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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佛造像

 睫毛上的风尘 2024-03-28 发布于北京

主要从汉传、藏传两个方面展示古代造像风格。

汉传按材质分别介绍了泥塑、木雕、石雕、金属、陶瓷的特征。

藏传按风格有古印度、克什米尔等分支,另介绍了明清不同时期佛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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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造像

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造像艺术不断吸收、融汇中国古代艺术精华。南北朝以后,汉传佛造像逐渐脱离了古印度及中亚佛造像风格的影响,融入了更多的中华民族艺术特点,逐渐形成了汉传佛造像独特风格。北魏的“秀骨清像”、唐代的“雍容华贵”、宋代的“典雅秀美”等风格迥异的佛造像,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与融合力,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灿烂的篇章。

泥塑造像

新疆地区的泥塑佛像五官精致、神采奕奕,呈现出佛造像艺术初传中国的独特风貌。

彩塑菩萨,6-7世纪,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

菩萨为束发梳髻,脸部圆润,眉眼细长、高鼻小山神态安让 普萨的面目清秀,五官相对集中于面部中央,具有西域佛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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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塑佛立像,5-6世纪,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

佛像发髻为大波浪纹,面颊丰颐,曲眉秀目,高鼻纤口,双耳长垂。身穿通肩大衣,衣纹简洁流畅,衣质轻薄,有丝绸般质感。佛像既有佛教发源地古印度地区的艺术风采,也有当地传统艺术的特色,展现了中国古代佛造像早期发展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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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山西、陕西等地的泥塑造像异彩纷呈,将泥塑造像艺术推向顶峰;陕西等地的模制泥佛像刻画细腻精致,成为唐代中印文化交往的见证。

泥佛像-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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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印佛像是用泥、木、金属等模具压印泥团制成的。其制作习俗源自古印度地区,北魏时期传入中国,唐代制作较多。有的泥佛像样式仿自印度笈多时代的萨尔纳特风格,背面文字中也有“印度佛像”字样,是唐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物证。

唐代泥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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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欣赏(非国博藏品)

宋代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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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造像

南北朝以后,汉传佛造像逐渐脱离了古印度及中亚佛造像风格的影响,融入了更多的中华民族艺术特点。随着云冈、龙门、炳灵寺、麦积山等大批石窟寺的开凿,石雕造像成为佛造像主流,形成了以中原北方与以四川盆地为代表的南方两大风格体系。这些石雕造像完成了对外来艺术的吸收与融合,创造出全新的中国佛造像艺术,将中国佛造像带入新的阶段。

石窟寺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中国石窟寺开凿始于3世纪左右,兴盛于5至8世纪,最晚可到16世纪,主要分布在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青藏四大区域。各地石窟寺风格迥异,但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地域特色。石窟寺作为佛教传播的载体,其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融合,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重要见证。

国内主要石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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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佛坐像-北魏-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佛像为高肉髻,面形略长,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右侧衣缘敷搭于左臂上。造像面部流露出恬静而温和的表情,使人有亲切之感。此像源自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坐落在山西大同城西,于北魏时期高僧昙曜主持开凿,开创了中原地区石窟寺开凿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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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云冈石窟(上)

云冈石窟(下)

石雕佛半身像-北魏

佛像为高肉髻,面相清瘦,细颈削肩,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具有“秀骨清像”的特点。“秀骨清像”是魏晋南北卓期时期审美风潮的体现,借助清瘦飘逸的外表,体现出内在的智慧与慈祥,极具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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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天王立像-南北朝-四川成都万佛寺

天王佩戴高领护颈,身穿铠甲,双肩披帛,帛带系于胸前。天王造型丰腴挺秀,神情敦厚,犹如现实中的武将。万佛寺是四川成都著名古刹,始创于东汉延熹年间,梁武帝时称安浦寺,唐称净众寺,宋称净因寺,明称净因寺,俗称万佛寺或万福寺。从万佛寺这一俗称可知,当时寺内存有大量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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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石雕佛造像2200 多尊,其中有400多尊带有纪年,是了解北朝后期至唐代佛造像艺术发展轨迹的重要实物资料。造像为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其色泽光洁,石质细腻,便于雕刻者施展艺术才能。白石主要出产于今太行山沿线的北京房山、河北定州及河南安阳等地,古称白石、汉白玉。曲阳地区白石造像的长方形台座、覆莲座以及背光的样式与北朝金铜造像相似,显示了两种不同质地造像风格的相互影响。

观音菩萨立像-东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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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菩萨立像-东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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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观音菩萨立像-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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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立像-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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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观音菩萨立像-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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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菩萨坐像-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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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弟子立像-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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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多宝佛坐像-北齐

取材于《法华经·见宝塔品品》,据佛经记载,当释迦牟尼佛宣讲《法华经》时,多宝佛所坐的七宝佛塔自地涌出,多宝佛分半座给释迦牟尼佛,二佛结跏趺坐于塔中,共同宣讲经典。释迦多宝佛坐像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佛造像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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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处直墓门-五代,曲阳出土(国博藏品,古代中国展厅)

更多修德寺佛像精品请移步定州博物馆

定州博物馆-北朝佛陀

曲阳地区石雕艺术请移步:

石家庄-河北省博 曲阳石雕

石雕菩萨头像-唐,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

菩萨高束发髻,眉眼细长,高鼻小口,面相丰满圆润。头像雕刻得细腻传神,既有菩萨的端庄,又有唐代妇人的丰腴华贵之美,体现了唐代菩萨“美而不媚,丰满有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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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菩萨坐像-唐-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

菩萨颈佩项饰,上身斜系帛带,下身穿贴体长裙,呈游戏坐姿。造像为宽肩细腰,胸部与腹部微微隆起,显露出肌肤的丰腴柔润。菩萨坐像姿势优美,雕刻细腻,线条柔和,是盛唐时期石雕佛造像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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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月观音像(等比例3D打印)-宋-四川安岳毗卢洞

水月观音像为龛中主尊,右手置于膝上,左手撑于身侧,舒适惬意地坐于岩石座上,表现出一种悠闲、妩媚的神态,是宋代佛像雕塑的精品。

安岳位于四川中部,是成渝古道的要冲。石窟开凿兴盛于唐宋时期,卧佛院、圆觉洞、毗卢洞等地分布着较为重要的石刻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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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佛像

是佛造像艺术与中国传统木雕技艺融合而成,发挥精湛的雕刻技艺,以洗练、流畅的刀法,刻画出佛像动静流转的线条。唐宋时期,木雕佛像发展到顶峰,雕刻工艺精巧,注重形象塑造,造型端庄,凸显了佛像独特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宋代木雕菩萨像,突破了典籍仪轨的限制,追求美而不娇、端庄含蓄、朴素无华的自然之美,呈现出高雅和飘逸的艺术风格。

菩萨立像-宋元

菩萨面庞丰满圆润,细眉、直鼻、厚唇。身穿圆领上衣,左肩斜披帔帛,下身穿多褶长裙,立于莲花座上。此像身躯修长,体态健阔,神情沉静肃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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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菩萨坐像-宋

菩萨头戴高花冠,身披帔帛,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覆座垂地。裙腰结带,腰带饰宝珠花并自然垂落。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造像雕刻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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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菩萨坐像-宋金

菩萨面庞饱满圆润,表情凝重。宽肩阔胸,带有北方造像的浑朴之风。服饰具有一定的写实性,是宋代以后佛造像日趋世俗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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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少了宝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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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观音菩萨头像-宋

菩萨头戴贴金花蔓冠,冠正面中间置阿弥陀佛坐像。菩萨面庞丰润,神态慈祥,具有庄重高雅之美。宋代倡导含蓄内敛、趣味高雅的审美思想,佛像雕刻也注重突出这种艺术意境,通过神圣、庄重、高雅的形象传递出富含哲理、超凡脱俗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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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金漆观音菩萨坐像-明

菩萨头戴宝冠,颈佩璎珞,帔帛或斜搭肩部、沿臂而下,或斜系胸前,长裙的层次清晰,裙褶线条流畅。左手为支撑点,右足支撑在山石座上,左足踏莲台,游戏坐于山石座上。这种坐姿无拘无束,自在悠闲,极富生活情趣。随着佛教中国化程度的加深,佛造像艺术融入了更多的世俗情感和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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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菩萨坐像-明

菩萨头戴化佛宝冠,云髻高耸,发披两肩。面形圆润,弯眉秀眼,目光略向上仰望。上身斜贯帔帛,腰系长裙。造像呈现出柔和之美,是明代以后木雕佛像注重艺术化处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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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造像

佛教传入中国后,铜铸佛像随即兴起,一直持续至明清时期。小型金铜造像细腻精美,可随身携带;大型金铜造像华丽庄严,最高可达二十余米。特别是明代以后,随着冶铸技艺的发展,佛像铸造工艺精湛,装饰繁缛,体现了较高的铸造技艺和雕塑艺术水平。造像内容受到世俗化的影响,形式丰富多样,出现了布袋和尚、罗汉等写实性造像,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铜菩萨立像-隋(山东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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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布袋和尚坐像-明

布袋和尚的面庞丰腴,头大耳垂,满含笑意。右手持念珠左手执布袋,呈游戏坐姿。此类造像

常见于中国佛教寺院,也被称为大肚弥勒佛。布袋和尚是唐末3五代时期的神僧,又名“契此”,传说是弥勒佛的化身。北宋以后,弥勒佛常用布袋和尚的形象来表现这种富态的造型和愉悦的表情,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佛造像世俗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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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大势至菩萨坐像-明

菩萨头戴宝冠,冠正面中央饰有宝瓶。面阔圆润,双目低垂,神态端庄慈祥。胸前饰璎珞,帔帛覆肩,呈跏趺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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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铸佛立像-明

佛像左手上抬,右手施与愿印,跣足而立。佛侈象神情肃穆庄严,衣纹清晰,体现了较高的铁铸工艺水平。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已有铁铸佛像,唐宋时期已能铸造出精美的铁佛像,明代则是铁铸佛像发展的又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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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观音菩萨坐像-明

菩萨头戴宝冠,冠正面中央饰有坐佛。面相丰润,细眉长目,表情庄重而不失柔和。胸前饰璎珞,被帛覆肩,呈跏趺坐姿。菩萨头顶的观音巾遮掩发髻,这是明代流行的观音造型。明清以后,佛造像不再强调宗教的庄严性,而是融入了更多的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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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普贤菩萨坐像-明

普贤菩萨坐于白象身上,莲花座背面刻有题记。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的面相、装饰和坐姿都十分相似,完全遵循佛像量度的规定和日寸代审美的要求,表现了明清时期佛造像程式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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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不是六牙白象,而是四牙,还是比较奇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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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文殊菩萨坐像-明

文殊菩萨头戴宝冠,冠后是梳理整齐的高发髻,发辫垂于两肩。圆脸丰颊,双目低垂,肩臂披帔帛,胸前满饰璎珞,下身穿着长裙,坐于狮子身上。莲花座背面刻有题记。文殊菩萨的冠和璎珞样式与藏传佛造像的形式相似,可见明清时期汉传佛造像对新风格、新技艺的吸收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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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象的普贤菩萨(左)、骑狮的文殊菩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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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造像

随着佛教的发展,中国的陶瓷烧造技术也应用在佛造像上。陶瓷将佛像的“形”“意”之美与自身特点相融合,丰富了中国古代佛造像的内容。尤其是宋代以后随着制瓷业的发展,造型丰富、釉色各异的陶瓷佛造像也相继出现,陶瓷佛像、三彩佛像既是佛造像艺术的典范,也是当时陶瓷制作高超技艺的再现。

三彩菩萨坐像

菩萨手中持物,呈半跏趺坐姿,坐于狮子背上。三彩菩萨像体量较大,为上下分开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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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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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菩萨-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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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神兽称为“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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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造像

佛教传入西藏地区后,形成和发展为藏传佛教,主要流传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内蒙古、山西、河北、辽宁等地区。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藏传佛造像艺术不仅融汇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尼泊尔等地区艺术风格,还将汉传佛造像艺术的精华融入其中,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造像风格,是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印度地区

公元 1 世纪,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因受到希腊造像艺术的影响而创造了佛造像,这是古希腊与古印度文明交汇而诞生的雕塑艺术。此后,古印度地区佛造像出现了犍陀罗风格、秣菟罗风格、笈多风格和波罗风格。不同风格的佛造像艺术传入周边地区后,融入了当地的雕刻手法和审美情趣,形成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尼泊尔等明显地域风貌的造像。

斯瓦特地区造像

斯瓦特位于犍陀罗地区的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为优填国、乌苌、乌仗那。自6世纪起,斯瓦特地区的佛造像吸收了犍陀罗、笈多风格,又与中亚艺术相结合,形成了斯瓦特风格。这里的佛造像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斯瓦特风格。其造像立体感较强,注重细部刻画,尤以深束腰莲座和饱满、舒展的莲瓣为典型特征。

铜释迦牟尼佛-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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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释迦牟尼佛坐像-8世纪

佛像身穿通肩大衣,全身布满 U形衣纹,这是从犍陀罗写实性衣褶演变而来。方形台座两侧各有一蹲狮,亦源于犍陀罗台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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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弥勒菩萨坐像-9世纪

菩萨左手持净瓶,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上。此象的束腰莲座是典型的斯瓦特台座样式,其造型对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西部的佛造像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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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地区造像

克什米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西段,在中国古文献被称为迦湿弥罗、罽(jì)宾等。这里是古犍陀罗的一部分,曾是西北印度的佛教中心。该地造像源于犍陀罗风格,并受到笈多风格的影响。6世纪初,开始创立了本地风格的佛造像,7-8世纪,形成了克什米尔风格。克什米尔地区造像多以黄铜制作,眼、唇、白毫等部位用银、红铜装饰;多带有镂空状的头光和背光。台座呈矩形,饰以立柱式的隔栏或力士托举形象。

铜释迦牟尼佛坐像-7世纪

佛像脸部丰满,额间白毫明显,眼大而突出,是克什米尔地区造像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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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宝冠释迦牟尼佛坐像-11世纪

佛像的双目和白毫嵌银,身后为葫芦形镂空背光,是克什米尔地区佛造像的典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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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佛坐像-8世纪

佛像的矩形台座中间有一力士双手上抬,呈托举状,两侧伏卧双狮,是克什米尔地区造像的台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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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释迦牟尼佛坐像-9世纪

佛像双目嵌银,唇镶红铜,是克什米尔地区佛造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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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印度地区造像

公元8世纪以后,佛教仅在波罗王朝统治的东北部印度(今印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一带)地区流行,造像的内容与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的造像继承了笈多时代的秣菟罗和萨尔纳特风格,并融入了本地区和时代特色,形成了波罗风格。其造像姿态秀美,身材曲线流畅圆润,薄衣贴体,装饰华丽,对中国佛造像具有一定影响。

铜阿弥陀佛坐像-12世纪

莲座下为折角高须弥座,这种须弥座样式源于犍陀罗地区,后常见于东北印度地区造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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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毗卢佛坐像-11世纪

造像背拏(的正上方是金翅鸟,与肩平行的横梁上方各有一只摩羯,横梁下方是相背而立的狮羊,这是东北印度波罗风格中常见的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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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金刚萨埵-10世纪

金刚萨埵(duǒ)的身材曲线流畅圆润,薄衣贴体,仅在腿部刻画简单的服饰线条,继承了笈多造像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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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释迦牟尼佛坐像-12世纪

薄衣贴体与高莲座是东北印度波罗风格造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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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地区造像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就在今尼泊尔境内。造像主要继承笈多风格,多使用红铜,注重表现饱满的身躯,服饰以薄衣贴体为主,宝冠、白毫、璎珞等处多嵌宝石、绿松石。其风格对中国造像影响较大,在元代以后的佛造像上常有体现。

铜释迦牟尼佛坐像-11世纪

金刚宝座中间雕有地母证佛成道、摩罗阻止失败的场景,两侧为大象与护法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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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释迦牟尼佛立像-11世纪

袈裟轻薄贴体,仅在袈裟边缘饰以凸起的线条,这是尼泊尔地区造像对印度笈多风格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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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观音菩萨坐像-8世纪

菩萨身躯饱满,薄衣贴体,是尼泊尔地区佛造像的典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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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释迦牟尼佛坐像-12世纪

莲座的莲瓣大而铺地,莲瓣上刻画三道叶筋,这是尼泊尔造像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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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阿弥陀佛坐像-13世纪

须弥座正面中间垂坐毯,座下两侧为阿弥陀佛的孔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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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内蒙地区佛造像

藏传佛造像的地域特色和时代风格明显。11世纪以前,藏传佛造像主要以模仿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艺术风格为主,造像艺术呈现出多样化趋势。14 世纪以后,西藏本地造像风格逐渐形成,趋向于典雅、华丽的艺术之风。15一16世纪藏传佛造像艺术达到高峰,出现了藏西、藏中、藏东、蒙古、内陆等不同地域风格。17世纪以后,藏传佛造像的造型趋向简单化和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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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师造像

藏传佛教注重师承,祖师不仅为弟子开启修习之门,还对教授、弘扬佛法具有重要作用。他们是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杰出贡献的高僧,包括藏传佛教各派的创始人或是对本派教理教义和教法的形成、传播起过重要作用的高僧大德以及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和印度大成就者等。

祖师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造像都相对写实,呈现出祖师生前的面貌、体态、教派等特征。祖师造像多以坐像为主,造型端庄稳健,表情刚毅自持。匠师们以写实手法塑造了大量祖师造像,凸显了在人物塑造上的艺术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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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宫廷佛造像

明清时期,为满足朝廷布施与供奉的需要,宫廷制作了大量藏传佛造像,在明清佛造像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造像在藏传佛造像模式的基础上,融入汉地传统审美情趣和工艺特点,注重表现造像优美的造型,含蓄、温雅的神态,华丽的装饰,以及细腻的雕刻技法,呈现出汉藏合璧的艺术风格。

明代

明永乐、宣德年间,宫廷设置专门的造像机构“佛作”,制作藏传佛造像,被称为“永宣宫廷造像”或“永宣造像”。这些造像体态端庄,气质优雅,制作精细,融合了汉藏两种艺术因素,是藏传佛造像的典范之作。这些佛像主要由藏、汉工匠制作而成,其风格符合汉民族的审美观点,衣纹刻画精致,用繁复的璎珞、项饰和飘动的帔帛来掩盖裸露的躯体,使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服装衣褶的处理上。莲座上会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大明宣德年施”。

铜鎏金文殊菩萨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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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绿度母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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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观音菩萨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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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金刚萨埵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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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药师佛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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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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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宝冠释迦牟尼佛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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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金刚手菩萨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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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造像

明清两代均采用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清代统治者更把扶植藏传佛教作为治理蒙、藏的重要国策。自康熙年间始,清宫造办处尊奉皇帝旨意大量制作藏传佛造像,至乾隆年间达到顶峰,形成了清代宫廷造像风格。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制作的藏传佛造像保留了部分明永乐、宣德时期的造像风格,同时将西藏地区造像的工艺与材料运用到清宫造像上,使藏传佛造像的融合之风更加明显。

无量寿佛

面相秀美,头戴宝冠,斜披帔帛,双手结禅定印托宝瓶(已失),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无量寿佛是清宫中最重要的崇拜内容之一,代表了)人们对长寿延年的渴望以及对死后精神安详与幸福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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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身金刚持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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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迹文殊金刚佛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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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舞佛母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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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手持金刚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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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嬴延天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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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寿坐像

佛头戴宝冠,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莲座正面刻汉文佛名“南无吾量寿佛”,莲座上面刻藏文佛名和“大清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初)日诚”。四月初八是佛诞日,可见此像具有特殊意义。无量寿佛胎体厚重,造型端庄,工艺精湛,代表了清代金铜佛像制作的最高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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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欣赏洛阳博物馆藏珍品两件:

银鎏金六世班禅像-清  此像是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所作,通体为纯银质地,头冠、袈裟及莲座等处鎏金。莲座底部正中有大清乾隆年造的款式。六世班禅面容慈祥,略带微笑,身体叠跏趺坐,右手结说法印,左手结禅定印,衣着华丽,表面饰有錾刻的缠枝莲纹。六世班法名罗桑贝丹益西。他于乾隆45年(1780年)8月到达北京,参加乾隆皇帝70岁寿辰。11月初二圆寂于北京西黄寺。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要求内务府造办处,按照班禅大师生前容貌,做四件银胎鎏金造像,分四处供奉。洛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便是四件之一。这件精致庄严的银鎏金六世班禅造像,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和审美价值,也代表着清宫造办处造像的最高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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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观音-清  1973年由故宫博物院调拨,通高90厘米。这尊观音像面相方圆,衣纹流畅,神态悠然,左手置于身体一侧,右手放在右膝之上,装饰自然,表现的是观音菩萨在普陀珞珈山讲经说法的姿态,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尊男身观音像,这一点是比较罕见的,通过他的服饰及面部特征判断。应该是受到了南传佛教的影响。观音菩萨是我国佛教界信徒最为崇拜的菩萨,与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一起被称为四大菩萨。只见鎏金铜观音面容慈祥,线条流畅,装饰自然,姿态优美,神情悠然自得,而且这些造像体型较大,坐姿也较为罕见,极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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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重要事件:

汉代

·公元前2年,传大月氏王使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

·65年,楚王刘英信奉佛教,“尚浮屠之仁祠”。

·安息僧安世高到洛阳等地译经。

·月氏僧支娄迦谶至洛阳译经、传教。

·笮融在南方传播佛教、建立佛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康僧会在吴地译经、建造建初寺。

·朱士行西行至于阗求法。

·竺法护在长安、洛阳、敦煌等地译经。

·西域僧佛图澄到洛阳传教,后参与后赵的军政机要。

·西域僧鸠摩罗什等在长安译经。

·法显等人从长安出发到天竺求法,撰《佛国记》。

·慧远等在庐山东林寺结社念佛。

·446年,北魏太武帝下灭佛诏,焚毁经像。

·574年,北周武帝下诏禁断佛、道二教。

·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相继开凿。

隋唐五代时期

·隋文帝复兴佛教,敕各州立舍利塔。

·629年至645年,玄奘西行求法,著《大唐西域记》。

·641年,唐文成公主携带佛经、佛像入藏。

·753年,鉴真东渡到日本,传播佛法。

·838年至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

·842年至845年,唐武宗废佛。

·955年,后周世宗下令废佛。

·天台宗、三阶教、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宗派形成。

辽宋西夏金时期

·971年至983年,宋太祖命张从信在四川成都雕造《大藏经》。

·约1063年,《契丹藏》刊行。

·约1149年至1173年,《赵城金藏》雕造完成。

·1260年,元世祖封八思巴为国师。

·天台宗分为二派,禅宗、净土宗高度发展。

·藏传佛教再度兴起,逐步形成许多教派。

元明清时期

·1410年,永乐版《甘珠尔》在南京刊刻。

·1440年,《永乐北藏》完成雕印。

·1735年,《龙藏》着手刊行,经四年而成。

·1742年,藏文《佛说造像量度经》译成汉文。

·1772年,满文《大藏经》翻译刊刻,经十八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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