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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甲厂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东起泡子河东巷，西至抽屉胡同南与解放里相通，北与大羊毛胡同相通，因明朝在此设盔甲厂而获名。明时又称鞍辔局，是营造盔甲、铳炮、弓、矢、火药的地方。据《明实录》记载，盔甲厂制造、储藏盔甲、兵器、火药甚多。盔甲、王恭二厂“旧例每三年总记正造盔甲、铳炮等器一万七千余件”。万历二年(1574)，总督蓟辽都御史刘应节要求供给火器，工部一次就将盔甲厂储藏的铁佛郎机铳二千副，鸟铳四百副，夹把枪二千杆，并随用于铳、铝弹、火药、药线等拨给刘应节。万历三年(1575)，铸绐盔甲厂官印。由于盔甲厂储藏火药众多，事故常有发生。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城三大营官兵到盔甲厂领火药，监放内官臧朝、王权因旧火药结块，就命工匠用铁斧劈开。正劈时，突然火发，声若键雷，火药、火枪并射百步之外，臧朝和把总傅钟等十多位官员和李仲保等八十二名士兵当场烧死，厂内工匠和附近居民死伤者多不可稽，焚毁作坊五栋三十余间。事发之后，掌厂内监王忠、王权被捕入狱，军器局大使也夺俸二月。崇祯年间的一次大爆炸，不仅震塌许多房屋，制火药的大石碾被远抛于泡子河城墙下。清朝改为废炮库，属正蓝旗。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盔甲厂胡同。盔甲厂胡同是一条小胡同，但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元代，这一带是元大都南垣外护城河与通惠河之间的一片狭长空地。明永乐帝定都北京后，对元大都进行了改建，元大都城的南垣向南移出二里，并重新挖掘了护城河，这里原有的河道演化成“泡子河”，并由此风景独好：“前有长溪，后有广淀，高堞环其东，天台峙其北，两岸多高槐垂柳，空水澄鲜，林木明秀”。从明清两代来看，盔甲厂胡同素有书香文脉。到了清末，西风渐进，这里的文风更甚。1871年，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船板胡同开设蒙学馆，当时只有四名学生，课程以《圣经》、《四书》为主。经过几年的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在蒙学馆的基础上成立了“怀理书院”，设博学、备学、成美、蒙学诸馆（相当于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光绪十四年（1888年），怀理书院更名为“汇文书院”。因为学生的增多，汇文书院在附近的船板胡同、丁香胡同以及盔甲厂胡同一带盖起了德本斋、安德堂、德厚斋等一批校舍。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汇文书院大学部更名为汇文大学。 1919年，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潞河中学的前身）合并。次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也被并入。合并后的新大学初名“北京大学”，为避免与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相混淆，最后学校正式定名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是中国人熟知的司徒雷登。 当时，在盔甲厂胡同的校区（四院），是燕京大学从事教学活动的主要区域。曾在燕京大学女部上学的冰心，在《我的大学生涯》一文这样回忆：“有的功课是在男校上课，如哲学、教育学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在男校上课时，我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厂去。” 《燕京大学校史稿》里也收录了多位燕大早期学生对于盔甲厂校区的回忆：“最终男校虽分为八院（一度有九院），其实也只有作办公室、礼堂，食堂和课堂的一、二、四院有点规模，其余各院都是简陋旧式平房充作学生宿舍，院内每屋三四人到两人不等，它们分布在附近的胡同内，因为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旧式厕所，卫生条件是可以想象的差。”
当然，司徒雷登不愿意他的学校一直“蜗居”在如此分散且简陋的环境中。1921年，他筹款买下北京西郊前清的亲王赐园，并聘请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人们熟知的“燕园”。燕京大学迁往燕园后，盔甲厂校区留给当时的汇文中学、汇文小学使用。 盔甲厂胡同还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有段不解之缘，1935年夏，斯诺因为被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聘为自由投稿记者，遂辞去了燕大的教席，从海淀搬到城里，在盔甲厂胡同13号租了一处属于教会的四合院。1936年6月，斯诺从盔甲厂13号出发，“去西北采访红军及其领袖们。”当年10月底回到这里时，就开始写作《西行漫记》。1937年4月，他当时的妻子海伦从这里出发，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为《西行漫记》收集急需的材料，为她的《续西行漫记》采访、拍照。现在穿过北京站东街，往南走上七八米，再向右一拐，就能看到一座写着“中安宾馆”字样的建筑，宾馆的外墙上标注着《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写作地旧址，还挂有斯诺夫妇的照片。
当年在盔甲厂13号的小院中，斯诺夫妇夜以继日地誊写采访笔记，整理思路，开列大纲，就当一部杰作一点一点出现时，盔甲厂胡同发生了一起命案。 1937年1月8日清晨，内城东南角楼下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是一名年轻的白人女孩，她衣衫不整，肢体严重损坏，手腕上昂贵的手表指针正好停在午夜时分。经过调查，死者是斯诺夫妇的邻居、退休的英国前外交官倭讷的养女、19岁的帕梅拉·倭讷。 1937年的北平岌岌可危。日军已经步步紧逼，1937年初他们甚至在距紫禁城几公里的地方建起大本营。受雇的日本浪人在北平贩卖鸦片、寻衅滋事，随时都想寻找借口占领北平。 如果说生活在北平城中的外国侨民，此前还能对时局熟视无睹，但帕梅拉被谋杀的消息爆出后，恐惧不安在外侨中扩散开来。如前所述，“一战”前生活在北京的侨民多是传教士和外交人员，“一战”后许多因革命失去财产的白俄难民，因经济大萧条从欧美流落东方寻找淘金机会的无业游民和各种不法分子、瘾君子、妓女也随之而来。 东交民巷很快就容纳不了那么多外国侨民，于是这些落魄的外国人聚集到东交民巷东边，北起苏州胡同、南至内城南墙、西到崇文门一带的胡同中。他们在这里开廉价酒吧、低等的旅店、餐馆和窑子，藏污纳垢，无法无天，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恶土”。 斯诺夫妇居住的盔甲厂13号就距离“恶土”不远。这座四合院原是瑞典地质学家奈斯特龙博士的产业，奈斯特龙回国后，将它租给斯诺夫妇。海伦·斯诺其实并不喜欢这里，因为传说这宅子“闹鬼”，而且传说不远处的内城东南角楼里住着狐仙，因此也被称为“狐狸塔”。盔甲厂胡同“除了蝙蝠、燕子之外，空寂冷落，渺无人烟。”她在书中这样写道。可由于这里租金便宜——一个月只要10美元，斯诺夫妇还是住下了。
帕梅拉遇害的时候，斯诺正在没日没夜地写巨著《红星照耀中国》。突如其来的凶杀案，第一次让他们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海伦找到负责办案的英国警探谭礼士表示，凶杀案有可能是冲着他们俩来的。也许是国民党当局知道斯诺正在写《红星照耀中国》，因此派“蓝衣社”想干掉斯诺，让这本反映共产党的书胎死腹中。海伦甚至认为，她自己才是凶手的真正目标，蓝衣社想杀掉她来警告她的丈夫。不幸的是凶手误杀了她的邻居帕梅拉。但谭礼士觉得，帕梅拉之死并不像蓝衣社的风格——蓝衣社喜欢直接开枪崩头。 尽管警方否定了海伦的担心，但在随后的日子里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甚至晚上坐黄包车回家都尽量避开“狐狸塔”附近的林荫道，因为“帕梅拉·倭讷的尸体就是在那儿被发现的。”与之相比，斯诺倒是安之若素，他仍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直至1937年夏天，这本鸿篇巨制完成。 《红星照耀中国》完成之时，也正是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占领攻入北平之日，斯诺在南苑目睹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和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当月就加印了3次，销售量很快突破10万册。这本书第一次客观地告诉世界，中国的西北正在发生着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怎样的人？《红星照耀中国》不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更吸引了无数中国知识青年对延安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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