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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李斯篆书《琅琊台刻石》

 句咏 2024-03-29 发布于北京

五夫(夫字原下有两点为大夫合文)杨樛皇帝

图片曰金石刻尽始

图片皇帝所为也今

图片袭号而金石刻

图片词不称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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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于久远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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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嗣为之者不

图片称成功盛德丞

图片相臣斯臣去疾

图片御史夫(夫字原文下有两点为大夫合文)臣德昧

图片死言臣请具刻

图片诏书金石刻因

图片明白矣臣昧死

图片请制曰可

图片刻石高1.29米,宽0.67米,厚0.37米。存字13行86字。文字笔划接近石鼓文,用笔既雄浑又秀丽,结体圆劲,被推为小篆第一代表作。

书写者李斯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书迹存留的书法家,其书法被人们视为“小篆极则”。《琅琊台刻石》被清人杨守敬评价为“无上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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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台刻石》是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刻于秦代.在山东诸城琅琊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年巡游东地,登琅琊台时所立.刻石内容是对统一事业的赞颂,具有开国纪功的意义。秦二世东行郡县时又在石后增刻诏书。
全文载《史记·秦始皇帝本纪》。因历年久远现仅存13行,八十六字。刻文据传为李斯所书,用笔劲秀圆健,结体严谨工稳,是秦代小篆的代表作,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多次巡视全国,立石刻辞,以颂秦德。《琅琊台刻石》是传世最可信的石刻之一。
《琅琊台刻石》又称“二世诏文”。原秦始皇刻辞在宋苏轼为高密太守时已经不存在了。现遗存的刻石是秦二世元年所加刻辞。原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始皇颂诗”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轻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琊。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夫=杨缪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正,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全石,以为表经。”[5]
“二世诏书”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附注
①加框表示残石存字;=表示合文。
②清代严可均据残石认为原石上“始皇颂诗”的第二段所刻为“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缪”。
创作背景
《琅琊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所刻,后半部分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所刻。[1] 琅琊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驻地东南5千米处,三面临海,海拔183米。据《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于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前473年)攻灭吴国以后,为向北扩张以称霸中原,曾徙都于琅琊,并在琅琊筑台,建“望越楼”。[8]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郡县,南登琅琊,于琅琊台上刊刻《琅琊刻石》(前半部分),歌颂秦之功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为威服海内而效法秦始皇巡视郡县,东巡碣石、会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请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诏书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琅琊刻石》上加刻诏书(后半部分)。
艺术鉴赏
技法
书法上,《琅琊刻石》的线条圆润劲挺,在技法上与后世篆刻中的“冲刀法”更为接近。笔画线条上,总体粗细均匀,给人以圆浑厚重之感。具体而言,“大夫”二字为合文,或向两边斜向下书写,或作横画,到达两端后再延伸向下;“皇”字中“白”字上端先作短竖后向左右分开,或分开部分作平直状,或作斜直向下书写;“金”字的四点或均为直线向外斜出,或均是先纵向一段,接着向外平出,转折处为圆中带方;“也”字的下半部分的线条或先向左下后向右下,弧度较大,或直向下后转向右下,弧度较小。结体上,同一个字结体相同,均高长紧密端正,可谓法度谨严、雍容典雅、古厚圆浑,给人以古意盎然之感。

《琅琊刻石》拓片
作品评价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台》等碑是也。(《艺概·卷五·书概》)[10]
近代书法艺术家杨守敬:近有推此为宇内第一碑者,盖不信《石鼓》为周制耳。自《泰山刻石》毁于火,《芝罘刻石》沦于水,赢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卷一·琅玡台刻石》)[11]
近代书法家、篆刻家吴昌硕:琅琊石刻十二行为斯相的迹。二世诏书于会稽、泰山、碣石略同,惟前文异耳。古泽渊懿,具有典漠训诰遗意。斯相小篆仅存兹石。泰山毁于火,零落十字。会稽久佚,碣石出自抚本。此刻一发千钧,直如麟凤。(《吴昌硕谈艺录·秦琅琊台石刻》)
近代书法家康有为:①《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广艺舟双楫·卷二·体变第四》)[12] ②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扁。(《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13] ③《石鼓》为篆之宗,《琅琊台》《开母庙》辅之。(《广艺舟双楫·卷四·十六宗第十六》)④秦斯《琅玡石刻》茂密极矣。(《广艺舟双楫·卷六·论书绝句第二十七》)
历史传承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时任密州知州的苏轼登琅琊台时,始皇颂诗已泯灭,仅存二世诏书。其《书琅琊篆后》记曰:“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立石碑一座,将残存刻石镶嵌于碑上。清代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诸城知县程淓于碑石南面磨其迸裂痕,刻“长天一色”四字,署名而隐其姓。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诸城知县宫懋让见刻石裂,熔铁束之,得以不颓。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铁束散,刻石碎。其后,又有诸城知县毛澄筑亭覆之,加以保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遭雷击散失。民国十年(1921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诸城县视学王培祜等先后两次到琅琊台搜寻散碎石块,运至诸城经粘合修复后,移置诸城县署,并记录得石始末,有孟昭鸿、柯昌泗等刻跋。解放后,移置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移置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1992年10月,胶南市委员会、胶南市政府决定修复琅琊台,并延请当代书法家熊伯齐依《琅琊刻石》原文重篆,取青州墨青石镌刻,历时一年余,于1994年5月在琅琊台上立《重刻秦琅琊刻石碑》。碑高4.08米,底宽2米,中宽1.68米,上宽1米,厚0.9米。
此外,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东高要人何瑗玉摹刻有《清摹刻秦琅琊台碑》。碑高1.15米,宽0.83米,原置于广东肇庆七星岩,后移至广州六榕寺,1963年再迁置广州博物馆碑廊。碑以肇庆端砚石刻制,已从上而下斜折断为两半,未损文字。
版本信息
《琅琊刻石》流传于世的拓本大致有3种:
①原石本。即清初所传拓本,只有二世诏书12行,凡84字。清代学者阮元曾遣书佐至琅琊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五夫”二字,凡13行,86字。
②文勋摹本。北宋书法家文勋应苏轼之请摹写,曾摹刻入《澄清堂帖》(卷十一),后有苏轼《书琅琊篆后》。
③严可均写本。清代嘉庆十三年(1808年)八月,举人严可均据《史记》所载,仿家藏旧拓本式重写全文,字形大小悉依真迹。同治十一年(1872年),周昌富钩摹上石,每半页3行,每行4字,凡18页,后有周昌富、沈善登、吴云、严辰、顾恩来五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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