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经常问，最艰苦的时候，特别是长征转战过程中，我们后勤供给是怎么保障的？说起来很简单，一是从根据地带出来的；二是到当地市场上购买；三是每到一处都会打土豪充公加强后勤保障。有的地方待得时间比较长。打土豪时，我们留一些，给当地穷苦百姓分一些，然后发动群众，建立当地党组织、农会，分田地、扩红等，这样即使我们走了，只要留下几个骨干，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坚持斗争，我们就留下了革命的火种。有时地方待得时间比较较短，来不及发动群众，我们会将当地穷苦百姓召集起来，分一些浮财，宣传一些道理。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举措，这些当时坚持的细小工作，后来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多少年过去了，老百姓仍然念着红军的好，念着共产党的好。
红军每到一处，只要不是一接触就走的情况，我们都会在当地打土豪，因为这是我们后勤保障的重要来源。红六军团在转战过程中，阴差阳错地抓了英国传教士勃沙特，产生了一段传奇。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同时也将西方文化一股脑地塞进来，其中包括基督教。查尔斯·费尔克拉夫是英国众多中国的传教士中的一位。他于1907年回到故乡曼彻斯特。回去后，他到处做报告，宣传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年仅十岁的勃沙特听完报告后决心以查尔斯为榜样，“甚至在梦中，我都想着去中国。如果有一辆车开往中国，我会不顾一切地跳上车的。”勃沙特到20岁时，他向“基督教宣教组织中国内陆会”申请到中国传教，很快得到批准。他在伦敦训练基地培训了三个月。三个月后，勃沙特又参加了为期2年的医学基本知识和操作的培训。他被告知中国内陆缺医少药，在那里只有懂医才能保护好自己并且得到教徒的拥护。
1922年10月，勃沙特到达上海。他拥有了自己的中文名：薄复礼。短期适应训练后，薄复礼被教会分配到贵州传教。薄复礼后来十多年内一直在贵州各地传教。在此期间，他遇到从瑞士来中国传教的露西小姐，两人结婚后定居在贵州镇远的教堂。1934年9月下旬，在安顺创办教会学校的牧师阿尔伯特夫妇，邀请在贵州的外籍教会人员聚会。薄复礼夫妇应邀参加。回去的路上，他们应在旧州的海曼夫妇邀请，留在旧州共度9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10月1日清晨，薄复礼夫妇告别海曼夫妇踏上归程。没想到路上遇到了红六军团。很快，红六军团打下旧州，将海曼夫妇一家抓住。“当时，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共产党和红军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根据萧克将军回忆，当时红六军团转战50多天，伤、病兵日增，医药短缺，但传教士有可能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红六军团保卫局提出释放条件是他们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银元。
从人道主义出发，红六军团先无条件释放了露西小姐和海曼夫人及两个小孩子。因教会没有积极响应我们要求，我们出发时只好将薄复礼、海曼等人带上一起转移。红六军团在旧州的教堂里找到一张外国版本的贵州地图，当萧克拿到这张地图时是非常开心的，可惜摊开地图才发现全是洋文，根本看不懂。稍懂外语的干部同样看不懂。有人提醒，让那几个外国人来试试。萧克命人薄复礼找来。薄复礼认出文字是法文，他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成中文。薄复礼后来回忆对萧克的印象：“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萧克回忆说，他当时对传教士的印象不好，因为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但经过薄复礼翻译地图这一晚接触后，他的看法有了改观。
在与红军不断深入接触后，薄复礼慢慢发现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有很多独特之处。除了一路上受到优待外，他看到了一群理想主义者。光是跟上红军战士前进的脚步，薄复礼就已经疲于奔命。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极度疲惫的赶路之外，那些平日里默默行军、雕塑一般的战士们，还不放弃任何时间来学习。到驻地进行极为短暂的休整时，红军都会建立列宁室。所谓列宁室，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桩做桩，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薄复礼讶异的是，这群勤奋、肯吃苦的人，即便是最底层的士兵也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薄复礼眼中的红军，总处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境地，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乐观。薄复礼从没有在红军队伍中看到过赌博。红军新兵有抽鸦片的，但入伍不久，就会集中到一起戒烟。大约两个星期就戒掉了。1935年11月18日，海曼因为身体虚弱，被红军释放。1936年4月，薄复礼随同红六军团进入云南。4月12日，萧克告诉薄复礼:红军准备释放他！那一天，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薄复礼饯行。薄复礼回忆：萧将军说，你作为一个旅游者留在中国，我不反对，甚至可以允许你办学校，只要不欺骗学生和百姓，让他们信奉什么上帝，这是可以的。饭后，吴德峰问薄复礼到昆明需要多少银元，薄复礼提出要四块，吴德峰给了他十块。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行程达19000里。三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伦敦出版了以自己在红军队伍中经历为内容的《神灵之手》。
经多方确认，《神灵之手》是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他在书中对共产党的描述友善而客观。英国地方报告会的记录是这样描述的:勃沙特先生告诉我们，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讶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有的。1939年，薄复礼作为国际教会组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贵州盘县一带，直至1951年，薄复礼与妻子才被召回国。当夫妇俩要离开中国时，薄复礼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1984年，萧克到法国访问，特意委托中国大使馆的同志帮助寻找薄复礼。后获悉：薄复礼仍然健在，住在英国曼彻斯特。1988年，萧克托人带给薄复礼一本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的大型画册，并转告薄复礼：这就是你当年见到的那支军队的今天。1993年，薄复礼在英国去世，享年96岁。追忆往事的时候，他说：和红军在一起的那18个月，是他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我们用薄复礼被红六军团释放后到昆明后写的一首诗的部分作为本文收尾：感谢“被捕”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了世间的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重为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有意成为本公众号会员者请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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