其旨不在于“王关中”，而是把战略目标放在关东的广大地区。

定都栎阳后，刘邦一面“缮治河上塞”（《汉书·高帝纪》）巩固关中根据地，同时又发布一系列瓦解敌军、稳定根据地的政令。如：

（一）宣布率一万人或一郡来降者，封万户。

（二）开放故秦园囿池苑令民耕种。

（三）赐民爵、赐牛酒。

（四）蜀汉民由于军役负担较重，免除二年租税；关中从军之士兵，免除其家一年负担。

（五）“大赦罪人”。（均见《史记·高祖本纪》）

（六）每乡举年五十以上在民众中有威望之民一人为“三老”，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协助县令、丞、尉管教全县，并免除其徭役。

（七）除秦社稷立汉社稷。

以上种种政令的发布，使西汉王朝的最初基础，在关中地区奠定下来。

与政权建设的同时，刘邦继续向东、西、北三个方向扩展土地。前205年十月，刘邦派兵占领陇西，同时进攻北地，将在此镇守的秦将章邯之弟章平俘获。而刘邦的主力军则全力向东推进：他亲自率兵至陕（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镇抚关外父老”（《汉书·高帝纪》），在汉军的威慑下，项羽所封之河南王申阳投降，汉于其地置河南郡。刘邦又利用韩国旧王族的内部矛盾，任命韩襄王之孙信为韩太尉，率兵攻项羽所封之韩王昌，并将韩王昌击败于阳城。公元前205年十一月信被刘邦封为韩王，从此韩军成为刘邦属下的一支武装。

刘邦“还定三秦”后的几个月，就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显著成就，为东进与项羽角逐做了重要准备。

刘邦正式对项羽宣战　当刘邦巩固关中根据地的时候，项羽在东方正忙于屠杀。公元前205年冬十月，项羽密令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将义帝杀死于郴，就连这个用以号召各路义军的傀儡偶像也最后抛弃了。这就加速了项羽所分封的诸侯的四分五裂。公元前205年正月，项羽在城阳（山东莒县）与田荣会战，田荣兵败逃至平原，被当地人民杀死。项羽重新立田假为齐王。接着，他就率兵至田荣所占之故地——北海，将这里的城郭、室屋一律烧光毁平“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所过之处“多所残灭”（《史记·项羽本纪》）。本来，田荣在此地不得人心，才被人民杀死。不料，项羽的烧杀更使人寒心。于是，激起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齐人相聚而叛之”（同上）。其中田荣之弟田横收拢齐亡卒万人，在阳城与项羽军对抗，使项羽军不得脱身，战争呈胶着状态。

趁项羽军被牵制于东方之际，刘邦于公元前205年三月率兵从临晋渡河，大举东进。汉军攻势锐不可挡，被项羽封在河东的魏王豹闻风而降。接着，汉军又攻河内，降殷王司马卬。司马卬降汉，使项羽迁怒于曾经“定殷者将吏”（《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见项羽不能成大事，又恐被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同上），仗剑渡河投向刘邦。刘邦与陈平交谈后，立即授其都尉官职，与之同车参乘，令他负责监护各军“典护军”。[92]

汉军取得初步胜利后，即南渡平阴津（河南孟津东北），到洛阳新城，在这里有三老董公向刘邦献策：“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汉书·高帝纪》）这就是说，刘邦应向天下公布项羽杀义帝的罪状，大张旗鼓地对他进行讨伐。这样做就使项羽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刘邦马上下令公开为义帝发丧，他自己则脱衣袒臂号啕大哭，临哀三日。同时，刘邦又发使各路诸侯，通知他们：项羽杀掉天下共立的义帝，实为大逆不道，号召诸侯出兵讨伐：“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史记·高祖本纪》）这样，刘邦就为同项羽的战争找到一个堂皇的理由，争取到多数诸侯的支持，使汉军在道义上、舆论上居于主动地位。这也标志着汉同楚正式公开宣战。此后，楚汉战争进入全面展开的阶段。

三　从反楚联盟的出现到楚汉相峙

反楚联盟的形成和汉军的彭城大捷　刘邦抢到“讨逆”旗帜，在政治上争得主动，加之项羽专横暴戾，使得许多诸侯、将领对其不满。于是，不少人叛楚归汉，先后都集聚在刘邦周围。

刘邦首先派人至赵，联络陈余共同击楚。陈余对张耳仇恨未消，提出“汉杀张耳乃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的条件。为笼络陈余，刘邦找到一个貌似张耳的人，斩其首送给陈余，陈余遂派兵助汉攻楚。

前205年四月，田横在城阳又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同楚军交战。项羽将主力投入对齐作战，使得刘邦能乘机率“五路诸侯兵”[93]共五十六万人从侧翼向楚进攻。汉军至外黄（河南民权西北），彭越率三万人归汉，刘邦拜其为魏相国，令魏豹为西魏王，率兵夺取魏国故地。

就这样，一批反对项羽的诸侯，集聚在刘邦周围，形成了愈来愈大的反楚联盟。公元前206年项羽所封的诸侯王，至公元前205年三月，有一半以上归顺了刘邦。现将当时分化的情况列表如下：

此外，被项羽分封的殷王卬被汉军俘虏，雍王章邯被围于雍丘后亡。济北王田安、辽东王韩广、齐王田都，先后被彭越、臧荼、刘邦等所杀。而刘邦的阵营中，除有上述诸侯王加入外，还有一大批谋臣、武将如彭越、陈余、王陵、韩信、陈平都是在项羽分封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投入到汉军营垒来的。这种现象表明，形势是朝着有利于汉军方面发展的。

在这种形势下，公元前205年四月，汉军趁项羽主力被牵制于齐地而不得脱身之机，一举攻入楚的根据地彭城。取得对楚公开宣战后的第一次突袭胜利。

汉军败退成皋　汉军轻易取得的胜利，使刘邦忘记楚、汉两军实力悬殊、楚军的兵员和战斗力均远远超过汉军这一现实。入彭城后，刘邦只顾“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史记·项羽本纪》），似乎大功告成。不料，项羽得到彭城失守消息后，立即率三万精兵从鲁南下，出胡陵至萧（属泗水郡），与汉军展开激战。由于汉军被一时胜利冲昏头脑，又兼之楚军一向善战，半天的时间，项羽军就由萧攻至彭城，并将彭城之汉军击溃，刘邦率汉军南退，在谷、泗水被楚军杀死者达十余万。在灵璧（彭城南）东之睢水上，又有十余万汉军被杀死或挤落水中，一时使“睢水为之不流”（《史记·项羽本纪》）。刘邦的主力被楚军围困，全军覆没，只有刘邦等数十骑乘大风突围而出，向西逃走。汉军在彭城大败是刘邦等麻痹轻敌的结果，也反映了汉军实力尚远不如楚军强大。

刘邦率数十骑逃亡过沛时，原准备将家小接走。但归来才知，他的父亲太公及妻子吕雉早被亲信审食其护送逃走，而半路上又被楚军劫去。刘邦之五岁长子刘盈和三岁的长女（鲁元公主）也不知下落。刘邦无奈，只好继续奔逃，路上与逃亡的刘盈及鲁元相遇，于是同车载行。楚军一直尾随紧追，途中为减轻负载，刘邦曾数次欲将刘盈及鲁元推下车，幸被滕公夏侯婴收载，才幸免落入楚军之手。刘邦逃至下邑（安徽砀山），有吕雉兄周吕侯在此驻兵，才遇救。刘邦在这里收拾余众，整顿兵马，略事喘息后归至荥阳，联络各路诸侯，充实军力，再图大计。

这时，不少诸侯军见汉军溃败，又纷纷降楚。如塞王欣、翟王翳皆公开投入项羽麾下，齐和赵也同楚言和而反汉。魏王豹则以归国省亲为借口，脱离刘邦的阵营返回故国，与楚联合。在汉军阵营中，拥有实力的将领，只剩下韩信了。他“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史记·淮阴侯列传》），成为支持汉与楚对抗的惟一主力军。刘邦又急令萧何设法补充军队。萧何征发关中人民，包括老弱及不够服役年龄的悉数参军，送至荥阳，这才使汉军抵住楚军进攻，使其不能西进。

自公元前205年至公元前204年，汉、楚两军相持于荥阳成皋，在这正面战场上，汉军虽勉强抵住楚军的进攻，但双方实力相较，楚军具有绝对优势。如果这种形势不改变，汉军失败的前途是不可避免的。

刘邦扭转败局的措施　为扭转败局，刘邦利用正面战场相持的机会，整顿内部，巩固后方，利用楚军阵营内的矛盾，瓦解敌军，并在军事上从侧翼和后方打击楚军，取得不少局部性胜利。

公元前205年六月，刘邦亲自回到栎阳，宣布刘盈为太子，并大赦罪人，以此来安定人心，表示汉政权的“稳固”。这时雍王章邯的残军仍被围在废丘顽抗，刘邦回关中后下令攻破废丘，章邯兵败自杀，彻底拔除了敌军在关中的最后一个据点。两个月后，当刘邦从栎阳返回荥阳前线之前，萧何已被正式委以建立后方根据地的重任：侍太子，守关中，制定法令，主宗庙、社稷，修整宫室，组织县邑，事有不及奏者，得以全权便宜行事。从此以后，汉军有了一个较为巩固、安定的后方。萧何在这里，计户口，征粮饷，转漕、调兵，源源不断地将物资、兵员运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对根据地的建设，显示出刘邦的深谋远虑。

在前线，刘邦仍然继续奉行唯才是用的方针，不论资格，不分畛域，凡有益于汉之人才均破格选用。如被起用的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军为左、右校尉，率骑兵与楚骑兵大战荥阳以东，取得大胜。

刘邦不断利用敌军的内部矛盾，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派随何说服黥布，劝其反楚归汉，公元前204年十一月，黥布果然发兵攻楚，不胜。十二月黥布与随何间行归汉，刘邦即将部分士兵划归他统率，令其共同防守成皋。公元前205年八月，刘邦又派郦食其召魏王豹归汉，豹不听。刘邦就任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共率军攻魏。

韩信在攻魏的战役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魏王豹为抵抗汉军进攻，早在临晋对岸蒲坂布好重兵，以逸待劳。但韩信则只在临晋设疑兵，以船只佯渡迷惑敌军，另在夏阳（陕西韩城南）“以木罂缻渡军”（《史记·淮阴侯列传》）。这样，当魏王豹还在蒲坂呆守之时，韩信所率之军已突袭至魏之国都安邑。结果，魏王豹被韩信军俘获，魏地悉平。汉在此置河东、上党、太原郡。

早在刘邦于彭城战败后，陈余就发现张耳未被杀，自己受刘邦所骗，故此同汉王决裂。韩信攻下魏地后，请求率兵三万向北进攻代王陈余及其所扶植的赵王歇。刘邦立即照准，并派张耳俱往。后九月，韩信率兵大破代兵，并于阏与（山西和顺）生擒代相夏说。

韩信破魏胜利后，刘邦即将其精兵抽回，调至荥阳，在正面战场上与楚军对抗。但韩信并未停止在侧翼的进攻。公元前204年十月，他与张耳共率数万人下井陉（河北井陉）击赵，赵王歇和成安君陈余聚兵于井陉口迎击。赵军号称十万，占据有利地形，居于优势地位。但陈余拒绝广武君李左车之劝告，不用以逸待劳、绝汉军辎重出奇兵取胜之计，而恪守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之迂腐信条，使韩信转劣势为优势。汉军于井陉口令万人背水而阵，迫使士卒作殊死战。又出奇兵二千骑，偷袭赵军大本营。赵军大营溃乱，陈余被杀于泜水，赵王歇被生擒。井陉胜利后，韩信听取被俘之李左车建议，暂时按甲休兵，停止向燕、齐进攻，发使劝燕归汉。燕王闻讯只得向汉表示归顺。韩信请得刘邦准许，又立张耳为赵王，使北方广大地区基本归顺刘邦。

韩信在魏、赵取得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荥阳、成皋间的楚、汉正面战场。加之，刘邦建设后方根据地的一系列措施发挥效用，才使居于劣势的汉军在荥阳、成皋战场与楚军相持达一年之久，而未立即败亡。

正面战场的暂时转移　尽管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战场上相持很久，但未能彻底改变汉军劣势的地位，加之楚军不断袭击汉军后方粮道，使汉军陷于困境。一筹莫展的刘邦见危在旦夕，曾一度企图以立六国后的方法削弱楚军势力，挽救汉军覆亡之危机。这是谋士郦食其所献之计，他曾劝刘邦说：“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向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刘邦听后大喜，立派人刻印，准备实行。后被张良得知，他向刘邦指出：用封六国后的办法削弱楚，有“八不可”[94]，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其结果非但不能削弱楚军，反而树立了更多的与汉争天下之敌，遗患无穷。张良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重新分封还是依旧立六国后，其后果都是增加统一的困难。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看法。张良的分析，使刘邦猛省，大骂郦食其几乎误败大事，立即令人将刻铸好了准备分封的印销毁。

刘邦既不能长期抵抗楚军之进攻，又不能以立六国后之办法削弱楚军，便采用陈平等所献之计，离间楚军内部关系。刘邦以四万金给陈平，令其实施反间计。陈平先以重金收买楚军内部官兵，令他们散布：楚将钟离意欲与汉讲和，共灭项羽而分王其地。钟离意为项羽属下得力之战将。上述谣言传出后，果然使项羽对钟离意产生怀疑。公元前205年四月，楚对荥阳加紧攻击，汉军提出割荥阳西以请和。范增劝项羽乘势进攻，陈平则在来汉的楚使面前故意暗示汉与范增早有密约，引起楚使怀疑。回去后，楚使将其所得到的假情报向项羽报告，最后使项羽对范增完全失去信任，进攻荥阳之议被置之不理，范增盛怒之下拂袖而去，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施用反间计，虽使项羽军丧失重要之文臣、武将，但并未根本改变荥阳前线的形势。在楚军步步逼近的强大攻势下，公元前204年五月，刘邦见荥阳不能坚守，遂伪称投降，令纪信乘王车佯装汉王，至城东欺骗楚军，自己则与数十骑逃出西门奔成皋。

至成皋后，汉军仍无力拒楚。于是，刘邦接受辕生献策：率兵出武关，深入南方袭扰楚军侧翼，以缓和荥阳、成皋一线之形势。当时，北方有彭越与楚抗衡，刘邦与黥布率兵出宛、叶间，引项羽军南返，与彭越军成掎角之势。结果使楚军不得不南北奔走，使主要战场暂时转移至南方。

楚军占领荥阳汉军战略变化　由于刘邦将主力移向南方，坚守一年之久的荥阳、成皋防线，终于在公元前204年崩溃，项羽军先后攻占荥阳、成皋，生俘韩王信。

自荥阳、成皋失守后，刘邦仓皇北渡，至韩信、张耳驻兵之小修武，突入其营，宣布收回此二人兵权由自己统帅。令张耳守赵地，任韩信为将军，命他收赵残兵攻齐。

公元前204年八月，刘邦又听从郎中郑忠建议，改变正面与楚作战之战略，采用从后方和侧翼打击敌人之策略。派刘贾、卢绾率卒二万渡白马津，深入楚地与彭越配合，骚扰楚军后方，烧其积贮，断其粮道，又不与楚军正面交战。公元前204年八月，彭越克梁地，攻占睢阳、外黄等十七城，使楚军遭到极大损失，项羽不得不从成皋统兵来救。九月，项羽命大司马曹咎守成皋，自己则回师东征。

当项羽回师东向之际，刘邦听从郦食其之计：一面组织力量夺回荥阳、成皋，以便取得“藏粟甚多”（《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敖仓[95]，另一方面又派郦食其向齐王游说，劝其向汉。公元前204年九月郦生至齐[96]，他向齐王田广指出汉必胜、楚必败之形势，田广被郦生一番游说所动，决心向汉，下令撤除防汉之守备，与郦生纵酒为乐。于是，齐国的七十余城一时皆背楚而归汉。[97]

然而，郦食其的功劳却引起汉军营垒中一些人的嫉妒。那就是韩信和辩士蒯彻。韩信攻赵、下燕之后正准备东向占齐，但兵未至平原，闻郦生已将齐王说服。此时，韩信营中蒯彻向韩信进言：郦生仅以一言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之众，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汉书·蒯伍江息夫传》）。韩信在蒯彻的鼓动下，不顾郦食其与齐王所订之盟约，一举攻入齐国历下（山东济南巿西），兵至临淄城下。齐王田广见韩信兵至，以为郦食其有意欺诈，乃将郦食其烹之，率兵走高密（在胶西），并派人向楚求援，田横、田光、田既等皆率兵与汉军对抗。联齐计划前功尽弃。

但在成皋战场上，由于项羽率兵东去，而使汉军取得胜利。楚将大司马曹咎最初遵从项羽嘱咐，坚守不战。但汉军不断骂阵，终于使曹咎下令出击。公元前203年十月楚军渡汜水，被汉军突袭，致全军覆没，咎自刭汜水上。汉军乘胜攻入成皋，就食敖仓，实现了郦食其提出的方案。

项羽在魏地攻占十余城后，闻汉军占成皋，立即回师，寻汉军主力决战。但汉军避开楚军锋芒不与之交锋。项羽军至广武与汉军周旋数月，却无决战机会。由于敖仓已落入汉军之手，楚军粮道又不断被袭击，项羽急于求战。最后竟将囚禁之刘邦生父太公置于阵前，向刘邦宣告：若不投降，即将太公烹之。刘邦在项羽威胁下并未动摇，他回答说：“吾与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见此策仍不能激刘邦与之决战，只好作罢。

汉军在广武、成皋的战场上避免同楚军交战，而在侧翼削弱敌军。这一战略的变化，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在这期间，为巩固后方，刘邦于公元前203年十一月再次回栎阳，先将俘获之塞王欣枭首，以振奋士气，是年秋八月又曾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汉书·高帝纪》），以收买民心。这样做果然取得效果，于是“四方归心焉”（同上）。在军事方面，公元前203年十一月韩信所辖之军于潍水击败齐、楚联军，虏齐王田广。灌婴、曹参分别击杀齐守相田光及将军田既。齐地尽为韩信所率之汉军所占领。只有田横投奔彭越，自立为齐王，与汉继续对抗。

汉军战略的变化，使楚军分兵几路，无法与汉军主力进行决战，因而战争继续处于相持阶段。

四　项羽的败亡

楚、汉相持的阶段没有维持多久，到公元前203年末，双方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地主阶级争夺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斗争，终于在公元前202年以项羽失败而告终。

划鸿沟为界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楚、汉双方均出现一些重要变化。

在汉军方面，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一天天增大，逐渐超过楚军。同时，在其内部君臣之间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汉王和诸将领间出现了裂痕。韩信取得齐地后，自恃功大，即派人请求汉王封他为“假王”（假是代理之意）。他借口说：“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荒楚，不为假王以填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刘邦见报，知是韩信故意借机要挟争权，震怒异常，欲发作，幸有在场之张良、陈平及时提醒他说：“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刘邦便改口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同上）这样，弄“假”成“真”，韩信即被封为齐王。由此可见，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乃是出于无可奈何。在此前后，于公元前203年十一月，刘邦还立张耳为赵王，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均是刘邦拉拢诸侯的一种手段。但这样做，也隐伏了汉军内部诸将领争夺权位的矛盾。如有人曾劝韩信叛汉联楚，或与汉、楚“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史记·淮阴侯列传》）。虽然，韩信当时没这样做，却反映了拥有重兵的将领同汉王刘邦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只是当时尚未影响到共同对楚的斗争而已。

在楚军方面，因迟迟不能取得对汉军的胜利，韩信又在东方不断进攻，使楚军粮尽饷缺，疲于奔命，也不愿再战。恰值刘邦派人请求放回太公。于是，项羽与刘邦讲和停战，双方议定，划鸿沟为界。鸿沟是战国时魏国开凿的运河。其故道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流经今中牟县、开封北，折而南经通许东、太康西、至淮阳东南入颍水。鸿沟以东为楚，以西为汉。九月，项羽放太公、吕雉归汉，自己率兵东归，认为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一心回西楚做霸王去了。

楚汉之间进入短暂休战状态。

垓下之战　项羽罢兵东归，刘邦君臣却企图趁机消灭楚军。所以，当公元前203年十月，楚军撤退至固陵（河南太康南），汉军却从后面追杀而来。不过，由于汉军方面的韩信及彭越未能如约前来会战，结果反被楚军所败。固陵之战表明，休战实际是不可能的。

汉军在固陵主动向楚进攻，结果反被楚军围困。张良等向刘邦分析韩信、彭越爽约之原因，指出：彭越欲称王的愿望未得满足；韩信虽被封王，但更欲得其家乡故邑，若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必能听刘邦调遣。刘邦为笼络他们，立即下令：许诺以“睢阳以北至谷城”之地“王彭越”（《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以陈以东至海之楚地封给齐王韩信，以坚定其反楚决心。果然，刘邦令一下，韩信、彭越立即率兵来援，汉军实力大振。

当刘邦被困于固陵时，汉军的另一支，由刘贾率领，围攻楚军后方寿春，并诱楚大司马周殷叛楚，周殷举兵迎黥布，皆随刘贾归汉。

在楚军方面，由于长期消耗，后方时常被袭击，军队得不到补充，项羽所辖部队战斗力愈来愈弱，同汉军相较，已由优势转为劣势。公元前203年十二月，楚军行至沛郡洨县之垓下（安徽灵璧南陀河北岸），汉军将其包围于壁垒之中。楚军陷入重围，已丧失战斗力。刘邦又令围城之汉军战士，大声唱起楚歌，项羽及士卒闻楚歌四起，以为楚地皆失，军心更加涣散。[98]夜半，项羽率八百骑突围仓皇南逃，汉骑将灌婴率五千骑紧追。项羽渡淮至阴陵，因迷路而身陷大泽，后逃至乌江（安徽和县东北）被汉军追兵围困，终至自杀身亡。[99]

项羽死后，楚地全归汉所有，零星小股抵抗势力也在短期内被汉军消灭。垓下之战是楚汉战争结束的一个战役。项羽的败亡标志着地主阶级瓜分秦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斗争告一段落。在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刘邦，则由割据政权的统治者，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本章小结

秦王朝灭亡后，反秦队伍中势力最大的两个军事集团——刘邦和项羽集团，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楚汉战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为争夺农民战争胜利果实而进行的一场厮杀。以项羽为首的楚军起初居于绝对优势，但由于项羽缺乏远见，妄图倒退至秦以前的割据时代，而违背了统一的历史潮流，加之他刚愎自用，残忍暴虐，不能用人，终至由优势转为劣势，最后兵败自杀。刘邦则一开始就否定割据，顺应秦王朝以来的统一形势，加之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遂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项羽，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

这种评论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不过，将“项氏之败”的一半原因，说成“田氏牵缀”，恐过分夸大了田齐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